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外，在心理分析方面也是荒诞不经的。不自私的行为的功利被说成是该行为受到称赞的根源，而这个根源却被遗忘了——怎么可能遗忘呢？也许这种行为的功利曾在某时失效？情况恰恰相反，事实上这种功利在所有的时代都司空见惯，而且不断地得到重新强调；因此，功利不是从意识中消失了，不是被遗忘了，而是必然地越来越清晰地显现在意识中。这样一来那种反对派理论倒是更为清晰合理了（那理论并不因此而更正确——）。例如赫伯特·斯宾塞就表述了这派理论：他认为“好”的概念就其本质来说与“有益”、“实用”相通，因此在“好”和“坏”的判断中人类总结并确认的正是他们关于有益——实用和有害——不实用的那些未被遗忘和遗忘不掉的经验。根据这种理论，“好”即是那种迄今一直被证明是有益的：因此，好被看成“最高等级的有价值的”效用，被看成“自身有价值的”效用。正像我所说的，这种解释方法也是错误的，但是它本身至少是清晰合理的，而且从心理的角度上看也是站得住脚的。
四
有个问题为我指出了通向正确道路的方向，这个问题的提出本来是因为在词源学中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表述“好”的词言文字：在这里我发现所有这些名称都把……
[续论道德的谱系上一小节]我们引回到同一个概念转化——基本概念的等级含义往往是“高尚”、高贵”，由此又必然转化出含有“精神高尚”，“高贵”意思的“好”，含有“精神崇高”，“精神特权”意思的“好”；这一转化又总是伴随以另外那种转化，“普通的”、“粗俗的”、“低贱的”终于被转化成“坏”的概念，这后一种转化的最有力的例证就是德文字“坏”本身；“坏”字（“schlecht”）和“简朴”
（“schlicht”）通用——请比较“直截了当”（“schlechtweg”，直译：“坏的方式”），“简直不堪”（“schlechter－dings”，直译：“坏的事物”）——因此“坏”这个字起初就是这样不屑一顾地径直把简朴的，普通的人置于高尚的对立面。大约到了三十年战争时期，也就是说到了很晚的时候，上述内容才转变为现在通用的意思。——这就为我的道德谱系的研究展示了一条重要的线索，它之所以这么晚才被找到是因为在现代世界上，民主的偏见对所有追根溯源的工作施加了障碍的影响，甚至连那个看来是最客观的自然科学和生理学领域也不例外，当然我在此只能是点出问题而已。那么这种偏见，一旦它燃起仇恨的烈焰，能给道德和历史造成什么样的特殊危害？这已由臭名昭著的布克尔事件表明了。起源于英的现代精神的平民主义在它的故乡的土地上再次爆发，激烈得有如一座喷发的火山，伴随着迄今为止所有的火山都发出的那种令人扫兴的、噪音过大的、粗野的、不容争辩的声音。——
五
说到我们的问题，我们完全有理由称其为一种安静的问题，它只是有选择地针对少数几个听众。同样有趣的是我们发现，那些标志着“好”的词汇和词根至今仍然含有某种不同一般的东西，使高尚者据此感到他们才是上等人。他们固然经常根据他们对权力的考虑称呼自己（称为“强有力的人”，“主人”，“领主”），或者根据这种考虑的最明显的标志称呼自己，例如称为“有钱人”，“占有者”（这个意思取自阿瑞阿语，在伊朗语和斯拉夫语中也有类似的表达），不过这些高尚者也根据一种典型的特称呼他们自己这就是我们所要探讨的问题。例如他们称自己是“真实的”：最先这样做的是希腊贵族，其代言人是麦加诗人蒂奥哥尼斯。用来表达这个意思的词：esthlos的词根意味着一个人只要是存在的，现实的，真切的，他就是真正的人；而后，经过一个主观的转变，真正就变成了真实：在概念转化的这个阶段，真实成了贵族的口头禅，而且彻底地包含在“贵族的”词义里，以示和被蒂奥哥尼斯认之为并描述为不诚实的下等人相区别——一直到贵族没落以后，该词才最终被保留下来用于标志精神贵族，与此同时该词也变熟、变甜了。在kakos和deilois这两个词中（a－gathos的反义词：庶民）都强调了懦弱：这也许是一个提示，循此方向我们必须去寻找意思清楚得多的aga－thos 的词源。拉丁文中的坏（malus）字可以用来指深肤，特别是黑头发的人为粗俗的人，即在雅利安人以前居住在意大利土地上的居民，他们和成为统治者的黄头发雅利安征服者种族最明显的区别就是颜；至少克尔特语为我提供了正好类似的情况——fin（例如fin—qal这个名词），就是用来标志贵族的，最后被用来标志好、高贵、纯洁、本原是黄头发，以此和肤暗、头发黑的土著居民相对照。顺便说一下，凯尔特人纯粹是黄头发人种。有人（譬如维尔科夫）错把德人种分布图上的那些暗头发人种聚居地段同什么凯尔特人的后裔和血缘联系在一起。其实，在这些地段居住着的是雅利安以前的德居民（在整个欧洲情况几乎相同，从根本上说，被征服的种族最终再一次占了上风，在肤上，在缺乏头脑上，甚至在智识本能和社会本能上，有谁赞成我们如下的观点，难道不是时髦的民主，难道不是更为时髦的无政府主义，尤其是现在所有的欧洲社会主义者对于“公社”这种最原始的社会形式的共同偏爱，难道它们的主旨不像是一种惊人的尾声，象征着征服者和主人种族的雅利安人甚至在生理上都于劣势了吗？……）拉丁文字bonus我斗胆译为斗士；假如我可以将bonrs引溯到一个更为古老的词duonus（请比较bellum和du－ellum，以及duen－lum，在我看来，这中间好像保存了那个duonus），那么donus就可以译成与人纷争的人、挑起争端的人（duo），斗士：我们看到，在古罗马是什么使一个人形成他的“善良”。我们德人的“好”本身难道不是标志“神圣者”，“神圣种族”的人吗？而且这难道不是和哥特人的人民（起初是贵族）的名称相一致吗？在此不宜阐述这些猜测的原因——
六
政治优越观念总是引起一种精神优越观念，这一规则暂时尚未有例外（虽然有产生例外的机会），当最高等级是教士等级的时候，这一规则表现为教士们喜欢采用一种向人们提醒教士职能的称呼来作为他们的共同标志。譬如在这里我们第一次碰上了像“纯洁”和“不纯洁”这样的对立的等级观念，同样也是在这里后来产生了不再具有等级意义的“好”和“坏”的观念。但是人们应该当心，不要立刻把“纯洁”与“不纯洁”这种观念看得过重、太广，甚至看成象征的：古人类的所有观念都应当从一开始就被理解为一堆我们几乎不能想像地粗糙的、笨拙的、浅薄的、狭窄的、直截了当的，特别是不具有代表的东西，“纯洁的人”的最初的意思不过是洗澡的人，拒绝吃某种感染腹疾的食品的人，不和肮脏的下层妇女睡觉的人，厌恶流血的人——只此而已，岂有它哉！此外，当然，从以教士为主的贵族的全部行为可以看清楚，为什么恰恰是在这种早期阶段，价值的对立能够以一种危险的方式内向化、尖锐化。事实上，由于这种价值的对立在人与人之间最终扯开了一道鸿沟，就连精神自由的阿基利斯也难于毫不畏惧地逾越这道鸿沟。早在一开始就有某种有害的因素孕含在这种贵族气派中，孕含在这统治者的、疏远商贸的、部分是深思熟虑、部分是感情爆发的习惯中，其结果是各个时期的教士们都很快地、不可避免地感染上那种肠道疾病和神经衰弱，可是他们为自己找到了什么方法来医治他们这些疾病？——难道人们不能说这种医疗方法的最终结果已经显示比它要治愈的疾病本身还要危险百倍吗？人类自身仍然在受着那些教士们的医疗方式的后……
[续论道德的谱系上一小节]果的煎熬！让我们试想某种饮食方式（禁忌肉类），试想斋戒、节制慾、“向沙漠”逃循（维尔·米切尔式的孤立，当然不包括由此产生的强饲法和营养过度，那里包含了医治禁慾主义理想的所有歇斯底里发作的最有效的方法）；再试想，教士们的全部敌视感官的和懒惰而诡诈的形而上学，他们依据苦行僧的和使用玻璃扣而且观念固执的婆罗门的方式实行的自我催眠术，以及对其根治术——虚无的、最后的、非常可以理解的普遍厌倦（或者对上帝的厌倦——渴望和上帝结成一种神秘联盟是佛教徒所渴望的虚无，涅盘——仅此而已！）在教士们那儿一切都变得格外危险，不仅仅是医疗方式和治疗技术，而且还包括傲慢、报复、敏锐、放荡、爱情、权力追求、贞、疾病——凭心而论，无论如何还应当加上一句：只有在这块土地上，在这块对人类和教士的生存来说基本上是危险的土地上，人才能够发展成为一种有趣的动物，只有在这里，人的精神才更高深，同时也变得凶恶了——正是这两个原因使得人迄今为止优越于其它的动物。
七
读者已经可以猜测出，教士的价值方式可以多么轻易地离骑士——贵族的价值方式而向其反面发展了。在每一次这种离发生时都有一个契机，都是发生在教士阶层和斗士阶层相互嫉妒、无法和解的时候。骑士——贵族的价值判断的前提是一个强有力的魄，是一种焕发的、丰富的、奔放的健康，以及维持这种魄和健康的条件：战斗、冒险、狩猎、跳舞、比赛等等所有强壮的、自由的、愉快的行动。贵族化教士的价值方式，正像我们所看到的，具有其它的前提：战斗对他们来说是糟糕造了！正如我们所知，教士是最凶恶的敌人——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们最无能。从无能中生长出来的仇恨既暴烈又可怕，既最富才智又最为毒。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仇恨者总是教士，最富有才智的仇恨者也总是教士——在教士的报复智慧面前，其它所有的智慧都黯然失。没有这种无能者提供的才智，人类历史将会过于乏味——让我们举个最重大的事例。在地球上，所有反对“高贵者”、“有力者”、“主人”、“权力拥有者”的行动都不能和犹太人在这方面的所为同日而语：犹太人，那个教士化的人民，深知只需彻底地重新评定他们的敌人和压迫者的价值，也就是说，以一种最富有才智的行动而使自己得到补偿。这正适合于教士化的人民，这个有着最深沉的教士化报复心理的人民。正是犹太人敢于坚持不懈地扭转贵族的价值观念（好＝高贵＝有力＝美丽＝幸福＝上帝宠儿），而且咬紧了充满深不可测的仇恨（无能的仇恨）的牙关声称“只有苦难者才是好人，只有贫穷者、无能者、卑贱者才是好人，只有忍受折磨者、遭受贫困者、病患者、丑陋者才是唯一善良的、唯一虔诚的，只有他们才能享受天的幸福，——相反，你们这些永久凶恶的人、残酷的人、贪婪的人、不知足的人、不信神的人，你们也将遭受永久的不幸、诅咒，并且被判入地狱！”……我们知道，是谁继承了这种犹太人对价值的重新评价。一想起这可怕的、祸及全大众的首创，这一由犹太人提出的所有战争挑战中最根本的挑战，我就记起我在另一场合（《善恶的彼岸》第一一八页）说过的话——即犹太人开始了道德上的奴隶起义：那起义已经有了两干年的历史，我们今天对此模糊不清只是因为那起义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八
——可是你们没有听懂？你们没有看到某种东西需要两千年的时间才能取得成功？……这没有什么奇怪的：所有长期的发展都很难观察、很难判断。可这是个大事：从那报复的树干中，从那犹太的仇恨中，从那地球上从未有过的最深刻、最极端的、能创造理想、转变价值的仇恨中生长出某种同样无与伦比的东西，一种新的爱，各种爱中最深刻最极端的一种：——从其它哪根树干中能够长出这种爱？……但是也不要误以为这种爱是对那种报复渴望的否定，是作为犹太仇恨的对立面而萌发的！不是的！事实恰好相反！这种爱正是从那树干中长出来的，是它的树冠，是凯旋的、在最纯洁的亮度和阳光下逐渐逐渐地伸展开来的树冠。既使在光线和高度的王里，这树冠也似乎以同样的渴求寻求着那仇恨的目的、胜利、战利品、诱惑，这种渴求使那种仇恨的根在所有的深渊中越扎越深，在所有的罪恶中越变越贪。拿撒勒斯的这位耶稣，爱的人格化福音，这位把祝福和胜利带给贫苦人、病患者、罪人的“救世主”，——他难道不正是最险可怕、最难以抗拒的诱惑吗？这诱惑和迂回不正是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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