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苓逝去已经半年多了。早就许了心愿，要写点纪念文字，可是一提笔总觉得笔尖沉重，反而无话可说。在战争中，过多的生离死别刺激着我们，使情感日渐麻木，西苓的死讯就没有使我流过一滴泪。可是许久以来，他的影子却一直在记忆里浮现，鲜明而且生动。我这才觉得，在麻木的泥淖底下，原来还潜流着这么脆弱的感情。
这悲哀也不仅仅因为失却友人。西苓的坦白和可，自然使人不易淡忘；但稍稍熟悉中电影界情形的，怕谁都有一个更其痛切的联想：西苓的去世，对荒芜的影坛是一个何等巨大的损失！
人世有什么比这更值得惋惜的：一个应当活着的年轻人，却为疾病所俘虏，仅仅两三天工夫，一撒手就带走了一切，爱情、事业、彩虹似的理想……
看过《船家女》和《十字街头》的电影观众，我想多数是知道沈西苓这名字的吧。在电影界，直到今天，可以贡献一点像样的作品的导演，只是寥寥可数的几位，西苓正是其一。他后期创作的光辉的成就，已经毫无愧地可以在电影史上占有一页。而他的艰苦的经历，也正好反映了中电影事业从落后到进步的一段行程。
我们这社会是一个顽固的堡垒，现存的秩序俨然像一方巨石，镇压着一切新生的嫩芽。可是“一·二八”前后，电影界也吹动了春来的风信，报纸和杂志上，到发出一种喊声，解释着电影教育的重要，要求转变，要求进步。若干先进的文艺工作者，怀着拓荒者的热忱和信心，开始向这荒地上移民。西苓就是最初的拓荒者之一。
但他几乎一直受着排挤。虽然他的毫无矜饰的面容，毫不雕琢的动作─一宛然分明袒露的襟，使人一望而知是无须加以戒备的好人，但在守旧者看来，他所代表的，正是一种危险的势力。
以包身工为题材的《女的呐喊》，是西苓的第一部作品，也是不幸失败的作品。他最初担任的工作是置景，从布景师到导演，经过艰难的争取，而许多人也正在热心地期待着他的失败，来证明他们“新人物到底不行”的理论。现在这理论有了根据，一时公开的讥讽，背后的嘲笑，几乎要将他淹没。连公司里的三四流演员，都没有一个愿意再受委屈，在他的导演之下演戏。
“想法子弄一笔钱，把这倒霉的片子买下来……”西苓好几次沮丧他说。─—这计划自然没有成功，他只好低下头再去尝试。
一种难言的屈辱，他隐忍过去了。他的全部活动只蕴结着一个慾望，那就是作品的完美，因为他的成败不只是个人的成败。在第二部作品里，他引用了全部和他境遇相似的新人来演戏。那结果却得到了意外的成就。当他的新作第一次试映完毕，在戏院的走廊上，一位极有声望的先辈热烈地握了他的手，激动地说：
“西苓，我祝贺你，你成功了！”
西苓羞红着脸，像一个女孩子，蹙（ji）地连一句谦逊的话也说不出来。接着他的身边就围绕了一群大明星，有如众星拱月，同时含笑为贺，说是希望有在他下一部作品中担任一个角的幸运。
那片名叫做《上海二十四小时》，剧本出自一位隐名的左翼作家之手。但到后来公映的时候，据说因为是“宣传赤化”的作品，被剪删得面目全非。其间还引起许多风波，几乎逼得西苓不能再当导演。
试映新片的时间照例在夜半，─—电影院的营业时间以后，到试映完事，天光已经发白了。我们从子夜的街头跑回去，西苓只是反复地感慨：
“真厉害，这样的做人，真厉害！”
是的，“这样的做人”！世故与流俗的泛滥，─—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洪流里，连最低限度的洁癖，也常常受着迫害。
朋友中间，西苓以软弱出名。但他也有他应付环境的方法，那就是坚韧地忍受，沉着地进攻。渐渐地，他学了一点乖，懂得了怎样使自己减少吃亏的诀窍；更重要的，是他有了名，在制片工作上得到了许多便利，同时他的作品的成就也更显著了。但因此好像也就引起了一点不满。─—意思大约是“阳似谨愿，实圆滑”之类。这也并非对于西苓特别的苛刻，我们都有一种习惯，对于坏人容易宽恕，对好人却总是取求全责备的态度。仿佛在这样的世道里面，要使它改善起来，老实人就应当始终吃亏。
我曾在电影界混了好几年，一踏进那圈子，最初认识的就是西苓。在这一段不算很短的年月里，除却洞察了许多驳杂的世态，可以倾心相谈的朋友，也不过是屈指可数的几个。我和西苓辗转在三个电影厂服务，也几乎三次都是同时进退的。同样服役于人类理想的志士，革命者的热烈使人感泣，学者的庄严使人起敬，而艺术家的切使人生爱。西苓属于后者，生活里并且保留着成年人所极其缺乏的天真──在无须拘束的场合，他常常一高兴就蹦跳起来，习惯地摹仿米老鼠的跳舞。这瞬间，恰如电光的一闪，在生命深照出了潜藏的童心。他的真挚使人易于接近，不但可以常常谈笑往还，也可以不必掩藏自己的幼稚和可笑，彼此倾诉一点私事，从而得到温暖。
有谁理解无垢的友情的吗？它正是生命里的一掬甘泉。
三年余来的战争，对于刚刚走向健康的中电影是一个大打击。当上海成为“孤岛”以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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