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的流言蜚语，没有察辨真假便肆意诬蔑、毁谤，竟敢妄行悖逆之事，还能说有人的良心吗！
你既然知道君臣之间的伦理纲常，情深如父子关系，如今假使有人诬蔑曾静的父亲有盗窃的行为，有人捏造其母亲有淫秽的行为，曾静闻知后，能忍心不与他们辨说吗？能忍心不去察问流言的虚实真伪吗？或者是不察问其事的虚实，便将自己的父母亲诋毁唾骂一番，并且著书立说到处传扬吗？你说自己被往来湖南的乱贼奸党所散布的流言蜚语煽透迷惑，可奸党乱贼发配往来的地方，不止是湖南一省，即使是山西地方，岂能没有这等逆贼奸党的语言！但却从没有一个人被他们煽诱迷惑的，独有湖南的奸民如曾静之流，一听到乱贼奸党的流言蜚语，立即萌生叛逆之心，莫非其理性与常人不同吗？并且所谓的“抚爱我的就是自己的君王，虐害我的就是自己的仇敌”
这种说法，也不是正确的理论。君与臣、父与子的关系都是世间生民中大的伦理纲常，父亲虽然不慈爱自己的儿子，儿子不能不孝顺自己的父亲；君王即使不能抚爱自己的臣民，臣民不能不拥戴自己的君王。所谓“抚爱我的就是自己的君王，虐害我的就是自己的仇敌”
这句话对于做君王的来说，要以此自警自律就可以了。若是良善的百姓、必然不忍心存有这个想法，只有奸民才得能把它作为借口。然而世人再有不良善者，也断然不会有将抚绥作为虐害的。我对湖广等地已尽了抚爱化育的心愿，而不料想曾静之流竟视我如仇敌了。至于曾静被中原和边远夷狄各民族的辨别之说所诱惑，是因为往昔历代的君王，不能使中原和夷狄统一为一体，而自作这个区域那个地界的浅薄见解罢了。我曾读明代洪武皇帝的宝训，见明太祖时时以防护百姓、防护边患为自己的心念。
由于明太祖本是元朝末年由奸民起事而兴盛的，心中唯恐有人沿袭自己的老计谋，所以急切于防护奸民；由于明太祖声威德望不能抚绥蒙古部众，便小心谨慎防护于边患。然而明朝末年，多次遭受蒙古侵扰，耗费了数万万民间的财富，全国为此疲敝不堪，但灭亡明朝的，是流民李自成。自古圣贤之人感化别人的做法。只有一个诚字，如果存有笼络和防范之心，就是没有诚意。我既然以不诚对待别人，别人也以不诚回应于我，这是必然的情理。就以明朝的君王来说，先存有猜疑臣民之心，而不能视君王与臣民为一体，又怎能得到臣民心悦诚服的收效呢！先怀有畏惧蒙古之意，而不能视中原和近远各少数民族为一家，又怎能形成中原内外一统的规制呢！
虽然当时蒙古人也有来到中原的，但都是些不值一提的闲散之辈而已。如果因此便说蒙古人臣服于中原，那么当时中原之人，也有前往蒙古的，是中原人也曾经臣服于蒙古了。至于我朝，兴起于辽东海隅，本不是蒙古部族。假使过去明朝君王能以精诚至信的准则，统御海内四方，使我朝倾心归往，那么我朝入主中原而代之，也不会被理解为篡夺窃位的恶名了。我朝自太祖、太宗以来，愈益昌明炽盛；明朝自万历、天启以后，却是更加微弱熄灭。明朝早已不是我朝之敌，它自失天下于流民，是上天保佑我朝成为华夏君主。世祖皇帝君临万千邦国，圣祖皇帝累世升平昌盛，合蒙古、中原成为一统之国体，并东南极边远的番彝各部族都收归版图之内。自古以来，华夏中国的疆域，直到今日才这样开阔广大。凡是生民百姓都应当庆幸庆贺，还将什么中原内外、华夏与夷狄民族之分的言论可讲呢？曾静有什么辨说的话，要据实一一招供出来。钦此。
【原文】
曾静供：弥天重犯山野无知，于人事无一得通，自犯罪以来，只有惶恐战栗，万死待罪而已，更有何说可以分辨？今承高厚之恩，复降谕旨语问。反复细读，字字句句皆发从古圣贤所未发，义蕴精深弘博，已到至处极处。在弥天重犯实无一言可以分疏、解免其罪，但自计当初狂举之念，处处皆从不知圣德高深，错执人言起见。因念人之五伦，虽有人合、天合之分，其实皆本天而出，根性而具，所以圣人谓之达道。惟其谓之达道，所以通古今、遍四海而不异。五伦之中，又惟君臣、父子为更大。君臣虽从义生，而以人合；父子虽从仁出，而以天合。其实君臣之伦，大过父子之亲。盖以父则对子，其尊只在子一身之上；君乃天下万物之大父大母，其尊与天配，在万物之上，故五伦以君臣为首。而所以处之者，彼此有当然各尽之道，本不相期待。在君之职以天自处，所以一切寒暑怨咨有不屑计；而为臣为民者，一身之生杀，唯君所命，不敢以私怨生怼叛之心。虽圣人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两边平放，其实不相期待。臣之忠君，乃天命之自然，不是因君使臣以礼而后臣得事君以忠，所以朱子注云：“二者皆理之当然，各欲自尽而已。”玩“理之当然”四字，见得臣之忠君，原从天出，不是报答君恩。君加恩于臣，在臣固当忠君，即不加恩于臣，而臣亦当忠。诚如圣谕所示：“父虽不滋其子，子不可不顺其亲；君即不抚其民，民不可不戴其后。”
盖臣之忠君，乃天命之当然，所性之自然，岂计君恩之轻重哉！试看文王遭纣之昏乱而不改小心服事之节，圣人称为至德。曾子作《大学》传，释“止至善”章，引文王作榜样，以为止善之极则，曰：“为人臣，止于敬”，而不及汤武者，正为此个缘故。今谕旨谓“抚我则后，虐我则仇”非正论，正合文王、孔、曾之旨。盖“抚我则后，虐我则仇”，乃武王将伐纣而誓师之权词。汤武之事，本非圣人之得己，但所遇之时不同，究其极而仍合于义耳。初非其所乐为，而可以为法于天下后世也。故必有汤武之至德深仁，而又遇桀纣之昏乱失德，以汤武而遇桀纣，又要看天命，验民心，方可行得。然在圣人心中，终是不满，终不免以此为惭，岂后世莽、操等所得借口乎！盖圣人处此，只为常经到此穿绝，理势不得不变，所以就时地上裁制，不得已而为古今之通义，以持续天理耳。故此一种道理，非大圣人不能用。所以圣人说个未可与权，虚悬此理于天地间，而未敢轻以许人耳。今我皇上因父子之亲则剖析分示，推出此理，兼使弥天重犯得以闻所末闻，此诚不幸中之大幸事也。
【译文】曾静供道：“我这弥天重犯本是山野无知之人，对人情事理没有一件能够通达的，自从获罪以来，只有战栗惶恐，等待以万死之刑抵罪而已，又有什么话可以分辩？今日承蒙我皇上高厚的恩德，再次降谕旨讯问。反复细读旨意，字字句句讲得都是古代圣贤所未曾阐发过的道理，内中义旨蕴含精深弘博，已达到最高最广的境界。对我这弥天重犯来讲，实在没有一言一语可以分疏，解免自己的罪过。但自己思量当初的狂妄举动，处处都是因为不了解皇上圣德高深，错听信别人流言而引起的。论说人间的五种伦常，虽有合于人性合于天理的分别，其实都出自于本来的天性，是人的根本性理所应具备的。所以圣贤认为这是达道。只有其认为达道，因此贯通古今，遍传四海而没有差异。五伦当中，又只有君臣、父子的伦常为更大。君与臣的关系虽然生自于义理，而合于人性；父与子的关系虽然出自仁德，而合于天理。其实君臣之伦理，超过了父子的亲情。父亲对自己的儿子，其尊贵只在儿子一人之上。君王本是天下万物的大父大母，其尊贵与上天齐配，在万物之上。所以五伦中以君臣的关系为首要，而各自处于不同的地位，彼此都有自己应当尽的职责，原本不能互相期待。居君王的职位以天子自处，世间一切寒暑怨咨不屑于计较，而为臣为民的，自身的生杀命运，只有君王的命令所能决定，不敢因私念而生怨恨叛逆之心。虽然圣贤说过：“君王差使下臣要以礼相待，下臣侍奉君王要报以忠心。”
两边似乎平等，其实不可互相期待。为臣的忠于君王，是天命的自然之理，不是因为君王差使下臣以礼相待之后，下臣再侍奉君王报以忠心，所以朱熹注疏说：“二者皆是天理当然之事，各应该尽到自己的职责罢了。”
推究“天理当然”这四个字，可见得下臣效忠于君王，原就出自于天理，不是为了报答君恩。君王施加恩德于下臣，做下臣的固然应当效忠君王，但即使君王不施加恩德于下臣，下臣也应当效忠于君王，就如皇上圣谕所说的：“父亲虽然不慈爱自己的儿子，儿子不能不孝顺自己的父亲；君王即使不能抚爱自己的臣民，臣民不能不拥戴自己的君王。”
这下臣的效忠君王，本是天命的当然之理，又是人性的自然之理，岂能计较君王恩德的轻重呢！试看周文王遭到殷纣王昏乱对待时而不改小心服侍的事例，圣贤将它称赞为至德。曾子作《大学》传注，在“止至善”一章的注释中，引用周文王的事例作榜样，认为是达到了善行的极点。他说：“作为人臣，要做到恭敬忠诚。”世间凡是不如商汤、周武王德行的，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如今皇上谕旨说：“抚爱我的就是自己的君王，虐害我的就是自己的仇敌。”
这句话并非正确的理论，这正符合周文王、孔子、曾子言行的意旨。所谓“抚爱我的就是自己的君王，虐害我的就是自己的仇敌”，本是周武王准备讨伐殷纣王时誓师的权宜之词。商汤、周武王讨伐夏桀、殷纣王，本不是圣贤认为可行之事，但他们遇到的时机不同，，推究其根源仍然是合乎于义理而已。当初也并非他们乐于要做此事，而认为可以效法于天下后世的，所以必然要有商汤、周武王的至德深仁，而又遇上夏桀、商封王的昏乱失德，即使象商汤、周武王而遇上夏桀、商纣王，又要看天命，验人心，才可行得犯上讨伐之事。然而，圣贤心中，到底是不满意这种行为，始终难免以此而惭愧，岂能是后世王莽、曹操之辈所得到的借口！因为圣贤当时的处境是正常的，经义到此已经穷绝，事理的趋势不得不变化，所以就顺其天时地利时对昏君实施裁制，不得已而为，以使古今的通义接续上天理罢了。因此，这种道理，不是大圣大贤的人不能应用。所以圣贤对此也没有说个可否，空悬此理于天地间，而不敢轻易许上学用而已。如今我皇上因父子的亲情而剖析分示，推论出这个道理，也使我这弥天重犯闻知了从没有听说的事理，这真是不幸中的大幸。
【原文】
因回思我皇上子惠元元，尽六合而皆然，所以抚绥我辈赤子者，本元间于山西、湖广，而山西之民醇良，湖广民俗浇悍，几烦圣虑，叠沛皇恩，以尽抚我之道。今圣德谦光，圣教诚笃，深仁厚泽，归美圣祖。于此见湖南之民，不唯沐我皇上之深恩，当思忠顺，以事其上，即推想圣祖至德，亦无不当输诚尽分以竭其忠。
况为民当身正义，处覆冒之下，既食毛而践土，君即不抚其民，民不可不仰戴其君者乎！思量到此，弥天重犯虽粉身碎骨，不足以偿万剐之罪，更有何说可以解脱！况弥天重犯既知感圣祖之深恩而持服尽哀，独不思推圣祖大德于我皇上而思忠孝顺？今明旨诘问及此，虽木石亦当动心，况弥天重犯身带血气，有不割肝泣泪者乎！所痛恨者，只为自居山谷，我皇上御极初年，大德尚未遍洽，即为奸言先入，以此递递叠闻，遂尔步步生疑。唯其有元年之流谤在心，是以后此之谣传得以入耳。而奸党造谤之大，皆与圣祖皇帝为仇为敌之事。以弥天重犯当日看得君父之伦重大，痛当身受圣祖皇帝四十余年抚绥之恩，吃紧此义，不觉透骨彻髓，只思报效于圣祖，思为圣祖皇帝之忠民义士，于义合当为圣祖皇帝舍身致死，以是妄萌悖逆之念，甘蹈赤族之诛而不辞耳。即谓惑于吕留良之悖论，在当时尚属第二、第三义。逆书虽有其说，然亦是看得君父之伦重，故以是劝岳钟琪耳。其实多为感圣祖皇帝之深恩大德起念，所以圣祖宾天，弥天重犯持服尽哀，发于至性。在当时悲思，竟有不堪对人者，每暗地流涕拭泪，在己亦不自知其何以至是。原无意于人知，以为忠孝是读书人本分事，为各人自尽之道，岂敢希冀人知！一著人知之念，即为伪矣。尚得有忠孝乎！
【译文】现在回忆思想我皇上爱民如子，四方天下都是一样，对我们赤子百姓抚爱安绥，本来就不分山西、湖广，而山西百姓民风醇厚良善，湖广百姓民俗浇薄强悍，多次烦劳皇上圣虑忧念，屡屡施沛皇恩厚德，以尽抚爱百姓的懿行。
如今我皇上圣德谦光，圣孝诚笃，深仁厚泽，都归美于圣祖皇帝。于此可见湖南的百姓，不仅是沐受我皇上的深恩，应当思量忠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