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唾沫星子能淹死人，冤假错案多了去了，多少错划成右派的，摘了帽平了反，不是还老让人看不起么？一辈子抬不起头来。这世道。”燃后纷纷谴责社领导，说那个批评义理劝义理娶大芬的张副社长纯粹是个老色鬼。常常冒充“老爷爷”摸女编辑女校对，一摸就没完摸得直流口水。他跟季秀珍鬼混出个孩子来，就让他儿子冒充小季的丈夫去陪她打胎。小季跟那个主任副主任也不清楚，跟美术家协会的人更说不清，谁谴责这一帮子风流人物了？嗬，凭什么对义理就这么欺负？义理大哭，悲叹自己命苦，若不是一人孤零零无助，早就不堪忍受奋起抗议了：就算跟大芬真有了婚约又怎么样？是啊，大家都说，就算离婚又怎么样？
直到后来义理屋里的人调走的调走，倒揷门的倒揷门，这间房算空出来了。他们便不失时机地搬到了一起，此屋成了家属宿舍。社里不予承认，还要继续往里分配单身汉，可义理早换了暗锁，不许任何人进驻，就这样顶住了一切压力，终于有了一个家！人们突然发现，这是一个占房的好办法，便纷纷效仿，互相调剂一番，挤出几间来当婚房。登了记的人们便毫不犹豫地在此男欢女乐，日后便有女人挺了大肚子晃来晃去，再后来竟有人真真儿地繁殖出第二代来，此起彼伏地生，从此，这一楼人就不顾社领导的警告，有恃无恐地下籽、耕耘、收获，大人哭孩子叫，红红火火地过起日子来。社领导宣布他们是非法占房，先说要扣他们的工资，可一月可怜巴巴的百八十块，真扣了饭都吃不成，便不敢扣。只好宣布，十年内这楼上的非法户取消分房资格。这类命令对他们毫无触动，没有哪个人为了获得分正式住房的资格而主动腾出筒子楼的“非法”住房。大家都明白，向导社每次分配的新房几乎全让科升处处升局的人达标扩大面积给一分而光。而当官的在春日里脱皮般不断退休，新官在雨后春笋般不断产生，新房的增加永远赶不上官位的更替，自然轮不上这座楼里的等外品去分。先住上房有个家再说，这楼好歹有暖气有管道煤气，离长安大街又近，比起那些住平房的北京市民来，咱算贵族了！至少义理和小琴是这样想的。小琴的父母哥哥来看小琴的新房，都为小琴高兴，小琴的哥哥甚至高兴得眼红。谁也没想到小琴这么有福气，嫁了一个有房子住的大学生。烧了一辈子煤球炉子的母親，摸着生了锈的暖气片落下了眼泪来。哥哥们则在一排煤气灶上大显手艺，连炒带蒸，做了十几二十个菜。那天小屋里济济一堂，全家人都夸义理，说他有本事，前途无量。义理终于有了个家，而且是靠自己白手起家，那天一杯一杯地喝着，和小琴的哥哥们猜着拳，不知什么时候竟哇哇大吐，三个小伙子几乎把地板吐成一锅稠稠的大杂烩，然后倒在床上呼呼大睡。小琴和母親捂着鼻子清扫那一地脏东西，可心里是乐的，多年不唱歌的老太太，竟端着脏东西出来进去地唱起了当年的老歌儿“呼儿嘿”：
“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那里亮……”
那一阵子，义理成了全世界最快活的人，顿时有了事业心。那会儿正兴“报告文学”热，眼瞅着一个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青年写什么出国潮、写什么受伤的河、什么倒汇切汇，都出了大名成了作家，心中很有冲动。其中有一个就是上学时连一首诗都发不出去的外号“半彪子”的同窗。那“半彪子”实在说不上肚里有什么墨水，只是愣头愣脑，热心肠，敢说大实话，眼里不存沙子。义理十分清楚地记得一件令他刻骨铭心的事儿：一次义理去打饭晚了一步，竟然没买上他最爱喝的那种黄澄澄稠乎乎的棒子面粥，只端了两个干馒头和炒白菜回宿舍，一肚子气。民以食为天么，吃不上自己想吃的当然要闹气。“半彪子”弄清了原委，咧嘴一笑：“我当咋回事儿呢，不就没喝上粥？”说完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自己喝了一半的粥拌着白菜一股脑儿折进义理的菜碗中，令义理哭笑不得，想推都推不掉。“半彪子”还得意地说：“就怕你客气，干脆倒你菜里头！”就这么个人，毕业时与世无争，高高兴兴回到县文化馆里。因为他有自知之明。自己的老婆孩子都在农村，如果他去了省城，老婆孩子永远也调不进去；去了县里，文化馆拿他当宝贝，还上赶着把农村户口的老婆马上“农转非”，一家人和和美美在县城团聚。谁知道这小子几年之内折腾成了抢手的作家，专写“分田到户”后农民的喜怒哀乐，这正是顺应改革大潮的题材，热门。尤其是他那篇写“分田到户”后一个著名懒汉变成农民企业家的报告文学，一下子就拿了一项全国大奖。接下来又一鼓作气，写那些家中没儿子的农民“分田到户”后种不上田，家家盼儿子，拼命生却连生九个女儿又怀上第十个，很悲惨的故事，接着获大奖。
义理发现写这个成名快，不用像写诗写小说那么呕心沥血，禁不住要走报告文学作家的路。不信写不过这些“半彪子”们。于是不再写那些“热爱全人类”的诗，开始了每晚下班后的骑自行车采访。他有向导出版社发的一种假记者证，上面堂而皇之印着向导的钢戳儿，总让人以为是著名的《向导日报》或《向导》杂志社的记者。其实国家从来没给出书的出版社发过记者证，记者证是发给报纸、电台和杂志社的。但义理的假记者证还是很管用，拿着它专采访女售货员、女招待、摆摊的女摊主，哪儿热闹去哪儿。义理认准了这些女孩子身上的故事。他提问，小琴帮着记笔记，回来连夜整理，果然找些老同学在一些报纸和刊物上连发了几篇《女摊主的苦恼》之类，每篇三五千字，发一篇一百来块稿酬呢。全给小琴买了新高跟鞋和连衣裙，小琴立即有了当作家夫人兼秘书的自豪。
可总写这类小文章是获不了“半彪子”那样的大奖的。义理开始写长的，把原先那些小故事串起来，串成《北京女性风貌》两万字。这次经朋友介绍，来到《华夏婦女报》投稿。婦女报里是一群男编辑在主事儿。同性相斥吧，那几个糙爷们儿带搭不理地翻翻稿子说没意思，太长，拿《华夏婦女》杂志去吧，刊物可发些长文。
进了《华夏婦女》杂志社，先让看门的男人问了一通儿找谁干什么等等。上了楼，编辑们倒是清一色的女人，可没人管他这类长长的报告文学，要他等，说管这个的一会儿来。干坐了半天，来了一个急匆匆的女人，大嗓门，火爆脾气，一路向同事怒骂着：“这种没出息的人才欺负学生，半点母爱没有，竟敢罚女儿站在雨地里。我是好惹的吗？找了她们校长，强烈要求开除她！她不配当光荣的人民教师！”
听说义理找她，就要过稿子看起来。看了几页，问清义理也是编辑，还是大学中文系毕业，就气不打一处来地说：“看看，你怎么连分号都不会用！报告文学也是文学，跟新闻报道不一样，文笔要那个点。可你的文字都不顺溜，特那个，光靠用点子男匪徒抢女摊主的耸人听闻故事吸引读者哪行？总之，这篇东西太那个了，我们这里不好用。小兄弟，头一次写东西吧？再练练再来吧。”
义理一直没弄清：“要那个点”、“特那个”和“太那个了”是哪个意思，就红着脸问：“老师，您说的那些个‘那个’是怎么个意思？”
“那个‘那个’？我说了吗？”女编辑烦恼地说。
这时又有电话来，女编辑拿起听筒兴高采烈地嚷嚷着：“是你呀！还用问，您的稿子我们全用！特那个哎！发头条，就是不一般么！别那个劲儿的，那什么，少废话，下期再给我们来一篇儿那个点儿的。凭什么婦女刊物就要办成那个草包样儿？不介！我们现在那个了，特欢迎男作家的稿子，改革开放么。当然是你这样的男作家啦。有的人也叫男人？特那个，连标点符号儿新闻与报告文学都弄不清，还挺那个劲儿的……”
义理越听越不对劲儿，总觉得有点“那个”，拿起稿子就夺门而出，身后还响着女编辑的呼喊：“我说那谁，再写了再给我啊。”
义理一气之下决定不靠朋友介绍了，省得熟人见他的狼狈样脸上挂不住，他开始自告奋勇去找地方发。五天下来，跑了大大小小几个杂志社，均告失败。最终还是找到了有朋友的《贴心大姐》杂志。天晓得《贴心大姐》里只有主编是女的，别的编辑全是男的。一个心眼儿很好的贴心大哥告诉他这报告文学的确“那个了点儿”，算了吧，这些编辑怎么都爱用“那个了点儿”？但他看中了义理的两首小诗，说这些诗挺有上进味道，是进步诗，留下发一发。义理这一个星期总算没白费。
受了这么大的打击，义理十分苦闷。又开始闷闷不乐地写诗。一天能写三四首。有一首叫《冬夜》：
走过城市的灯火
白昼一样的目光
闪烁，心
依旧奏着五岁的节拍
喘息，世界
太沉太沉
但愿一颗颗滴血的心
在白雪寒风中
跳动
雪白血红
几首诗拿给老同学们看，都说绝了，“特那个”，都夸义理在生活的磨难中找到了诗的感觉，尤其是找到了“灵的节奏和意蕴的韵脚”。义理的先锋派诗开始在几个专业诗刊报上发表。但因为诗人太多，寥寥几个报刊不够用的，一些朋友就自动组织了“明日沙龙”，并创办了一张诗报《明日星辰》，每期印五百份流传。诗人们凑一起发现，义理是这里面混得最好的，关键是他有一间长安街附近的房子！而大多数朋友还混在集体宿舍里，有的在大学教书，竟是五个人一间，还有的结了婚租郊区农民的房子住。于是同志们一致决定，义理这里作沙龙的固定据点儿，时不时来撮一顿，聊个通宵。
义理十分高兴。他终于找到了诗神，抓到了“灵的节奏和意蕴的韵脚”，由一个当年被人看不起的三流学生，一跃而入先锋诗群并有幸成为沙龙的掌柜。大家凑钱给义理家置了冰箱、电扇，为屋里铺上了地毯，墙上挂上了大腿大脚肠子肚子什么的现代派绘画，又装了红蓝绿的五彩灯泡，一闪一闪的十分神秘。只有小琴说害怕，很给义理丢面子，怒斥她“少说外行话，别丢人，学着点”。
这里真成了大家的家了。谁进城办事都会来这里吃饭，谁上下火车都会来这里落脚，不管清晨半夜，敲门声不绝于耳，常常来些陌生人拿着熟人的条子，必须招待。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座楼方便，电随便用，煤气随便用，水随便用，一个月一户才掏十元钱。楼上别人家也一样。“移民楼”成了一家便宜旅店饭馆，终日川流不息着南北口音的全国人民。后来附近做小买卖儿的人发现了这座宝楼，便纷纷来这楼上上厕所、烧开水、煮午饭，竟发展到有的小贩儿来楼上熬一大锅一大锅的凉粉儿，端了到街上去卖。反正谁也不认识谁。
后来出版社发现每月移民楼的电水煤气费猛增，开销大大，平均每户一个月要达到一百多块，而实际才交十块。这才有领导来查看，发现这里成了全北京全国的公共建筑。于是开大会批评移民楼楼民。楼民们马上揭发了浙义理的《明日星辰》诗沙龙，说它是一个全国性的联络站，用去了全楼百分之九十的水电煤气，并说各家放在楼道里的酱油醋水壶均有丢失现象。义理受到了严厉批评，被迫转移了这个据点。但从此沙龙就因没有固定据点而自告解散，诗报也变成一年三期了，大家很扫兴。
那一阵子，义理像丢了魂一般，在上班时不敢怎么样，只会回家来找小琴的碴儿，拿她出气。摔盆砸碗的小琴还能忍受，可义理晚上酗酒，喝到够耍酒疯的量了就借酒劲打小琴，打得小琴用被子捂住嘴不敢出声。接下来就是强迫小琴陪他做爱，也不知酒怎么会使义理变得如此疯狂有力，连续作战十个晚上竟然毫不草雞，还要看着外国录像照猫做虎，让小琴苦不堪言。
小琴知道，义理是事业上受了挫折才这样的，就在义理清醒了以后劝他找找《贴心大姐》的朋友，先把那些热情向上的诗发一发。凭她的经验，这类杂志上好发一些，因为这些杂志发行量大，读者众多。义理发现小琴在出版界泡久了，也泡成半个编辑了，说得有理。于是就把“热爱全人类”之类的诗复写多份，投向百十家《贴心大姐》类青少年刊物。这些诗竟然在几乎同一个月内的几十家刊物上呼啦啦出现，义理义理义理……如雷贯耳。
也就在这时，边大姐发现了潜伏在她身边的浙义理是个大诗人，因为她儿子看的那些杂志上总有义理的诗，儿子的学校还请义理去做了文学讲座。这位当年以一首《贫下中牧腰杆硬》驰名大草原的知青诗人，面对这些年越来越看不懂的洋派诗十分惶惑。突然发现义理的诗格调高尚，思路清晰，易读易诵，一看八个明白，觉得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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