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象》曰："泽中有火，君子以治历明时。"其《彖》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历自黄帝以来，代为更变，而夫子乃为取象於泽火，且以天地改时、汤武革命为革之卦义；则《易》之随时废兴，道岂有异乎？《易》始羲、农，而备於成周；历始黄帝，而递变於后世；上古详天道，而中古以下详人事之大端也。然卦气之说，虽创於汉儒，而卦序卦位，则已具函其终始；则疑大挠未造甲子以前，羲农即以卦画为历象，所谓天人合於一也。《大传》曰："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於天，俯则观法於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此黄帝未作干支之前所创造也。观於羲和分命，则象法文宜，其道无所不备，皆用以为授人时也。是知上古圣人，开天创制，立法以治天下，作《易》之与造历，同出一源，未可强分孰先孰后。故《易》曰："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书》曰：平秩敬授，作讹成易。皆一理也。
夫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又曰："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学《易》者，所以学周礼也，韩宣子见《易·象》、《春秋》，以为周礼在鲁。夫子学《易》而志《春秋》，所谓学周礼也。夫子语颜渊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是斟酌百王，损益四代，为万世之圭臬也。历象递变，而夫子独取於夏时；筮占不同，而夫子独取於《周易》。此三代以后，至今循行而不废者也。然三代以后，历显而《易》微；历存於官守，而《易》流於师传；故儒者敢於拟《易》，而不敢造历也。历之薄蚀盈亏，有象可验，而《易》之吉凶悔吝，无迹可拘；是以历官不能穿凿於私智，而《易》师各自为说，不胜纷纷也。故学《易》者，不可以不知天。
○易教下
《易》之象也，《诗》之兴也，变化而不可方物矣。《礼》之官也，《春秋》之例也，谨严而不可假借矣。夫子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君子之於六艺，一以贯之，斯可矣。物相杂而为之文，事得比而有其类。知事物名义之杂出而比处也，非文不足以达之，非类不足以通之；六艺之文，可以一言尽也。夫象欤，兴欤，例欤，官欤，风马牛之不相及也，其辞可谓文矣，其理则不过曰通於类也。故学者之要，贵乎知类。
象之所包广矣，非徒《易》而已，六艺莫不兼之，盖道体之将形而未显者也。雎鸠之於好逑，樛木之於贞淑，甚而熊蛇之於男女，象之通於《诗》也。五行之徵五事，箕毕之验雨风，甚而傅岩之入梦赉，象之通於《书》也。古官之纪云鸟，《周官》之法天地四时，以至龙翟章衣，熊虎志射，象之通於《礼》也。歌协阴阳，舞分文武，以至磬念卦疆，鼓思将帅，象之通於《乐》也。笔削不废灾异，《左氏》遂广妖祥，象之通於《春秋》也。《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万事万物，当其自静而动，形迹未彰而象见矣。故道不可见，人求道而恍若有见者，皆其象也。
有天地自然之象，有人心营构之象。天地自然之象，《说卦》为天为圜诸条，约略足以尽之。人心营构之象，睽车之载鬼，翰音之登天，意之所至，无不可也。然而心虚用灵，人累於天地之间，不能不受阴阳之消息，心之营构，则情之变易为之也。情之变易，感於人世之接构，而乘於阴阳倚伏为之也。是则人心营构之象，亦出天地自然之象也。
《易》象虽包六艺，与《诗》之比兴，尤为表里。夫《诗》之流别，盛於战国人文，所谓长於讽喻，不学《诗》，则无以言也。然战国之文，深於比兴，即其深於取象者也。《庄》、《列》之寓言也，则触蛮可以立国，蕉鹿可以听讼。《离骚》之抒愤也，则帝阙可上九天，鬼情可察九地。他若纵横驰说之士，飞箝捭阖之流，徙蛇引虎之营谋，桃梗土偶之问答，愈出愈奇，不可思议。然而指迷从道，固有其功；饰奸售欺，亦受其毒。故人心营构之象，有吉有凶；宜察天地自然之象，而衷之以理，此《易》教之所以范天下也。
诸子百家，不衷大道，其所以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则以本原所出，皆不外於《周官》之典守。其支离而不合道者，师失官守，末流之学，各以私意恣其说尔。非於先王之道，全无所得，而自树一家之学也。至於佛氏之学，来自西域，毋论彼非世官典守之遗，且亦生於中国，言语不通，没於中国，文字未达也。然其所言与其文字，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殆较诸子百家为尤盛。反覆审之，而知其本原出於《易》教也。盖其所谓心性理道，名目有殊，推其义指，初不异於圣人之言。其异於圣人者，惟舍事物而别见有所谓道尔。至於丈六金身，庄严色相，以至天堂清明，地狱阴惨，天女散花，夜叉披发，种种诡幻，非人所见，儒者斥之为妄，不知彼以象教，不啻《易》之龙血玄黄，张弧载鬼。是以阎摩变相，皆即人心营构之象而言，非彼造作诳诬以惑世也。至於末流失传，凿而实之，夫妇之愚，偶见形於形凭於声者，而附会出之，遂谓光天之下，别有境焉。儒者又不察其本末，攘臂以争，愤若不共戴天，而不知非其实也。令彼所学，与夫文字之所指拟，但切入於人伦之所日用，即圣人之道也。以象为教，非无本也。
《易》象通於《诗》之比兴；《易》辞通於《春秋》之例。严天泽之分则二多誉，四多惧焉。谨治乱之际，则阳君子，阴小人也。杜微渐之端，姤一阴，而已惕女壮。临二阳，而即虑八月焉。慎名器之假，五戒阴柔，三多危惕焉。至於四德尊，元而无异称，亨有小亨，利贞有小利贞，贞有贞吉贞凶，吉有元吉，悔有悔亡，咎有无咎，一字出入，谨严甚於《春秋》。盖圣人於天人之际，以谓甚可畏也。《易》以天道而切人事，《春秋》以人事而协天道，其义例之见於文辞，圣人有戒心焉。
○书教上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今存虞、夏、商、周之策而已，五帝仅有二，而三皇无闻焉。左氏所谓《三坟》、《五典》，今不可知，未知即是其书否也？以三王之誓、诰、贡、范诸篇，推测三皇诸帝之义例，则上古简质，结绳未远，文字肇兴，书取足以达微隐通形名而已矣。因事命篇，本无成法，不得如后史之方圆求备，拘於一定之名义者也。夫子叙而述之，取其疏通知远，足以垂教矣。世儒不达，以谓史家之初祖，实在《尚书》，因取后代一成之史法，纷纷拟《书》者，皆妄也。
三代以上之为史，与三代以下之为史，其同异之故可知也。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记注无成法。夫记注无成法，则取材也难；撰述有定名，则成书也易。成书易，则文胜质矣。取材难，则伪乱真矣。伪乱真而文胜质，史学不亡而亡矣。良史之才，间世一出，补偏救弊，惫且不支。非后人学识不如前人，《周官》之法亡，而《尚书》之教绝，其势不得不然也。
《周官》三百六十，具天下之纤析矣，然法具於官，而官守其书。观於六卿联事之义，而知古人之於典籍，不惮繁复周悉，以为记注之备也。即如六典之文，繁委如是，太宰掌之，小宰副之，司会、司书、太史又为各掌其贰，则六典之文，盖五倍其副贰，而存之於掌故焉。其他篇籍，亦当称是。是则一官失其守，一典出於水火之不虞，他司皆得藉徵於副策。斯非记注之成法，详於后世欤？汉至元成之间，典籍可谓备矣。然刘氏七略，虽溯六典之流别，亦已不能具其官；而律令藏於法曹，章程存於故府，朝仪守於太常者，不闻石渠天禄别储副贰，以备校司之讨论，可谓无成法矣。汉治最为近古，而荒略如此，又何怪乎后世之文章典故，杂乱而无序也哉？
孟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盖言王化之不行也，推原《春秋》之用也。不知《周官》之法废而《书》亡，《书》亡而后《春秋》作。则言王章之不立也，可识《春秋》之体也。不知《周官》之法废而《书》亡哉？盖官礼制密，而后记注有成法；记注有成法，而后撰述可以无定名。以谓纤悉委备，有司具有成书，而吾特举其重且大者，笔而著之，以示帝王经世之大略；而典、谟、训、诰、贡、范、官、刑之属，详略去取，惟意所命，不必著为一定之例焉，斯《尚书》之所以经世也。至官礼废，而记注不足备其全；《春秋》比事以属辞，而左氏不能不取百司之掌故，与夫百国之宝书，以备其事之始末，其势有然也。马、班以下，演左氏而益畅其支焉。所谓记注无成法，而撰述不能不有定名也。故曰：王者迹息而《诗》亡，见《春秋》之用；《周官》法废而《书》亡，见《春秋》之体也。
《记》曰："左史记言，右史记动。"其职不见於《周官》，其书不传於后世，殆礼家之愆文欤？后儒不察，而以《尚书》分属记言，《春秋》分属记事，则失之甚也。夫《春秋》不能舍传而空存其事目，则左氏所记之言，不啻千万矣。《尚书》典谟之篇，记事而言亦具焉；训诰之篇，记言而事亦见焉。古人事见於言，言以为事，未尝分事言为二物也。刘知几以二典、贡、范诸篇之错出，转讥《尚书》义例之不纯，毋乃因后世之空言，而疑古人之实事乎！《记》曰："疏通知远，《书》教也。"岂曰记言之谓哉？
六艺并立，《乐》亡而入於《诗》、《礼》，《书》亡而入於《春秋》，皆天时人事，不知其然而然也。《春秋》之事，则齐桓、晋文，而宰孔之命齐侯，王子虎之命晋侯，皆训诰之文也，而左氏附传以翼经；夫子不与《文侯之命》同著於篇，则《书》入《春秋》之明证也。马迁绍法《春秋》，而删润典谟，以入纪传；班固承迁有作，而《禹贡》取冠《地理》，《洪范》特志《五行》，而《书》与《春秋》不得不合为一矣。后儒不察，又谓纪传法《尚书》，而编年法《春秋》，是与左言右事之强分流别，又何以异哉？
○书教中
《书》无定体，故易失其传；亦惟《书》无定体，故讬之者众。周末文胜，官礼失其职守，而百家之学，多争讬於三皇五帝之书矣。艺植讬於神农，兵法医经讬於黄帝，好事之徒，传为《三坟》之逸书而《五典》之别传矣。不知书固出於依讬，旨亦不尽无所师承，官礼政举而人存，世氏师传之掌故耳。惟"三""五"之留遗，多存於《周官》之职守，则外史所掌之书，必其籍之别具，亦如六典各存其副之制也。左氏之所谓《三坟》、《五典》，或其概而名之，或又别为一说，未可知也。必欲确指如何为三皇之坟，如何为五帝之典，则凿矣。
《逸周书》七十一篇，多官礼之别记与《春秋》之外篇，殆治《尚书》者杂取以备经书之旁证耳。刘、班以谓孔子所论百篇之馀，则似逸篇，初与典、谟、训、诰，同为一书，而孔子为之删彼存此耳。毋论其书文气不类，醇驳互见，即如《职方》、《时训》诸解，明用经记之文，《太子晋解》，明取春秋时事，其为外篇别记，不待繁言而决矣。而其中实有典言宝训，识为先王誓诰之遗者，亦未必非百篇之逸旨，而不可遽为删略之馀也。夫子曰："信而好古。"先王典诰，衰周犹有存者，而夫子删之，岂得为好古哉？惟《书》无定体，故《春秋》官礼之别记外篇，皆得从而附合之，亦可明《书》教之流别矣。
《书》无定体，故附之者杂。后人妄拟《书》以定体，故守之也拘。古人无空言，安有记言之专书哉？汉儒误信《玉藻》记文，而以《尚书》为记言之专书焉。於是后人削趾以适屦，转取事文之合者，削其事而辑录其文，以为《尚书》之续焉；若孔氏《汉、魏尚书》、王氏《续书》之类皆是也。无其实，而但貌古人之形似，譬如画饼饵之不可以充饥。况《尚书》本不止於记言，则孔衍、王通之所拟，并古人之形似而不得矣。刘知几尝患史策记事之中，忽间长篇文笔，欲取君上诏诰，臣工奏章，别为一类，编次纪传史中，略如书志之各为篇目，是刘亦知《尚书》折而入《春秋》矣。然事言必分为二，则有事言相贯、质与文宣之际，如别自为篇，则不便省览，如仍然合载，则为例不纯；是以刘氏虽有是说，后人讫莫之行也。至如论事章疏，本同口奏，辨难书牍，不异面论，次於纪传之中，事言无所分析，后史恪遵成法可也。乃若扬、马之辞赋，原非政言，严、徐之上书，亦同献颂，邹阳、枚乘之纵横，杜钦、谷永之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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