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搜查，陆续有所斩获，共找到五十六块骨头碎片，这些碎片都只有四分之一寸左右大小，四边都有多面形的切割痕迹。我推断这种切割痕迹强烈显示尸体经过碎木机切刀装置磨碎，并且只有经过大型碎木机内八到九块刀片的切刀装置切绞，骨头碎片才会呈现多面形的切割痕迹。为了进一步确定这些骨片是属于海伦的，我们决定使用当时最先进的鉴定技术──dna鉴定技术来确定骨片的真实面目。被大众简称为dna的鉴定技术，正式名称为脱氧核糖核酸鉴定法，利用生物体内的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组合以进行辨识。dna是细胞体内的“遗传密码”，一半是来自母親，另一半是来自父親，除非是同卵同精双胞胎，否则每一个人的dna都不同，因而可以作为人身辨别的重要证据。但是困难之处在于解读密码，检验和确认这些遗传基因等。
一九八四年，英国里斯特大学的遗传学家亚历克。杰佛里斯等人发明了一种检验dna的技术，称为“抑制片段长度多型性图谱”(英文简称为rflp)。先在dna分子中加入分解酵素，经过电泳凝结成长短不一的凝胶；再与放射性同位素探针混合，制成x光片感光。
这种x光片上记录了许多长短不一的dna图纹，就象商品上的电脑条码，可以辨别不同的遗传因子。一九八五年，杰佛里斯在英国成功地运用这项技术鉴定親子关系，而开始受到法律界的重视。
后来，又出现另一种鉴定dna的方法，即聚合媒连锁反应(pcr)，所需要的dna量骤减，可以用来分析少量生物性证迹。
一九八五年八月，国际刑事遗传学会的第十一届年会在哥本哈根召开，美国纽约生命遗传公司的贝尔德等人发表了最新的研究成果，他们不仅能以新鲜血液确认dna，还可以确认存留三年之久的旧血痕内之dna，dna技术又往前推进一大步。
之后，经过刑事鉴识界及生物化学界不断地努力，我们已经可以从血液、血迹、[j*yè]、精斑、人体组织细胞、骨骼、器官及带发根的头发等分离出dna。但是，泪液、汗液、血清及其它不含细胞核之体液，就无法进行dna分析。
一九八九年，我参加了国际刑事科学协会的十位专家研究小组，探索dna在刑事鉴识上的实用性。一九九一年我们这个专家小组经过各种研究和实验，提出正式报告，指出：在严格的监督下，及依循一定的科学程序，dna鉴定结果是十分可靠的，可以视为侦查案件的一大利器。
在这份研究报告问世后不久，美国国会组织了一个十一人的dna鉴定研究委员会，其中包括国际知名的法学专家、生化学家、联邦法院大法官等，我是委员会中唯一的华人与唯一的刑事鉴识专家。我认为dna鉴定是目前最可靠的人身鉴定工具，并全力推动司法界接受其鉴定结果。委员会为dna的检验程序制定出具体的规则，设定了操作标准，法院也同意接受dna作为审理证据。
可惜dna分析在海伦的案子上没帮上忙。因为海伦的父親已经去世，只能对比母親这边的遗传基因，然而，每个人的dna都是由父母双方的遗传物质组合而成，缺乏任何一方都无法确定其dna的成份，纵使从出土骨片中分离出海伦的dna，也无法进行对比。
第10节湖底证据
在湖边融雪收集证据的同时，我们还派出蛙人到湖底打捞，寻找更多的证据。有一天我为另一宗案件出庭时，突然有紧急通知，说是在湖底找到了大块骨头。
我赶紧赶到现场，蛙人已将一块大骨头打捞上来，一块大腿骨，很粗，但是不长。我一看，便跟刑警们说：“从这块骨头来看，这应该是个女的，体重在二百八十磅到三百五十磅间，而且体毛很多。”他们听了面面相觑，我就进一步解释，这不是人的骨头，可能是牛或鹿的骨头。后来将湖中的其它骨头组合起来，果然是一只鹿。大伙的失望不在言下。
过了不多久，又有一位蛙人报告说，他们在湖底找到一把电锯。找到一把电锯实在不稀奇，侦查人员正打算将电锯丢回湖中，但是，我脑中灵光乍现，会不会是理查先用电锯将海伦尸体切成几段，再送入碎木机内。我决定将电锯拿回化验室检验。
我们在化验室里将电锯拆开来，发现上面的产品编号被磨掉了。我们决定用电解法来重现编号。先用砂纸磨平，再涂上化学试剂，果然立即显示出一串号码：e5921616。
这个号码让人过目不忘，我们马上将产品编号拍下存证。
有了产品编号，就有了新线索，循线追查下，我们发现这把十分昂贵的电锯生产于密西根州，出厂后由新泽西的经销中心批发到新镇的一家电锯中心。刑警马不停蹄找到了这家电锯商店。却发现老板患了心脏病，正在医院等候开刀。我们在病床边问老板是否记得将这把电锯卖给谁，老板摇了摇头，却轻声告诉我们，他有保留存根，我们不妨到他点内货仓的一个鞋盒里找找。
我们马上到商店将鞋盒找到，一张张地查对存根。果然找到一张理查购买电锯的信用卡账单，上面写着美金六百四十六元。
当刑警询问理查是否买过这把电锯时，他狡辩说，“是的，电锯是我买的，但是在两个月前被偷走了。”
我们并不相信理查讲的是真话，因为我们在电锯里发现了人体组织，进一步检验证实为手掌的皮肤和肌肉，同时，其血型为o型──与海伦的血型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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