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地设饶乐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
七、唐与外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唐代经济、文化空前发展，与外国的经济、文化交流，远远超过前代。所交往的国家遍及亚洲乃至非洲、欧洲的部分地区。
1.东亚 新罗唐与新罗的关系很密切。新罗原居朝鲜半岛东南部，在唐前期，统一了朝鲜半岛的大部，史称“统一新罗”。其商船经常往来于朝鲜半岛与中国的山东、江苏之间。唐从新罗输入药材、皮毛、金银和工艺品等，向新罗输出丝织品，茶叶、瓷器、药材、书籍、精致的金银器物等。
新罗在文化方面深受唐朝的影响。新罗派到长安的留学生是所有外国留学生中人数最多的。中国的文化典籍大量传入新罗。朝鲜古代没有文字，最早使用的是汉文。七世纪时，新罗人薛聪利用汉字字形作音符，创制了“吏读”，以帮助阅读汉文。雕版印刷术在唐末五代时传入新罗，佛教也由唐传入新罗。新罗的天文，历法、服饰、艺术、建筑都受唐朝的影响，各项制度也大都模仿唐朝。朝鲜文化也传入中国。如唐太宗十部乐中就包括“高丽乐”。
日本隋唐时期，日本正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从隋朝时起，即不断派人到中国学习，到唐朝时达到高潮。日本先后派出遣唐使十三次，另外还有未能成行的及迎送使节的迎入唐使和送唐客使六次，共十九次。①每次派出的遣唐使团多达百人以上，有时多至五百余人。其中有不少留学生、学问僧，他们长期在唐学习各种文化知识。中国的许多律令制度、文化艺术、科学技术以及风俗习惯等，通过他们传入日本，对日本的社会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日本的政治、经济制度都深受唐朝影响。起初日本没有自己的文字，使用汉字记事。九世纪时出现的日文字母“平假名”、“片假名”就是根据汉字创制的。相传平假名是学问僧空海所创，片假名是留学生吉备真备所创。日本的城市建筑深受唐朝影响，平城京（今奈良）即仿唐长安修建。中国的丝织品、瓷器、文具、文化典籍等大量输往日本。日本的彩帛、香药、珍宝等也输入中国。
在唐代中日交往史上最著名的人物是日本的阿倍仲麻吕和中国的鉴真。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唐玄宗时来中国留学，在中国五十多年，担任过唐朝的高级官员，工诗文，与王维、李白等是密友，后逝于长安。鉴真和尚俗姓淳于，扬州人，曾主持扬州大明寺。唐玄宗时，应日僧之请前往日本传授戒律①。十多年间，五次东渡都失败了，第六次东渡方获成功，此时他双目已失明。
他除在日本传授戒律外，还将大量佛教经典、建筑技术、雕塑艺术以及医药书籍等传入日本，对日本的医学、雕塑、美术和建筑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后逝于奈良唐招提寺。
2.东南亚南亚 东南亚诸国东南亚诸国在今中南半岛上的，有林邑（今越南南部）、真腊（今柬埔寨）、堕和罗（今泰国南部）、骠（今缅甸南部）等国；在今马来半岛上的有盘盘、狼牙修等国，在今印度尼西亚的有室利佛逝（今苏门答腊）、诃陵（今爪哇）等国。这些国家都曾遣使与唐通好，有船只航行到中国。这里的香料、珠宝、棉布、犀牛、大象等，都输入中国；中国的丝织品、瓷器和工艺品也大量运往这些国家。
玄奘南亚求经南亚的国家很多，最重要的有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天竺（今印度）、罽宾（今巴基斯坦北部）、尼婆罗（今尼泊尔）等，都与唐朝有经济和文化联系。如师子国的船经常来广州，是当时来我国的最大的船只。天竺的天文、历算、医学、音乐、舞蹈、佛学、制糖技术，罽宾的珠宝、名马以及犍陀罗艺术等，相继传到我国。我国的丝织品、纸张、造纸术等也传到南亚诸国。
唐与天竺的文化交流主要是围绕佛教进行的。当时中国的许多僧人曾前往天竺求经，其中最有名的是玄奘。
玄奘，俗姓陈，河南缑氏（今偃师南）人。贞观元年（627年），他为到天竺求经，从长安出发，途经今新疆、中亚，访问了今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等国。他在佛教学术中心那烂陀寺（今印度伽雅城西北）等地研习佛学，成为佛学大师，获得很高的声誊。贞观十九年（645年），他返回长安，带回梵文佛经六百五十七部，后译出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他又撰《大唐西域记》一书，记载旅途所见所闻一百三十八国的历史和地理等，这是研究中古时代中西交通和中亚、南亚以及西亚部分地区历史、地理的宝贵资料。
3.中亚西亚 波斯波斯（今伊朗）是西亚的重要国家，地当丝绸之路的孔道。唐初即与波斯有使节往来。高宗时，波斯遭大食侵略，王子卑路斯曾来唐求援。波斯被大食灭亡后，波斯反抗大食的政治势力仍继续以国家的名义遣使来唐。许多波斯商人来唐经商，不少人留居长安、扬州、广州等地。
波斯商人把珠宝、香料、药材等输入中国。中国的丝织品、瓷器等也大量输往波斯。
大食大食是阿拉伯帝国在中国史书上的名称，最强盛时领土横跨欧、亚、非三洲。
在中亚与唐为邻。唐高宗时，大食即遣使来唐。
此后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通过陆路和海路发展迅速。许多大食商人来中国经商，长安、洛阳、扬州、广州、泉州等地都有他们的集居地。他们运来香料、药材、珠宝等。大食的天文、历法、数学、医学、建筑术等也传入中国。中国的丝织品、瓷器等，大量输往大食。造纸术、炼丹术、医学、养蚕和丝织技术也传入大食，并再传至其它地区。
八、安史之乱 1.安史之乱的原因 安史之乱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土地兼并严重；边防节度使权力过大，成为强大的地方势力；中央统治集团日益腐朽。
土地兼并严重是和均田制的破坏密切相关的。唐初实行均田制时，并未改变地主占有大量土地的状况，土地可以在各种名义下买卖，因而只能延缓而不能阻止土地兼并。后来均田制逐渐废坏，土地兼并日益发展。到唐玄宗后期，土地问题日益严重，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四处逃亡，严重削弱了唐朝的统治基础。
边防节度使的权力膨胀是和府兵制的破坏分不开的。唐初，府兵的地位高，待遇好，因而兵源稳定。高宗以后，征战频繁，府兵戍边、出征往往逾期不得轮换，而其优厚待遇多被取消，府兵逃避征调或逃亡的很多。于是唐玄宗时废除了府兵制，普遍实行募兵制。招募而来的士卒长期驻守边疆，与边将关系密切，因而极易成为边将的私人武装。同时边将的权力也在逐渐加强。睿宗景云元年（710年），开始在边地设节度使。至天宝元年（742年）时，共设平卢、范阳、河东、朔方、河西、陇右、北庭、安西、剑南等九节度使及岭南经略使。他们各领兵二、三万至八、九万，并由起初只管军事发展到兼管行政、财政，集大权于一身，成为强大的地方势力。
而此时唐玄宗已怠于政事，沉缅于酒色歌舞，穷奢极欲。政事则先后委于宰相李林甫、杨国忠。李林甫口蜜腹剑，勾结宦官，妒贤嫉能，他掌权十九年，政治日益黑暗。他死后，杨贵妃的族兄杨国忠为相。他结党营私，贿赂公行，政治更加黑暗。朝廷直接掌握的武力也大为削弱，代替府兵的彍骑缺乏训练，战斗力差，无论数量、质量都远逊于节度使的武力。此时唐又与吐蕃、南诏多次发生战争。唐军攻南诏屡败，天下骚然，国力虚耗。
2.安史之乱的经过 安史之乱的主要首领是安禄山和史思明。
安禄山为营州柳城（今辽宁锦州）胡人，聪明能干，通晓六种少数民族语言。青年时代，在幽州节度使张守珪部下为低级武官，后升为高级将领。至天宝十载（751年）①，兼任平卢（治今辽宁朝阳）、范阳（治今北京）、河东（治今山西太原）三镇节度使。他竭力奉迎唐玄宗，拜杨贵妃为干娘，甚得唐玄宗的信任。他见唐朝政治腐败，武备松弛，即生叛变之心。史思明也是胡人，官至平卢兵马使，与安禄山关系密切。
天宝十四载（755年），安禄山与史思明在范阳起兵，假传“密旨”，以讨杨国忠相号召，发兵十五万，号称二十万。唐玄宗闻变之后，慌忙派封常清去洛阳募兵防守，又派高仙芝率兵屯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西）。二将都被叛军打败，退至潼关，为唐玄宗处死。唐玄宗又派哥舒翰领兵二十万守潼关。天宝十五载（756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国号大燕。六月，破潼关，进占长安。唐玄宗仓惶出逃。行至马嵬驿（今陕西兴平西），禁军哗变，杀死杨国忠，又迫唐玄宗缢死杨贵妃。唐玄宗逃往成都。太子李享逃到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即帝位，即唐肃宗，年号至德，遥尊玄宗为太上皇帝。
唐肃宗即位后，依靠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和河东节度使李光弼的兵力，又调集西北各路军队，积极准备反攻。南面则有张巡和许远坚守睢阳（今河南商丘南），鲁炅（jiǒng炯）坚守南阳，挡住叛军南下的通道，保障了唐朝江、淮财赋的来源。叛军到处掳掠屠杀，入长安后，也大肆杀掠，关中和各地人民纷起反抗，叛军在多处战斗失利。
至德二载（757年），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杀死，庆绪自立为帝。郭子仪乘机率十五万大军收复长安，不久又收复洛阳。安庆绪逃至邺（今河南临漳西南）。乾元二年（759年），史思明大败唐军于邺城外，又杀安庆绪，自立为大燕皇帝，并乘胜再陷洛阳。上元二年（761年），史思明又被其子史朝义所杀。次年，唐在回纥兵的帮助下，夺回洛阳。史朝义退至河北自杀。安史之乱至此平息，前后共经历八年（755—763年）。
3.安史之乱的影响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从这以后，朝廷的权力日益削弱，逐渐形成藩镇割据的局面；在民族关系方面，唐朝日益失掉“天可汗”的优势；吐蕃、南诏等民族政权不断侵犯唐朝；在经济方面，黄河流域遭到严重破坏，而江南的经济未遭破坏，日益发展，经济超过北方。
九、唐后期的政局 1.藩镇割据 割据局面的形成安史之乱平定后，藩镇势力不仅没有消除，相反却更加发展。唐朝无力彻底消灭“安史”的余部，只得任命“安史”降将为节度使：李宝臣为成德节度使（治恒州，今河北正定），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治魏州，今大名），李怀仙为卢龙节度使（治幽州，今北京），史称“河朔三镇”或“河北三镇”，后来发展成为最强大的割据势力。安史之乱时，边兵大量内调，边防空虚，吐蕃、南诏乘机进扰。因而安史之乱平定后，唐朝又在西北，西南加强藩镇。为了巩固统治，在内地也实行“以方镇（藩镇）御方镇”的方针，在关中、关东、江淮流域广置藩镇，以求互相制约，防遏河朔，屏障关中，沟通江淮。可是这些藩镇往往不听命于朝廷，甚至自行任免官吏，自掌军队，自专刑赏，户口不报中央，赋税不交朝廷。于是逐渐形成“天下尽裂于方镇”的局面。有些节度使亦不由中央任命，而是父死子继，或由将士拥立。他们之间有时互相火并，有时联合对抗朝廷，成为唐朝重大的政治问题。
朝廷对藩镇的斗争唐朝曾多次对藩镇进行斗争，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德宗和宪宗时期的两次斗争。
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请求继位，被德宗拒绝，于是李惟岳就和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联合发动叛乱。史称“四镇之乱”。德宗调兵平叛，梁崇义、李惟岳先后败死；但后来奉命平叛的卢龙节度使朱滔、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因对朝廷不满，也参加叛乱，致使叛乱规模越来越大。建中四年（783年），德宗调泾原（治泾州，今甘肃泾川）兵五千人援救被李希烈叛军围困的襄城。泾原兵途经长安时，因犒赏菲薄而哗变，德宗逃往奉天（今陕西乾县）。泾原兵拥朱滔之兄朱泚（cǐ此）为首领，称秦帝，以兵围攻奉天。河中节度使（治蒲州，今山西永济县西蒲州镇）李怀光来援德宗，亦与朱泚联合反叛。德宗又逃往梁州（今陕西汉中）。后依靠李晟、马燧等将领，收复长安，消灭了朱泚、李怀光等叛军。李希烈为部下毒死，朱滔、田悦等自动取消王号，表示服从朝廷，这场叛乱才告结束。但河朔三镇和淄青镇并未把任何权力交还朝廷，朝廷软弱，只好妥协。
唐宪宗即位后，由于两税法的长期实行和大量转运江淮财赋，中央政府的财力增强，宪宗决心裁抑藩镇，于是再次展开了对藩镇的斗争。元和元年（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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