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及集镇乡村，差不多都是片瓦不存，眼看已到了惨不忍睹的地步，自从有人类以来，所受离乱之苦，没有比这时更甚的了。
议论的人却不想想这种情况，错误地引用三代和春秋盛世的情况来相比，为什么会这样荒谬无理呢？况且本朝太祖，创业于东海，以道德仁义之心为根本，并没有夺取明朝天下的想法。到太宗皇帝即位后，政治、教化都走上正规，仁德的声名，传播于四海。这时候，曾经领兵进入关内，巡视地方直到山东临清，并且在明朝京师周围巡视一圈，还在南苑打猎，希望能和明朝化解怨恨，罢兵安民。而明朝的君臣，对此事竟然不闻不问，于是太宗只好率兵回转东北，那时明朝已弱到不能放出一箭的地步。
当时如果存有一毫取天下的心思，夺取明朝的江山真是易如反掌，又何必等流寇攻陷京师，崇祯皇帝以身殉国，明朝国祚已绝，明朝皇位已换主，应请求去除流寇的动乱，才兴兵点将入关吗？就拿这个例子来说，比较起周武王大会诸侯于孟津，率兵观政于商朝，希望用压力使纣王悔罪恶的做法，心事更加光明正大，表里没有一点可指责的地方。况且入关后，只一仗便击败了李自成二十万兵马，如同摧枯拉朽一样，使他望风逃窜，我军席卷长驱，扫清了海内，拯救了亿万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当时普天下百姓依赖我朝，如像跳出深渊，见到父母一样。由于这种情况，世祖章皇帝才决定建立政权广施仁爱，而登上统一中国的皇帝之位。而普天下感恩戴德的，不仅是明朝的君臣因我朝为他们雪耻复仇，感到结草衔环也无法报答；而更大的是为我国亿万生灵救死育生，其大德深恩，直可说是天高地厚一样了。
【原文】
由此观之，在昔汤、武为夏、商诸侯，虽以仁兴，而君臣一伦犹不能脱然无憾。所以当时成汤不免有惭德，武庚不免以殷叛。岂若我朝之有天下也，得于流贼李自成之手，视商、周之得统更名正而言顺。
明臣、汉人，当时皆乐为效力致死乎。是春秋之吴、楚以夷狄之心，肆夷锹之行，蔑视诸夏礼乐文明之治，而来僭乱之。我朝以仁义之心，行仁义之政，不忍中国之生灵涂炭，而来抚绥之。一是为乱于至治之世，一是敷治于极乱之时，所谓不惟如方圆体度之不相合，竟脱然如寒暑昼夜之相反者此也。使圣人而在今日，其作《春秋》也所以大褒予于我朝者，当如何深切著明可知矣。盖圣人与天合德，天大无外，圣人之心亦无外，稍有一毫有外之心，即不能合天心，又何又为圣人。所以圣人判事，至虚至平，胸无一毫成见定义。原视天视民以定义。而天之于民，实无常亲，惟德是亲。今我朝不折一矢，不伤一众，不待年而成帝业。到今幅员之广，与天同大，享年之永，与天同久。承承继继，笃生圣人，愈远愈大，弥久弥光，四海升平，万国咸宁，此岂人力所能与？乃民之食德者厚，以至皇天亡眷顾者深，所以至是。圣人又何事违天拂民，而有彼此之间哉！故谓《春秋》大旨在谨华夷之辩则可。若概引《春秋》之例，以抵当我朝之盛，则罔诬圣人作经之旨，为大不可。谓圣人许管仲之仁，其功在于摈吴、楚则可，若妄以吴、楚例今日，则是非颠倒，害道害义，为大不可。是《春秋》不惟无碍于我朝，而我朝竟深有契于圣人之心，大有光于《春秋》之义旨也。审矣。
【译文】
从这来看，过去汤王、武王是夏、商两朝的诸侯，虽然靠着仁德而建立了国家，而不能摆脱以臣子夺去君主王位这一事实，因而有违伦常而感到遗憾。所以成汤不免有惭于德行，武庚不免以是殷纣王的儿子而叛乱周朝。这岂能像我朝得天下于流寇李自成之手，用商、周来相比，我朝得天下更为名正言顺，所以明朝的臣子和汉族人，都乐意为我朝尽力效死。至于春秋时代的吴、楚两国，是怀着夷狄之心，逞着夷狄的不讲道德行为，蔑视中原的礼乐文明的统治，僭号称王，兴兵扰乱中原；而我朝以仁义的心胸，实行仁义的政治，不忍中国百姓生命涂炭，才来救援抚育他们。
吴、楚是作乱于太平盛世，我朝则是为了创造太平于天下大乱之时。这两种不同情况，不仅像方和圆一样体形完全不同，而竟然和寒与暑、昼与夜恰好相反一样。假使孔圣人活在今天，他所作的《春秋》，一定会大大地表彰我朝，应当如何来深切说明，看看以上对比便很清楚了。因为圣人的心和上天的道德是一致的，上天是公正得没有一点私心偏见的，圣人的心也是没有一点私心偏见的，稍有一点私心偏见，便不能合乎天心，也怎么能算得上圣人呢？所以圣人对事物的看法，是非常虚心和公平的，心中不存在一点成见定义，是根据天意民情而才能答出定义。
而上天对于人民，也不是永远亲爱一个地方，只有依据德行来相亲。如今我朝不费一弓一箭，不伤一个人，不到一年便建成帝业；到现在国家疆域之广，与天同大；享受皇位之长，与天同久。一代代继承，连续出生圣人，传得愈远愈伟大，愈久愈加光辉，四海升平，万国安宁，这岂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吗？乃是我国百姓受到恩德特厚，以至上天眷顾爱护得也就特深，所以才能够达到这样地步。又有什么事可以上背天意下违民情，而硬要划分彼此呀！
所以说《春秋》的主旨，在于谨慎辨别华夷的区别则可以；如果一概引用《春秋》中的例子，用以来诋毁我朝的盛世，那么实在是诬蔑圣人作经书的原意，是大不可的事。如果说圣人赞许管仲的仁德，他的功劳在于排斥吴、越则可以说；如果错误地把吴、楚来比今天，则是非就完全颠倒，伤害了道义，则是大不可的事。据此，《春秋》不但对我朝没有什么妨碍，而是我朝的立国竟然深符于圣人的心，并发扬光大了《春秋》的主旨，这是可以肯定的。
【原文】
盖我朝自太祖高皇帝神武盖世，开创帝基；太宗文皇帝弘继体之业，统一诸国；世祖章皇帝建极绥猷，抚临中外；圣祖仁皇帝圣德神功，遍及薄海内外，久道化成，沦肌浃髓，更为超越前古，业隆万世。可见皇天笃爱之至，非三代以下所及，即极之虞、夏、商、周，天运初开，太和极隆之会，亦罕有此圣圣相承，绵绵无间之盛。况我当今皇帝，尤圣神文武，时中变化，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恢弘前烈，更有光于圣祖仁皇帝者哉。故其治效化功之显烁于两间者，已极礼明乐备之盛，而其验实亦已至于海晏而河清，特以治德渊微，圣学深，山陬海之间，间有不能与闻其大者，实因初潜藩邸，韬尧养晦，无求无欲，研经味道，以尽己性分之固有，职分之当，为未尝稍露一声光于人间，所以龙德中正，不惟非天下所得知，并非在廷诸臣所能识。
惟我圣祖仁皇帝，聪明天纵，本父子之亲，以圣知圣，早知人品贵重，蕴蓄美富，为能聪明睿智足以有临。然亦以是存亡于心，而不肯扬之于众。直至圣躬不豫而大渐，委以南郊大礼，从方知我皇上至德天全，圣学性安，久为圣祖皇帝所深契。而于此尤可以见圣祖皇帝之揆道精义，传子即以传贤，并二帝，兼三王，而适于中者，迈百王而首出矣。所以当我皇上御极之初，一切政治，天下皆莫能仰测高厚之所由出。加以阿其那、塞思黑等，久蓄奸谋，散布流言于外，以致盛德至善，不能骤得遍闻于穷乡远鄙者，斯亦事理之所必有。
岂知我皇上渊衷至仁，天性至孝，发虑至诚，修已至敬；而造德之纯熟，学问之渊深，历练之缜密，处事之精详，则又一理浑然，泛应由当。举凡之于政刑，见之于德礼者，既无一处不知之极其精，复无一事不处之极其当。神明尽智，化裁尽变，推行尽通，深仁大德，际天蟠地。究其归，皆因物付物，初未尝稍存一毫成见于未事之先。是以身虽至劳至苦，无一时一刻不以爱养天下苍生为事。凡可以利济斯民者，思无不到，到无不行，行无不实。自朝至暮，一日万机，目不停视，手不停批，不遑宁处，而心实至安至逸。常如明鉴、如止水，万物之过其前者，妍媸自然必露，而不容掩。今试于荡荡难名中，而以管窥及者略举其万一。如明王奉若天道，大义本于天经，自二帝三王唱和而后，后世人主皆以国家行政出治，生杀予夺，权由己制，竟不知大君之上，更有天焉，不可违也。
【译文】
我朝自从太祖高皇帝以神圣的武功，开创了基业；太宗文皇帝继续发扬光大，统一了中国全境；世祖章皇帝建立治国大政，安定了中外；圣祖仁皇帝仁德、武功，遍及全国内外，普施仁德教化百姓，恩惠深厚深入肌髓，更是超过了上古前朝，帝业的兴隆光耀万世。可见上天对我朝的厚爱已极，是三代以下各朝难以比得上的，即使追溯到虞、夏、商、周，秉承天运建立最早的几个朝代，帝业极隆的太平盛世，也罕有我朝这样连续出现英明圣主继承帝业、绵绵不绝的盛况。何况我朝当今皇上，尤其圣神文武，这时的变化，比之天地化育一切也不为过；恩德泽及万物而无一遗漏，弘扬先皇的政教，使圣祖仁皇帝的未竟事业更加光辉。所以其治理国家教化百姓的功勋显耀于二者之间，已经达到礼乐文明极盛的顶点，而其治理的效验也由海清河晏来得到了证明。
至于当今皇上治理国家的才德深厚精妙，学识更是渊博高深。而远居山角海滨的人，或许有不知道皇上功绩之大者，这是因为皇上还是藩王的时候，才能深藏不愿显露，既不求名声也没有什么欲望，终日研读经书修养道德，以尽力符合自己的个性和藩王的身分，从未尝想显露一下自己于世间。所以圣人的道德十分纯正，不仅不是天下百姓所能晓得的，就是朝廷内的各位大臣也很难知道。只有圣祖仁皇帝，天赋予他聪明，又与当今皇上是父子关系，所以能以圣人的眼光认识圣人，早已知道当今皇上人品贵重，胸中蕴藏着雄才大略，能够用其聪明睿智做一个英明的君主，但是也只是默记于心而不肯传扬出去。
直到圣祖健康不佳处于病危之时，才委托当今皇上代替主持南郊祭天大典，于是众大臣才知当今皇上仁德天授，学识性情稳重，已久为圣祖所深深注意了。由此可见圣祖皇帝处理大事的深刻意义，传位于儿子就是要传给贤明的人，其英明识见可以说兼有尧、舜二帝，夏、商、周三王的美德于一身，而超过了后世的百王之上。所以当今皇上自登基之初，实行的一切政治，天下人都难懂得这些英明高深的做法是从哪里来的，加之阿其那和塞思黑等人，久已心怀夺位的奸谋，所以在外散布流言诽语，以至当今皇上的盛德和善政，不能很快地传遍于国内远僻山乡，这也是事理的必然。如何能知道我皇上宽厚的心胸非常仁德，天生的性格极为孝顺，考虑问题本着诚心，修养自身要求严格慎重；而对道德运用的纯熟，学问的渊深广博，遇事思考的缜密，处理问题的精详，则又浑然一体，各方面应付得都十分妥贴。
比如施行的政策和刑律，用道德礼义去观察，既没一个地方知道得不够精详，又没有一件事处理得不是极其妥当；智慧英明到极点，教化百姓使之道德一新，推行的善政通行全国；其深仁大德，真是顶天立地呀。追究其功绩的根源，在于根据不同的事物给以不同的办法去解决，并没有存在一点成见于处理事情之前。所以皇上虽然至劳至苦，也没有一时一刻不以爱护养育天下百姓为目的。凡是有利于百姓的事，没有不想到的，想到的没有不实行的，实行没有不扎扎实实达到目的的。
自早到晚，日理万机，目不停看，手不停批，没有一刻闲暇安宁，而内心实际上才最安定最放心。经常心如明镜一样亮，如静止的水一样安定，万物从眼前经过的，美和丑都会自然显露，而不能有一点掩盖。现在试于浩荡无数难以一一说清的圣绩中，将看到一斑略举其万分之一的事例。比如英明的帝王都是尊奉天道规律的，道义是上天所树立的，自从上古二帝三王相继遵守以后，后来的帝王都是用国家政权来治理，生杀大权自己说了算，一切权力都归于自己，竟然不知道君王头上，还有上天，天意是不能违背的。
【原文】
我皇上念念从民设想，处处体天定趋。凡天所好者，体天之心好之；天所恶者，体天之心恶之；天所欲行欲止者，体天之心行之止之。由是体天之心以养民，知食为民天，农乃食本，务使各务本为，尽力南亩，不得贪利而废农功之大，不得逐末而忘稼穑之艰。每岁躬耕藉田，以重农事。而老农之勤朴无过者，令各州县岁举一人，荣给品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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