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化人成俗，才艺者可以约法立名，故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制法守度使之然也。陛下焉得不改而张之！至如日诵万言，何关理体；文成七步，未足化人。昔子张学干禄，仲尼曰：'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又曰：'行有馀力，则以学文。'今舍其本而循其末。况古之作文，必谐风雅，今之末学，不近典谟，劳心於卉木之间，极笔於烟云之际，以此成俗，斯大谬也。昔之采诗，以观风俗，咏卷耳则忠臣喜，诵蓼莪而孝子悲，温良敦厚，诗教也。岂主於淫文哉！夫人之爱名，如水之务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陛下若以德行为先，才艺为末，必敦德励行，以伫甲科，丰舒俊才，没而不齿，陈寔长者，拔而用之，则多士雷奔，四方风动。风动於下，圣理於上，岂有不变者欤！"
武太后临朝，垂拱中，纳言魏玄同以为吏部选举未尽得人之术，上疏曰：
昔之列国，今之州县，士无常君，人有定主，自求臣佐，各选英贤，大臣乃命於王朝耳。秦并天下，罢侯置守。汉氏因之，有沿有革：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官则汉为置之；州郡掾史、督邮、从事，悉任之於牧守。爰自魏晋，始归吏部，递相因循，以迄於今。以刀笔求才，以簿书察行，法之弊久矣。
盖君子重因循而惮改作，有不得已者，亦当运独见之明，定卓然之议。如今选司所行者，非上皇之令典，乃近代之权道，所宜迁革，实为至要。何以言之？夫尺丈之量，所及不永；锺庾之器，所积不多。非其所及，焉能度之；非其所受，何以容之。况天下之大，士人之众，而可委之数人之手乎？假使平如权衡，明如水鉴，力有所极，照有所穷，铨综既多，紊失斯广。况比居此任，时有非人而徇於势利者哉！使赃货交易，同乎市井，加以厚貌深衷，险如丘陵，使百行九流，折之於一面，具僚庶品，专断於一司，不亦难矣！
且前古以来，乱多理少。武德、贞观，与今亦异，皇运之初，庶事草创，岂唯日不暇给，亦乃人物稀少。天祚大圣，享国永年，比屋可封，异人閒出，咸以为有道耻贱，得时无怠，诸色入流，年以千计。群司列位，无复新加，官有常员，人无定限。选集之始，雾积云屯，擢叙於终，十不收一。淄渑混淆，玉石不分，用舍去留，得失相半。既即事为弊，致后来滋甚。
夫夏殷以前，制度多阙，周监二代，焕乎可睹。岂诸侯之臣，不皆命於天子；王朝庶官，亦不可专於一职。故穆王以伯煚为太仆正，命之曰："慎简乃僚，无以巧言令色便僻侧媚，其唯吉士。"此则令其自择下吏之文也。太仆正，中大夫耳，尚以僚属委之，则三公九卿亦然矣。周礼，太宰、内史，并掌爵禄废置；司徒、司马，别掌兴贤诏事。当是分任於群司，而统之以数职，各自求其小者，而王命其大者也。昔区区宋朝，尚为裴子野所叹，而况於当今乎！
又夫从政莅官，不可以无学。书曰："学古入官，议事以制。"传曰："我闻学以从政，不闻以政入学。"今贵戚子弟，例早求官，或龆龀之年，已腰银艾；或童丱之岁，已袭朱紫。弘文、崇贤之生，千牛、辇脚之徒，课试既浅，艺能亦薄，而门阀有素，资荫自高。夫象贤继及，古之道也。所谓胄子，必裁诸学，修六礼以节其性，明七教以兴其德，少则受业，长而出仕，并由德进，必以才升，然后可以利用宾王，移家事国。少仕则废学，轻试则无才，於其一流，良足惜也。又勋官三卫流外之徒，不待州县之举，直取之於书判，恐非先德行而后言才之义也。
臣窃见制书，每令三品荐士，下至九品，亦令举人，此圣朝仄席旁求之意也。但以褒贬不甚明，得失无大隔，故人上不忧黜责，下不尽搜扬，苟以应命，莫慎所举。且惟贤知贤，圣人笃论；伊、皋既举，不仁咸远。复患阶秩虽同，人才异等，身且滥进，鉴岂知人？今欲务得实才，兼宜择其举主。流清以源洁，影端由表正，不详举主之行能，而责举人之庸滥，不可得也。
武太后不纳。
天授三年，右补阙薛谦光以其时虽有学校之设，禁防之制，而风俗流弊，皆背本而趋末，矫饰行能，以请讬奔驰为务，上疏曰：
自七国以来，虽杂以纵横，而汉兴求士，犹徵百行。是以礼让之士，砥才毓德，既闾里推高，然后为府寺所辟。而魏氏取人，好其放达。晋、宋之后，衹重门资，奖为人求官之风，乖授职惟贤之义。梁、陈之间，特好词赋，故其俗以诗酒为重，未尝以修身为务。降及隋室，馀风尚存，开皇中李谔奏於文帝曰："昔魏之三祖，更好文词，忽君人大道，好雕虫小艺，连编累牍，盈箱积案，独有月露风云之状而已。代俗以之相高，朝廷以兹擢人，故文笔日烦，其政日乱。"帝纳其言，乃下制禁文笔之为浮词者。其年，泗州刺史司马幼之以表词不质书罪。於是风俗改励，政化大行。及炀帝，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故后生复相仿效，皆以浮虚为贵。
有唐纂历，渐革前弊，陛下君临，树本崇化。而今之举人，有乖事实，乡议决小人之笔，行修无长者之论，策第喧竞於州府，祈恩不胜於拜伏。或明制適下，试令搜扬，则驱驰府寺，请谒权贵，陈诗奏记，希咳唾之泽，摩顶至足，冀提携之恩。故俗号举人为"賝举"。夫賝者，自求之称，非人知我之谓也。察辞度材，则人品可见矣。故选曹授职，諠嚣於礼闱；州郡贡士，诤讼於陛闼。谤议纷纭，浸成风俗。今夫举人，询於乡闾，归於里正而已。虽迹亏名教，罪加刑典，或冒籍窃资，邀勋盗级，假其贿赂，即为无犯乡闾。
设如才应经邦，唯令试策；武能制敌，只验弯弧。文擅清奇，则登甲科；藻思小减，则为不第。以此收人，恐乖事实。何者？乐广假笔於安仁，灵运词高於穆之，平津文劣於长卿，子建藻丽於荀彧。若以射策为官，则潘、谢、曹、马必居孙、乐之右；协赞机猷，则安仁、灵运亦无裨附之益。由此言之，固不可一概而取也。其武艺亦然。故谋将不长於弓马，良相宁资於射策。伏愿陛下降明制，颁峻科，文则试以理官，武则令其守御，使侥名滥吹之伍，无所藏其庸谬。
臣谨按吴起临战，左右进剑，吴子曰："夫临难决疑，乃将事也。一剑之任，非将事也。"又按诸葛亮临戎，不亲戎服，顿蜀兵於渭南，司马宣王持剑，劲卒不敢当，此岂弓矢之用乎？又按杨得意诵长卿之文，武帝曰："恨不得与此人同时。"及相如至，终於文园令，不以公卿之位处之者，盖非其任故也。
又按汉法，所举之主，终身保任。杨雄之坐田仪，责其冒荐；成子之居魏相，酬於得贤。赏罚之令行，则请谒之心绝；退让之义著，则贪竞之路塞矣。仍请宽立年限，容其采访简汰，堪用者令试守，以观能否，参检行事，以覈是非。称职者受荐贤之赏，滥举者抵欺罔之罪，自然举得才行，而君子之道长矣。
圣历三年二月，武太后令宰相各举尚书郎一人，狄仁杰独荐男光嗣，由是拜地官尚书郎，莅事有声。太后谓仁杰曰："祁奚内举，果得人也。"长安二年，武太后下求贤令，狄仁杰曰："荆州长史张柬之，其人虽老，真宰相才也。"乃召为洛州司马。他日，又求贤，仁杰曰："臣前言张柬之。"太后曰："已迁之矣。"对曰："臣荐之请为相也，今为洛州司马，非用之。"又迁秋官侍郎。四年，夏官尚书、灵武大总管姚元之将赴镇，太后令举堪为宰相者。元之对曰："秋官侍郎张柬之沈厚有谋，能断大事，且其人年老，惟陛下急用之。"遂为相。
开元三年，左拾遗张九龄上书曰：
夫元元之众，莫不悬命於县令，宅生於刺史，此其尤亲於人者也。是以亲人之任，宜得贤才；用人之道，宜重其选。而今刺史、县令，除京辅近处之州刺史犹择其人，县令或备员而已；其馀江、淮、陇、蜀、三河诸处，除大府之外，稍稍非才。但於京官之中，出为州县者，或是缘身有累，在职无声，用於牧宰之间，以为斥逐之地；因势附会，遂忝高班，比其势衰，亦为刺史；至於武夫、流外，积资而得官，成於经久，不计有才，诸若此流，尽为刺史。其馀县令以下，固不可胜言。盖甿庶所系，国家之本。务本之职，反为好进者所轻，承弊之邑，每遭非才者所扰，而欲天下和洽，固不可得也。古者刺史入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莫不互有所重，劝其所行。臣窃怪近俗偏轻此任。今朝廷卿士入而不出，於其私情，甚自得计。何则？京华之地，衣冠所聚，子弟之间，身名所出，从容附会，不劳而成。一出外藩，有异於是。人情进取，岂忘之於私，但法制之不敢违耳，原其本意，固私是欲。今大利於京职，而不在外郡，如此则智能之士，欲利之心，日夜营营，安肯复出为刺史、县令？而国家之利，方赖智能之人，此辈既自固而不行，在外者又技痒而求入，如此，则智能之辈常无亲人之者，今又未革之以法，无乃甚不可乎！故臣以为欲理之本，莫若重刺史、县令，此官诚重，智能者可行。正宜悬以科条，定其资历：凡不历都督、刺史，虽有高第者，不得入为侍郎、列卿；不历县令，虽有善政者，亦不得入为台郎、给、舍；虽远处都督、刺史，至於县令，递次差降，以为出入，亦不十年频任京职，又不得十年尽任外官。如此设科以救其失，则内外通理，万姓获安。如积习为常，遂其私计，天下不可为理也。
又古之选用贤良，取其称职，或遥闻而辟召，或一见而任之，是以士修素行，不图侥倖。今天下未必理於上古，而事务日倍於前，诚为不正其本而设巧於末。所谓末者，吏部条章，动盈千万，刀笔之吏，辨析毫釐，节制抢攘，溺於文墨；胥徒之猾，又缘隙而起。臣以为始造簿书，以备用人之遗忘耳，今反求精於案牍，不急於人才，亦何异遗剑中流，而刻舟以记。去之弥远，可为伤心。凡称吏部之能者，则曰从县尉与主簿，从主簿与县丞，斯选曹执文而善知官次者也，唯据其合与不合，而多不论贤与不肖，大略如此，岂不谬哉！陛下若不以吏部尚书、侍郎为贤，必不授以职事；尚书、侍郎既以贤而受委，岂复不能知人？人之难知，虽自古所慎，而拔十得五，其道可行。今则执以格条，贵於谨守，幸其心能自觉者，每选所拔亦有三五人；若又专固者，则亦一人不拔。据资配职，自以为能，为官择人，初无此意，故使时人有"平配"之议，官曹无得贤之实。故臣以为选部之法，弊於不变。变法甚易，在陛下涣然行之。假如今之铨衡，欲自为意，亦限行之以久，动必见疑，遂用因循，益为浮薄。今若刺史、县令精覈其人，即每年当管之内，应有合选之色，且先委曲考其才行，堪入品流，然后送台，台又推择，据所用之多少，为州县之殿最，一则州县慎於所举，必取入官之才；二则吏部因其有成，无多庸人干冒。纵有不任选者，谬起怨端，且犹分谤於外台，不至諠譁於南省。今则每岁选者动以万计，京师米物为之空虚，岂多士若斯，盖渝滥至此。而欲仍旧致理，难於改制，衹益法之烦碎，贤愚混杂，就中以一诗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贤人君子从此遗逸，斯亦明代之阙政，有识之所叹息也。
又天下虽广，朝廷虽众，而士之名贤，诚可知也。若使毁称相乱，听受不明，事将已矣，无复可说。如知其贤能，各有品第，每一官阙，而不以次用之，则是知而不为，焉用彼相。借如诸司清要之职，当用第一之人，及其要官阙，时或以下等叨进，以故时议无高无下，唯论得与不得，自然清议不立，名节不修，上善则守志而后时，中人则躁求而易操。其故何哉？朝廷若以令名进人，士子亦以修名获利，而利之所出，众则趋焉。已而名利不出於清修，所趋多归於人事，其小者苟求取得，一变而至阿私；其大者许以分义，再变而成朋党：斯并教化渐渍，使之必然。故於用人之际，不可不第其高下；若高下有次，不可谬干。夫士必刻意修饰，思齐日众，刑政自清。此皆兴衰之大端，安可不察也。
十七年三月，国子祭酒杨玚上言："伏闻承前之例，每年应举常有千数，及第两监不过一二十人。臣恐三千学徒，虚费官廪；两监博士，滥縻天禄。臣窃见入仕诸色出身，每岁向二千馀人，方於明经、进士，多十馀倍，自然服勤道业之士不及胥吏，以其效官，岂识先王之礼义。陛下设学校务以劝进之，有司为限约务以黜退之，臣之微诚，实所未晓。今监司课试，十已退其八九，考功及第，十又不收一二，长以此为限，恐儒风渐坠，小道将兴。若以出身人多，应须诸色都减，岂在独抑明经、进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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