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军需，以及特恩赏赐等，共需花费几百万两银子，一律动用国库开支，丝毫不准向百姓征收，以防扰害百姓。征收赋税向来都有定额，国库和皇室内库的库藏减免和动用如此之多，没有一点吝惜，竟然说朕贪财，难道有这个道理吗？
只是因为从前贪官恶吏祸国殃民，即使把他们处以极刑，也不足以抵得上他们的罪恶。但是不加教育而杀掉他们，朕心中实在有些不忍，所以宽大处理免去死罪，这已经是很大的恩惠了。如果又听任他们把贪婪得来的财物养肥自己身家以及留给子孙，那么国法何在？人心如何以此为戒？况且对犯法的人原来就有抄没家产的定例，所以要把奇贪极酷的官员，照例抄没家产，以申国法，以惩贪污。并且使后来做官的人，知道赃私的东西不能侵吞归己，否则无益有害，而使他们不敢重蹈覆辙，努力去作一个廉洁官吏。这是朕为了爱护百姓、整饬吏治的措施，如今竟被作为贪财而进行诽谤。岂有朕不吝惜千百万两的库金，反而去贪这些微小的赃物吗？
至于下属官吏亏空赋税钱粮，有责令上司分赔的原因，是因为上司和所属吏员，往往有通同作弊侵吞，或者包庇宽容的邪风。如果不追究他的责任，则上司便不肯尽力监督手下的办事官吏，而侵吞公款贪污盗窃的歪风也没办法制止。所以才设立这种惩办方法，以劝戒警告他们。等到将来上官都能认真监督下属，下属都知道廉洁奉公，朕自有新的措施。如果因为这一点，便诽谤朕是贪财的人，这实在是井底之蛙的见解，怎能知道政治手段的高深博大啊！
至于逆书又攻击朕生性好杀。朕的本性是最仁慈的，不但不肯随便惩罚一人，即使在走路时，草木蝼蚁，也都不肯去践踏伤害。自即位以来，时刻以谨慎用刑为宗旨。各省上报的犯人口供文书以及法司定罪的意见，朕总是反复阅看，往往看二三遍。每遇到死刑重犯的案件，如果从中可以找出他一线生机之路，朕心中总是十分愉快。如果稍有可疑之处，一定和大臣们仔细商量推详，务必求得判刑公平适当。
六年以来，每逢秋季判决死刑犯时，有四次下谕停止执行，而在朝廷内讨论暂缓处决的犯人时，朕又降旨，考察其中罪行稍轻的，命令可以不杀。其被正法和勾决的犯人，都是大逆大恶，法律上万万难以宽大的人。天地的规律是春生秋杀，尧舜的政治，是把刑法当作教育的辅助工具。朕治理天下，本来不肯以妇人般的小恩小惠，而废弛三尺刑法。但是对判刑都要从轻处着想，朕心中是慎之又慎的，唯恐因一时的疏忽大意，致使产生一丝一毫冤屈的情况。不但对于死罪重刑是这样，即使判杖打的，也不肯随意加到无罪的人身上。每天都告诫司法官员和各省地方官吏等人，要以体恤百姓处理公正为第一要紧的事。现在逆贼说朕生性好杀，怎么和朕的存心以及实行的政治相差得那么远呢？
【原文】
又逆书谓朕为酗酒，夫酒醴之设，圣贤不废。古称尧千钟，舜百，《论语》称孔子惟酒无量，是饮酒原无损于圣德，不必讳言。但朕之不饮，出自天性，并非强致。而然前年提督路振扬来京陛见。一日忽奏云：“臣在京许久，每日进见，仰瞻天颜，全不似饮酒者，何以臣在外任，有传闻皇上饮酒之说。”
朕因路振扬之奏，始知外闻有此浮言，为之一笑。今逆贼酗酒之谤，即此类也。又逆书谓朕为淫色。朕在藩邸，即清心寡欲，自幼性情不好色欲。即位以后，宫人甚少。朕常自谓天下人不好色，未有如朕者。远色二字，朕实可以自信，而诸王大臣近侍等，亦共知之。今乃谤为好色，不知所好者何色？所宠者何人？在逆贼既造流言，岂无耳目，而乃信口讥评耶！
又逆书谓朕为怀疑诛忠。朕之待人，无一事不开诚布公，无一处不推心置腹，胸中有所欲言，必尽吐而后快，从无逆诈，亿不信之事。其待大臣也，实视为心膂股肱，联络一体，日日以至诚训诲臣工。今诸臣亦咸喻朕心有感孚之意。至于年羹尧、鄂伦岱、阿尔松阿则朕之所诛戮者也。年羹尧受皇考及朕深恩，忍于背负，胸怀不轨，几欲叛逆。其贪酷狂肆之罪，经大臣等参奏九十二条，揆以国法，应置极刑。而朕犹念其西藏、青海之功，从宽令其自尽；其父兄俱未处分，其子之发遣远方者，今已开恩赦回矣。
鄂伦岱、阿灵阿实奸党之渠魁。伊等之意，竟将东宫废立之权，俨若可以操之于己。当阿其那恶迹败露之时，皇考审询伊之太监，比将鄂伦岱、阿灵阿同恶共济之处，一一供出，荷蒙皇考宽宥之恩，不加诛灭。而伊等并不感戴悔过，毫无畏惧，愈加亲密，鄂伦岱仍敢强横踞傲，故意触犯皇考之怒。当圣躬高年颐养之时，为此忿懑恚恨，臣工莫不切齿。阿灵阿罪大恶极，早伏冥诛。伊子阿尔松阿，仿效伊父之行，更为狡狯。朕犹念其为勋戚之后，冀其洗心涤虑，以盖前愆，特加任用，并令管理刑部事务。而伊逆心未改，故智复萌，颠倒是非，紊乱法律。一日审理刑名，将两造之人，用三木各夹一足，闻者皆为骇异。
又与鄂伦岱同在乾清门，将朕所降谕旨掷之于地，其他狂悖妄乱之处，不可殚述。朕犹不忍加诛，特命发往奉天居住，使之解散其党羽，尚可曲为保全，岂料二人到彼全无悔悟之念，但怀怨望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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