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找不到乔安娜的脚踏车进行比对。破案有时需要靠运气。我们正为未寻获脚踏车证物而焦急时有一天，当地一个居民在六十多里外的野外跑步时，发现树丛中有一辆脚踏车弃置在路旁，警察拿回来后，乔安娜的双親任出这正是乔安娜出事当天所骑的脚踏车。经过比对，发现罗纳后车厢内的油漆片与乔安娜的脚踏车的油漆相同。
在这些证据下，检察官决定以成人的强姦杀人罪来起诉罗纳。但是，由于本案并无任何目击证人，全靠物证，检方能否起诉仍无把握，便决定先由大陪审团审理。
美国联邦的刑事案件，大多是经过大陪审团的预审，经过大陪审团不公开情况下审理认定证据充足后检察才正式起诉。大陪审团由一般民众组成，他们可以审阅任何证据，并可强制传唤证人作证，而被告在大陪审团的审理程序中并无宪法保护。目前许多州已取消大陪审团预审的做法，而率由检察官决定是否起诉或证据是否充足，但是在处理许多重要性案件时仍会先交由大陪审团预审。
第6节检方的专家证人
在出任康州警政厅刑事鉴识化验室主任前，我曾多次到法庭替公设辩护律师作证，不过乔安娜是我走马上任以来首宗重大凶杀案。我们根据物证化验结果逮捕了罗纳，罗纳却坚称自己无辜，罗纳的父母也向报纸记者说，警方并没有令人信服的人证或物证来逮捕罗纳。康州法庭以前也没有单凭化验结果起诉嫌犯的前例，因而大陪审团开始传唤证人时，马上引起报纸和社会的关注。
在缺乏目击证人的情况下，大陪审团是否接受检方的起诉将完全依靠现场勘查检查结果而定。出庭作证的前一天晚上，我再次将所有的证据钜细靡遗地审阅一遍，觉得所有化验方法及结果都符合科学根据，并且完全可靠。
作证当天我穿上笔挺的西装，打上内人特地为我准备的领带，提着装满案情资料的公事包，一大早就赶到了法庭。
庭警将我带入一个安静的房间等候传唤房间很安静，我顺手桌上的一份地方报纸一看，头版上赫然有益则新闻，标题为《李博士将在乔安娜焚尸案为检方作证》，文章并不长，上面说，“中国出生，台湾长大的亨利·李博士，曾在台湾担任警官。后来赴美深造，随即于纽海文大学担任刑事科学。数月前赴任康州警政厅刑事鉴识化验室主任。李博士今天将担任检方证人向大陪审团提供该案的重要证据…这将是本州首宗科学破案的重大凶杀案。”
文章十分简短，但却将我带到从大陆到台湾的成长岁月。我手握着这张报纸，脑海浮现出童年成长的漫长岁月……
我的祖籍在江苏省如皋县，世代在当地经商，生意做得很成功，家里相当富裕，颇受到当地乡親的尊敬。父親李浩民继承家业后，不再甘心自己的生意局限于如皋地区，听人说大上海滩是一个商机遍地的好地方，他便到上海南通一带经营石油及日常用品的贸易，生意非常兴隆。
父親很疼爱小孩，除了整天在外面忙碌生意家计外，一有空就回家和小孩玩，父親和母親李王岸佛原已生了时个子女，一九三八年我呱呱落地时已是第十一个。很多人都担心孩子过多家计负担过重，不过双親都觉得他们已经习惯带大了这么多个孩子，再多一个也不会太累。
等到我一岁多时，我们便举家从如皋小镇迁到当时被称为“花花世界”的上海。虽然上海的大都会环境对我们来自小城镇的外来人很陌生，但是我们家人口多住在一所很大的房子里，大家聚在一起，有说有笑，日子过得很愉快。父親的生意越做越大，我们的生活一直十分舒适，不愁吃穿，母親忙不过来，还请了佣人帮忙。许多同乡親友到上海投靠我父親，我父親待人很友善，热心助人，让他们和我们住在一起，因而进进出出的親朋好友为数众多。
父親在我们迁往上海后工作更加繁忙，不过他总会抽空教我们识字，他的管教非常严格，有时我念错了字，他就用筷子打我的手掌，因此我在学习时都不敢有半点马虎，在他回家考我时，我都设法背得滚瓜烂熟。
在上海的日子过得很快眨眼就过了三年到了一九四七年父親担心战乱会危及家人的安全及小孩的成长便安排母親带着我们兄弟姊妹前往台湾，二哥李政宣早几年已先到台湾经营农场，三哥李昌钢也随后在台湾找到一份工程师的工作，他们把我们兄弟姊妹安顿得很好，许多親友也到台湾投靠我们。父親定期从上海带钱到台湾，家中十分富裕，母親和兄长们也十分慷慨地招待这些親友或同乡，让他们住在我们家中真可谓“食客数百”。
记得在我九岁的时候，全家人正喜气洋洋地备办着除夕大年夜饭，准备在父親回家后大家一起开心地吃一顿团圆饭。就在这个时候，消息传来父親搭乘的太平轮出事沉没，船上及百名乘客全部罹难。刚开始我们都不相信，但是，报纸，电台都陆续报导这一消息，称这艏运载几百名乘客及大批黄金的轮船的确在海上出事无人生还。
这一恶耗来得太突然了，我们都不愿相信，我从来没有看过母親如此悲伤，她觉得纵使轮船沉没，父親仍有可能在轮船沉没时死里逃生，便华了大笔钱雇了一架飞机飞到出事的地区四处搜索，但是没有任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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