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不再接丁征税，改为按资产和田亩征税。根据资产定出户等，按户等征收户税，定税计钱，折钱纳物，即以钱计算税额，折合成实物交纳；根据田亩数量征收地税，地税以大历十四年（779年）的垦田数字为准，交纳谷物。四、没有固定住处的行商也要纳税。税额初为其收入的三十分之一，后改为十分之一。五、每年分夏、秋两次征收，夏税要在六月交完，秋税要在十一月交完。六、“量出制入”。中央根据财政支出的需要先做预算，定出总税额，分配到各地征收，全国没有统一的税率。
两税法是一种比较适应当时情况及历史发展趋势的制度。它与当时土地高度集中，大多数农民失去土地，成为佃户以及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相适应。两税法由主要按丁口征税转向主要按土地和资产征税，这是中国封建经济的新发展在赋税制度上的反映，是封建税制的一个重要改革，是税制的一大进步。
两税法的进步意义：一、此法把租庸调和各种杂徭，杂税合并，建立了统一的税制，在一定时期内，既保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也使人民的负担有所减轻。二、此法规定官僚、贵族、客户、不定居的商人都要纳税，这就扩大了税源。又此法规定按土地资产的多少征税，比租庸调不管居民有多少土地资产，一律按丁征税合理。这样的一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赋税集中在贫苦农民身上的不合理状况。三、此法关于定税计钱、折钱纳税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四、建立了统一的税制，在一定时期内保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也使人民的负担有所减轻。
但是两税法也有许多弊病。实行两税法后，土地兼并由于不再受任何限制而发展得越发严重。两税法规定量出制入，致使税额不断增加，而且后来两税之外又增加了许多苛捐杂税。两税法规定户税钱要折合成布帛交纳。后来由于货币不足，出现了“钱重物轻”的现象，即货币增值，物价下跌。刚实行两税法时，一匹绢值三千二、三百文，到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前后，仅值一千五、六百文。如果原来交纳一匹绢，此时就要交纳两匹，致使纳税者的实际负担增加。
3.南方经济的发展 安史之乱使北方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后来北方又有藩镇的割据混战，所以北方的社会经济屡遭破坏，恢复、发展缓慢。南方没有受到这些破坏，社会比较安定。北方人民为了逃避战乱，大量南迁，使南方不仅增加了劳动人手，还获得了先进的生产经验和技术。所以唐朝后期，南方的经济发展迅速、逐渐超过了北方。
农业唐后期，南方农业的发展与水利工程的兴修有密切关系。唐前期兴建的水利工程是南方少，北方多。唐后期兴建的水利工程则是南方多，北方少。南方修建的水利工程不仅数量多，有些水利工程的规模也很大，如练塘、孟渎、仲夏堰等都能灌溉成千上万顷以至几个县。唐后期，南方备地开垦了许多湖田、渚田、山田，这使水域、山区的土地也得到利用。
水利的兴修和土地的垦辟，使江南的粮食生产大为增加，居于全国首位。
手工业唐后期，南方手工业有很大发展，其中比较突出的是纺织业、造船业、造纸业和制茶业。
唐后期，南方丝织业有较大发展，在数量和质量两方面都超过北方。如越州（今浙江绍兴）的缭绫，宣州（今安徽宣城）的红线毯，荆州（今湖北江陵）的贡绫，益州（今四川成都）的蜀锦等都很著名，棉织业也有一定的发展。如岭南，棉织业就比较普遍。
唐后期，南方的造船业很发达。官府经营的造船业规模很大。刘晏曾在扬子县（今江苏扬州）造船二千余艘。民间造的大船也很多，著名的俞大娘航船，载重上万石。从事海外贸易的商船，大者长达二十余丈，载客六、七百人。在荆南一带，还出现了用脚踏动两轮前进的轮船。
唐后期的造纸业比唐前期更为发达，重要产地多在南方。益州的麻纸、浙东的藤纸、韶州的竹笺、宣州的宜纸、扬州的六合笺、临川的滑薄纸等都是著名产品。
制茶业在唐后期有很大发展。茶树的种植遍及南方各地，制茶业具有相当规模。如歙州祁门县有十分之七、八的人以种茶、制茶为业。唐德宗时，开始收茶税，后来茶税成为政府的重要税收。宪宗时，仅浮梁一县每年的茶税就有十五万余贯。在制茶业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唐人陆羽写了《茶经》一书，记述了茶的性状、品质、产地、采制饮用方法及用具等，这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论茶专著。
商业和草市唐后期的商业有很大发展，南方商业的发展尤为显著。长江流域的城市比以前更多，更繁荣。扬州是漕米、海盐、茶叶等的集散地；许多大食、波斯等国的外商在此经营珠宝等奢侈品，商业十分繁荣。益州（今四川成都）是西南的政治、经济中心，西南生产的丝织品、食盐、纸张、瓷器等，多由此运销外地，商业也很繁荣。所以当时谚称“扬一益二”。即扬州居天下第一，益州居第二。洪州（今江西南昌）、鄂州（今湖北武汉）都是长江流域繁荣的城市。苏州、杭州是新兴的商业城市。在沿海，除广州外，泉州和明州也开始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城市。
由于城市和商业的发展，原来住宅区“坊”和商业区“市”被严格分开的旧制度，在扬州等一些城市开始打破，商业活动不再局限于市。在扬州等大城市中出现了夜市，打破了日落闭市的旧制。在一些大城市中还出现了柜坊和飞钱。柜坊经营钱物存付，代人保管钱物，向存钱物者收取一定的柜租、凭书帖或信物支付钱物。这种书帖类似于后世的支票。飞钱又称便换。商人在长安把钱交给某道进奏院（驻京办事处）或某军、某使、某富家，然后带着当事人付给的文券，到目的地凭文券取钱。这种文券类似于后世的汇票。柜坊和飞钱都是商业发展、交易频繁，营业额巨大的产物。此制产生后，减少了支付钱币的麻烦，避免了携带重金走远路的危险，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由于商业的发展，唐后期在各州县普遍设置管理商业活动的市令。在农村的交通要道上出现了更多的草市、墟市，这些市定期交易，交易后即散去。其中有些草市、墟布生意兴隆，迁来定居从事交易或谋生活的渐多，就发展成为市镇。
十一、唐末农民战争 1.起义背景 土地兼并唐朝后期，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至唐朝末年，已出现“富者有连阡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局面①。地主官僚的大小庄田遍布各地，大者有田上万顷，而大量农民却失掉土地。土地兼并是当时阶级矛盾尖锐化的基本原因。
赋税繁苛唐后期，由于对藩镇和边疆各族战费的支出，官僚机构膨胀以及统治集团生活奢侈等原因，政府的财政支出日增，不断加重赋税。初行两税法时，规定定税计钱，折钱纳物；但由于铜钱的流通额不能满足社会需要，致使钱价不断上涨，物价不断下跌，即使税额不变，纳税者的实际负担也在增加。地方官更是任意增加税额。在不断提高的两税之外，政府还巧立名目，横征暴敛，收取各种杂税，如漆、竹、木、金、银、蔬菜、水果、木炭、食粮、布绢、牲畜等都要收税，几乎是无物不税。另外，还通过盐、茶、酒的专卖来榨取人民。其中对人民危害最大的是榷盐。开元十年（722年），唐朝政府开始征收盐税。当时的盐价是每斗十文。乾元元年（758年），实行榷盐政策，盐价猛增到每斗一百一十文。至德宗时（780—805年），又增到每斗三百七十文。以至民间有用数斗谷子换一升盐的情况。官盐价过高，人民或被迫淡食，或买价钱较低的私盐。政府为垄断盐利，严禁贩卖私盐，致使矛盾更加激化。
唐朝政府还通过“和籴”、“和市”等，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强买人民的粮食、布帛，有时甚至不给钱。懿宗以后，政府的财政危机严重，经常向农民预征两三年的赋税，使农民的负担更加沉重。
有些地主把他们的赋税以各种方式转嫁到农民头上，甚至兼并了农民土地，仍要农民交纳赋税。破产逃亡户的赋税也被官府强加到未逃户身上，这就使未逃户也走上破产逃亡之路，阶级矛盾日益激化。
统治集团腐朽贪残唐末的皇帝都是昏庸之辈，生活上极端奢侈，只管游乐挥霍，以至府库空虚，政治黑暗。官僚们贪污受贿成风，懿宗时的宰相路岩生活豪奢，擅权纳贿，仅他的亲信边咸的家产便可供两年军饷。咸通十年（869年），陕州大旱，有百姓告灾，观察使崔荛（fào饶）竟指庭院中树说：“此尚有叶，何旱之有？”①并痛打告灾者。
唐末，翰林学土刘允章曾向皇帝上书，指出当时国有九破，民有八苦。九破是终年聚兵，蛮夷炽兴，权豪奢僭，大将不朝，广造佛寺，贿赂公行，长吏残暴，赋役不等，食禄人多而输税人少；八苦是官吏苛刻，私债征夺，赋税繁多，所由乞敛，替逃入差科，冤屈不得申理，冻无衣、饥无食，病不得医，死不得葬。这说明了唐朝至此时，已危机四伏，再也不能继续统治下去了。
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大中十三年（859年）十二月，浙东农民在裘甫的领导下发动起义，并很快攻占象山、剡县（今浙江嵊县）等地，队伍发展到三万余人，又连下上虞、余姚等县。次年七月失败，裘甫被杀。咸通九年（868年），驻守桂林的徐州、泗州戍卒八百人又发动兵变，拥立粮料判官庞勋为首领，结队北归。至徐州时，已发展至十万人。占有今山东南部、安徽和江苏北部广大地区，屡败唐军。至次年九月，庞勋战死，余部败逃，后多加入黄巢军中。
2.黄巢领导的农民战争 黄巢、冤句（今山东荷泽西南）人，曾以贩私盐为业。乾符元年（874年），王仙芝等率领农民数千人在长垣（今属河南）起义，黄巢于次年起义响应。后与王仙芝会师，队伍发展到数万人。
转战南北王仙芝、黄巢都是贩卖私盐出身，熟悉各地情况和交通路线，具有和官军斗争的经验。他们领导起义军采取了避实击虚、流动作战的方针。乾符三年（876年），攻克汝州，包围郑州，洛阳为之大震。后来，在湖北时，王仙芝动摇，欲接受唐朝的招降，遭到黄巢等人的坚决反对，未成事实。但是起义军也开始分裂为两支，一支由黄巢率领，北上转战于今山东南部、河南东部、安徽北部一带；一支由王仙芝率领，继续在今湖北和河南南部战斗。乾符五年（878年）二月，王仙芝在湖北黄梅战死，其士卒的一部由尚让率领北上，并入黄巢部；另一部南下湖南、江西、安徽、浙江一带。
黄巢自称“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有部众十余万人。由河南率军南下，进入湖北，再渡长江，进入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并攻克福州。乾符六年（879年）九月，攻占广州，部众号称百万。黄巢向全国发布檄文，宣告将北上。指斥朝廷宦官专权，官吏贪暴，纲纪败坏，用人惟亲。宣布“禁刺史殖财产，县令犯赃者族。”①黄巢又分兵西取桂州（今广西桂林），控制了岭南的大部分地区。
起义军在广州停留了一段时间，由于不服南方水土，军中疾疫流行。十月，黄巢率领起义军北上，自桂州乘大木筏，沿湘江北上，攻克潭州（今湖南长沙），消灭唐军十万。后又占领江陵，转战于湖北、江西、安徽、浙江一带。
广明元年（880年）五月，起义军歼灭唐招讨都统高骈的精锐部队，杀其骁将张璘。七月，由采石渡过长江，进入河南。十一月，起义军六十万向洛阳进军。黄巢以“天补大将军”的名义向唐朝藩镇发布文告说：“各宜守垒，勿犯吾锋，吾将入东都，即至京邑，自欲问罪，无预众人。”②这个文告把斗争锋芒集中于唐最高统治者，分化了敌人的营垒，减少了进军的阻力。起义军不战而克洛阳。十二月，攻克潼关。唐僖宗仓惶出逃成都。黄巢率领起义军进入长安，百姓夹道聚观，起义军大将尚让向居民宣慰说：“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③建立大齐政权黄巢在长安称帝，国号“大齐”，年号“金统”，建立农民革命政权。以尚让、赵璋、崔璆等为宰相；并宣布唐朝官员三品以上者停职，四品以下者留任。还命令唐宗室、王侯、官员一律向农民政权自首。
黄巢败死黄巢起义军犯了流寇主义错误，只知打仗，不重视政权建设。起义军进入长安后，没有乘胜追击逃往成都的唐朝廷，也没有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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