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元三年（前138年）建立的，由侍中、常侍、武骑及待诏陇西、北地等六郡良家子①能骑射者组成，共约有一千人，归光禄勋掌管。因常为侍从武帝而期待于殿门，故有“期门”之名。
羽林骑是于太初元年（前104年）选六郡良家子组成，约七百人，亦属光禄勋。羽林骑原叫做建章营骑，因守卫建章宫而得名。
后更名“羽林骑”，取“如羽之疾，如林之多”②之意。
羽林孤儿是由战死者的子弟组成的，因养在羽林官署，教习战射，而有此称号。
八校尉禁卫军是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建立的，共有八支，每支有士卒约七百人，由八个校尉率领，因称“八校尉”。
八校尉为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
八校尉的士卒都由招募而来，是职业兵，这是中国古代有募兵制的开始。这支军队后来发展为西汉王朝的军事主力，经常用于镇压劳动人民或进行民族战争。
3.改革财政 汉武帝初即位时，国家十分富庶。《史记·平准书》曰：“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③廪庚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jiào叫）；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可是后来汉武帝对匈奴连年进行战争，物资粮饷耗费严重，国家财政困难，但战争仍在进行。汉武帝为了扩大财政收入，支援战争需要，在桑弘羊的协助下，进行了大规模的财政改革。
改革币制西汉前期，币制很不稳定，经常改变。时大时小。又除中央铸造外，各郡、国官府和地主、商人，都可仿铸货币。同一种货币的大小、轻重、规格、质量都极不相同，货币混乱，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赋税征收和商业发展。
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汉武帝下令由上林三官（钟官、技巧、辨铜）铸造五铢钱50000010_0161_0①，作为法定货币，通行于全国；而且严禁各郡、国和私人仿铸。旧时的货币一律作废。五铢钱有周郭，钱上有“五铢”二字，式样规整，重量为五铢，盗铸不易，流通方便。
这种货币相当稳定，一直沿用到三国时期。
总一盐铁西汉前期，封建国家对盐铁业实行自由经营政策。当时有国营（归大司农）、官营（郡、国）、民营，以民营为主。民间的盐铁商向国家承包某些资源，自由经营，国家征收承包税（即占租、顾租）①。至汉武帝时，因长期对匈奴战争，财政十分困难。汉武帝认为：许多大盐铁商家累万金，为非作歹，违法乱纪，从不支援国家之急。于是他断然采取了废止盐铁自由经营、代之以国家垄断经营的政策。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以支援对匈奴的战争和其他经济需要。
国家经营盐铁的方式，中央，是在大农令（大司农）之下，设盐铁丞，总管全国的盐铁经营事业。各郡（国）、县，设盐官或铁官，经营盐、铁的生产和销售。不产铁的地区设小铁官，主收集废铁，改铸农具。盐、铁生产者有刑徒，也有雇工，由国家供给生产工具。
盐、铁国营是首先由东郭咸阳和孔仅提出的。东郭咸阳是大盐商出身，孔仅是大冶铁商出身，二人同被汉武帝任为大农丞（盐铁丞），管盐铁事。他们“乘传（zhuàn撰）举行天下盐铁作。”②所有盐、铁官，几乎都是商贾出身。至此，旧时的“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③的规定已不存在，刘邦在西汉初年制定的“重农抑商”政策被彻底废除。
汉武帝还曾下令由官府垄断酒的产销，称为“榷沽”，也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
均输、平准均输法就是由国家在各地统一征购、运输货物，以谋取利益的政策。这项政策是由大农令孔仅和大农丞桑弘羊创行的。起初是由官府专营盐铁的运输销售，以增加国家的收入。后来桑弘羊任治粟都尉（领大农事），增设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掌管各郡国的均输事①。各郡国多设均输官和盐、铁官，扩大均输业务。凡商贾所贩运的货物，只要有利可图，均输官都以地方所收租赋为本钱，购置当地物产，转运到外地牟利，亦或运到首都长安，储于大农令（大司农），供给国家各部门的需要或作出售之用。
平准法就是由国家平抑物价的政策。其办法是由国家在长安和其他主要城市中设置掌管物价的官吏，利用均输官所储存的物资，根据市场上的物价，贵时抛售，贱时收购，这样打击富商大贾的囤积居奇行为，使市面物价保持稳定。
算缗、告缗算缗（mín民）就是征收财产税。汉武帝于前119年（元狩四年）实行算缗钱政策，令商贾、手工业者、高利贷者，都向官府自报资产价值，每值二千钱，纳税一算（一百二十钱）；经营盐、铁、铸钱（时尚未国营）已纳租者，其财产每四千再纳一算，商贾的轺（yáo尧）车一辆纳二算，船五丈以上纳一算。又规定匿（nì昵）财不报，或报而不实者，一经查出，判戍边一年，没收全部资产。有揭发的，奖给所没收资产之半。
算缗令下后，豪富大家隐藏财产，不肯具报。元鼎三年（前114年），武帝令杨可主持告缗事，鼓励揭发。《史记·平准书》曰：“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国家没收的“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它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封建国家利用没收的大量田地，到处设农官，经营农田。没入的奴婢分到诸苑养狗马禽兽，或从事手工操作。分到长安为官奴婢的有十万多人。在西、北边郡有牧师诸苑三十六所，有官奴婢三万人，养马三十万匹。没收的其他财物充满了府库。
算缗、告缗事件是与汉武帝的财政改革联在一起的，虽然打击了许多大、中商人，但也有大量的地主。此事件并非刘邦的“重农抑商”政策的延续。
汉武帝的财政改革为加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为打败匈奴的侵扰，提供了相当雄厚的经济基础。
4.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西汉前期，最高统治集团以黄老无为思想指导政治，在官吏中或社会上，诸子百家的思想都很活跃，这样的情况是不利于加强中央集权的。汉武帝即位，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董仲舒是“春秋公羊学”家。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①汉武帝基本上采纳了这个建议，从此儒家学说逐步成为西汉中后期的统治思想。
董仲舒还建议在长安兴办太学，置明师，培养人材，以选拔官吏。汉武帝接受了这个建议，于建元五年（前136年）置《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博士，博士均为今文学家。元朔五年（前124年），又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太学正式开学。充当博士弟子的条件是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由太常负责选拔。又从各郡国县道②中选拔有文学、有教养的青年到太学与博士弟子一同受业，称“如弟子”。每年考试一次，优秀的补为郎中、文学、掌故。如是下材则罢斥之。从此，汉朝官吏中多文学之士了。
三、社会经济的发展 西汉自初建到武帝时期，社会经济由恢复而迅速发展，为此后两千余年间的封建地主经济奠定了基础。
1.农 业 土地兼并与租佃关系西汉自文帝时起，土地兼并发展迅速，自耕农纷纷破产，佃农日益增多。土地所有者向国家缴纳的土地税，起初为“十五税一”，后减为“三十税一”。可是佃农向地主缴纳的地租为“见税什五”，即为产量的二分之一。西汉前的佃农主要承受经济剥削。后来的地主多与官僚、商人“三位一体”，交结官府，奴役贫苦农民。佃农承受经济剥削之外，又要承受“超经济剥削”。佃农在开始向农奴化的道路上演变。
铁器与牛耕西汉时期，铁农具的使用已相当普及。尤其是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情况更是如此。在人们的观念中，农业生产是和铁农具联在一起的。《盐铁论·水旱》曰：“农，天下之大业也；铁器，民之大用也。”就说明了这问题。
在考古工作中，发现有西汉铁农具的地区，黄河流域，有甘肃、内蒙古、宁夏、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长江流域，有云南、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浙江、江苏；在珠江流域，有广西、广东、贵州；此外，还有辽宁、福建等边远地区。主要铁农具因地区而有差异。总的说来，主要有犁铧、、铲、锸、镈、锹、镐、锄、镰、耙、刀等。黄河流域以旱地为主，出土犁铧也集中在这一区域，、铲、锸类掘土工具亦发现很多。长江流域以水田为主，出土、铲、锸类工具亦较多，但不见犁铧出土，可见铁犁牛耕技术尚未在长江流域推广。在黄河流域已发现的犁，有大、中、小多种类型，适用于不同的土质和耕作要求。在不少地方还发现了铁犁壁（鐴土），这是在耕地时的一种帮助翻土、碎土的装置。西汉铁犁壁的发现，证明了我国使用此种农具的时间比欧洲要早一千年左右。
西汉时期以牛耕为主，主要是用二牛抬杠的形式。也有马耕。自汉文帝实行“马复令”以后，养马的人很多，马的数量迅速增加。到汉武帝即位时，“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①以马耕田是一个普遍现象。在缺牛马的地区，也有人耕。
代田法西汉时期有关农业的知识已相当丰富，土壤学、作物学等都在发展。广大农民有辨土、施肥、选种、田间管理等方面的丰富经验。“代田法”就是一种先进的耕作方法。
代田法是一种轮耕制的耕作方法，是汉武帝时的搜粟都尉赵过总结了西北地区农民们的生产经验而加以推广的。这种耕作方法是，以宽一步（六尺）长百步的一亩地为例，纵分田地为三甽（quǎn犬，畎）、三陇，甽、陇各宽一尺，布种于甽中。苗长高时，一再用陇土培固根部，作物能耐风旱。第二年，甽、陇互换其位，以调节地力。这是一种适应西北地区的自然条件的比较科学的耕作方法。文献记载，代田法用二牛三人耕作，每年可耕种五顷地，亩产量比用通常的耕作方法耕种的田地可增加一斛（石）以上。多的可增加两斛或更多一些。所谓“二牛三人”，不是二牛各挽一犁，二人各扶一犁，一人在前牵牛，两犁并耕；可能是二牛抬杠，一人牵牛，一人扶犁，一人掌辕，以控制犁铧入土的深度。代田法推广的范围包括了三辅、河东、弘农和居延等边远地区。
赵过还推广耧（lóu楼）播技术，耧和犁形相近似，有三个铁制耧足，同于三个小铁犁铧，三个耧架相联，耧足中空，上通耧斗，斗中盛种子。播种时，一牛拽引，一人扶耧，一边开沟，一边下种，种自耧斗经耧足下播，一日可种一顷。文献记载，亦有二足耧和一足耧。
兴修水利汉武帝时，国家富庶，开始大规模的兴修水利。首先开凿的是漕渠，于元光六年（前129年）开工，三年完成。主持这一工程的是水工出身的徐伯。过去运粮，自黄河入渭水，运至长安，路程九百余里，需时六个月。漕渠凿成后，西起长安，东通黄河，运程只有三百余里，漕运时间减少了一半，还可灌溉田地一万余顷。
关中因是国都所在地，开渠也比较多。除漕渠外，还有灵轵渠、成国渠、渠、六辅渠、白渠等。以白渠为最著名。白渠始凿于太始二年（前95年），在渭水之北，西起谷口（今陕西礼泉东北），东入栎阳，引泾水，注入渭水，与郑国渠平行，长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当时有歌谣曰：“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渠）在前，白渠起后。举臿为云，决渠为雨。水流灶下，鱼跳入釜。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①其他郡县的水利也较发达。西北地区的朔方、河西、陇西、酒泉等郡，都开渠引黄河或川谷的水以溉田。中原地区的汝南、九江等郡，引淮水以溉田，泰山下引汶水以溉田。其他新开水渠、陂池也很多，溉田各在数千顷或万顷以上。
武帝时修治黄河，也是一项重大功绩。黄河原于元光三年（前132年）夏在瓠（hù户）子（今河南濮阳南）决口，水经瓠子河入巨野泽，流于淮、泗，被灾地区达十六郡。武帝自泰山回长安，路过此处，发卒数万人堵塞决口，并下令随从他的官员自将军以下，都要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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