【原文】
奉旨讯问曾静：你看了山西巡抚石麟奏折，供称“君臣一伦，情同父子，四海未尝有异，湖南民习浇漓，奸党犯罪，充发广西，往来通衢，布散流言，致使圣德声称，湮郁未洽”等语。夫“扶我则后，虐我则仇”，古有是语，朕于普天之下，一视同仁，湖南、山西之民，固皆抚之如子也。山西民俗醇良，感召天和，连年丰稔，无待朕之大加恩泽。湖南民俗浇悍，乖戾之气，上干天谴，以致浸间作，荒歉屡告。朕叠沛恩膏，所以子惠而抚绥者，不一而足，尚不得为抚我之后乎！朕揣山西之民，所以趋事赴功者，盖因圣祖仁皇帝六十余年深仁厚泽，浃髓沦肌，是以一遇国家公事，即输诚效力，踊跃争先，如此肫切。试问湖南之民，独不受圣祖六十余年之恩泽乎！即据曾静前供，圣祖宾天之时，亦尝哭泣尽哀，持服拜祭。夫既感圣祖之深恩，顾不念及朕躬乎！人情于亲戚朋友，素相契厚者，或闻其子孙有过失，则必曲为之掩护；或闻其子孙被谤议，则必力为之辨白。况于君臣之间乎！伊之于朕躬，万无忍于排斥之理，况以毫无影响之流言，不察真伪而便肆为诬蔑，敢行悖逆，尚得谓有人心者乎！伊既知君臣之伦，情同父子，今有人诬曾静之父有盗名，捏其母有淫行，曾静闻之，忍不与之辨乎？忍不察其言之虚实乎？抑不问其虚实，遽将其父母丑诋唾骂，且著书立说以扬播之乎！伊称往来奸党布散流言，被其煽惑。夫奸党充发往来之所，不止湖南一省也，即山西地方岂无此等逆党之流言！乃从无一人被其摇惑煽动者。独湖南奸民如曾静之辈，一闻奸徒之蜚语，即起叛逆之心，谓非其性与人殊者乎！且“抚我则后，虐我则仇”之语，亦非正论。
夫君臣、父子皆生民之大伦，父虽不慈其子，子不可不顺其亲；君即不抚其民，民不可不戴其后。所谓抚我则后，虐我则仇者，在人君以此自警则可耳，若良民必不忍存是心，唯奸民乃是以借其口。然人虽甚无良，亦断无有以抚为虐者，朕于湖广已实尽其抚民之道，而不意曾静辈犹视朕如仇也。至曾静蛊惑于华夷之辨，此盖因昔之历代人君，不能使中外一统，而自作此疆彼界之见耳。朕读洪武宝训，见明太祖时时以防民防边为念。盖明太祖本以元末奸民起事，恐人袭其故智，故汲汲以防民奸；其威德不足以抚有蒙古之众，故兢兢以防边患。
然终明之世，屡受蒙古之侵扰，费数万万之生民膏血，中国为之疲敝。而亡明者，即流民李自成也。自古圣人感人之道，惟有一诚，若存笼络防范之见，即非诚也。我以不诚待之，人亦以不诚应之，此一定之情理。是以明代之君，先有猜疑百姓之心，而不能视为一体，又何以得心悦诚服之效！先有畏惧蒙古之意，而不能视为一家，又何以成中外一统之规！虽当时蒙古之人，亦有入中国者，然皆闲散不足数之辈耳。若因此遂谓蒙古之人臣服于中国，则当时中国之人，亦有入蒙古者，是中国亦曾臣服于蒙古矣。至于我朝兴自东海，本非蒙古，向使明代之君果能以至诚之道，统御万方，使我朝倾心归往，则我朝入中国而代之，亦无解于篡窃之名矣。
乃我朝自太祖、太宗以来，浸昌浸炽；明代自万历、天启而后，浸微浸熄。明代久已非我朝之敌，彼自失天下于流民，上天眷佑我朝为中国主。世祖君临万邦，圣祖重熙累洽，合蒙古、中国一统之盛，并东南极边番彝诸部俱归版图，是从古中国之疆域，至今日而开廓。凡属生民皆当庆幸者，尚何中外，华夷之可言哉！曾静有何辨说？据实逐一供来。钦此。
【译文】奉皇上谕旨讯问曾静：你看了山西巡抚石麟的奏折后，供词中说了“君与臣之间的伦常关系，情深如同父子一般，四海天下没有不同的。湖南百姓习性强悍，乱贼奸党犯罪被充发广西，往来经过湖南通衢要道，散布流言蜚语，造成朝廷圣德声名阻塞郁结，不能遍布沾润”等言语。所谓“抚爱我的就是自己的君王，虐害我的就是自己的仇敌”，古时候便有这种说法。
朕对于普天之下的臣民，一视同仁，湖南、山西的庶民百姓，本来都是抚爱亲如子女一样。山西省百姓俗性醇厚善良，感动上天理气相和，连年五谷丰登，不需朕再多施恩德。湖南百姓习性浇薄强悍，乖张怨嗟之气，干冒上天而被谴责，招致灾患时时发作，荒歉屡屡降临。朕多次施加恩泽，像子女一样抚绥的百姓，不可尽举，还不能把朕视为抚爱自己的君王吗？朕揣量山西省的百姓，所以争先趋赴官府公差，是因为圣祖皇帝六十余年的深仁厚泽，已浸润于骨髓、肌朕之中，因此，一遇国家公事，都是献纳忠心，竭诚效力，踊跃争先，如此忠诚恳切。试问湖南的庶民百姓，就独自不曾蒙受圣祖皇帝六十余年的恩泽吗！
即使根据曾静前番供词中所说，圣祖皇帝归天之时，也曾经哭泣悲哀，持丧服跪拜祭奠。那么，既感念圣祖皇帝的深恩厚德，能不顾念到朕的身上吗！世间人情在亲戚朋友之间，素常是相互投契，而情义深厚，有的闻知其亲朋的子孙犯了过失，就必然曲意为他遮掩袒护；有的闻知其亲朋的子孙被人毁谤议论，就必然全力为他辨白解说。何况是君与臣之间的关系呢！你对于朕，绝对没有忍心于指责贬斥的道理，更何况是听了毫无根据的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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