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文人趋向用典的风气云：
夫属词比事乃为通谈。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颜延之、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近任昉、王元长等词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寖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
他又评论齐梁之间注重声律的风气道：
古曰诗颂，皆被之金竹，故非调五音无以谐会。……三祖之词，文或不工，而韵入歌唱，此重音韵之义也。与世之言宫商异矣。今既不被管弦，亦何取于声律耶？齐有王元长者……创其首，谢朓、沈约扬其波。三贤咸贵公子孙，幼有文辩？于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至平上去入，则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
《南齐书·陆厥传》也说：
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张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河南周颙善识声韵。为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中，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里说：
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
这是永明文学的重要主张。文学到此地步，可算是遭一大劫。史家说：
宋明帝博好文章……每有祯祥及游幸宴集，辄陈诗展义，且以命朝臣。其戎士武夫则请托不暇，困于课限，或买以应诏焉。于是天下向风，人自藻饰，雕虫之艺盛于时矣。
皇帝提倡于上，王融、沈约、谢朓一班人鼓吹于下，于是文学遂成了极端的机械化。试举沈约的一首《早发定山》诗做个例：
夙龄爱远壑，晚莅见奇山。标峰彩虹外，置岭白云间。倾壁忽斜竖，绝顶复孤圆。归流海漫漫，出浦水溅溅。野棠开未落，山樱发欲然。忘归属兰杜，怀禄寄芳荃。眷言采三秀，徘徊望九仙。
这种作品只算得文匠变把戏，算不得文学，但沈约、王融的声律论却在文学史上发生了不少恶影响，后来所谓律诗只是遵守这种格律的诗，骈偶之文也因此而更趋向严格的机械化。我们要知道文化史上自有这种怪事。往往古人走错了一条路，后人也会将错就错，推波助澜，继续走那条错路。譬如缠小脚本是一件最丑恶又最不人道的事，然而居然有人模仿、有人提倡到一千年之久，骈文与律诗正是同等的怪现状。
但文学的新时代快到了。萧梁一代很有几个文学批评家，他们对于当时文学上的几种机械化的趋势颇能表示反对的批评。钟嵘的议论已引在上文了。萧纲为太子时，曾有与弟湘东王绎书，评论文学界的流弊，略云：
比闻京师文体懦钝殊常，竞学浮疏，争为阐缓……既殊比兴，正背风骚。……未闻吟咏情性，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湛湛江水”遂同《大传》。吾既拙于为文，不敢轻有掎摭。但以当世之作，历方古之才人……观其遣辞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为是，则古文为非；若昔贤可称，则今体宜弃。……
梁时文有史家裴子野著有《雕虫论》，讥评当日的文学家，说他们：
其兴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隐而不深。……荀卿有言，“乱世之征，文章匿而采”。斯岂近之乎？
“巧而不要，隐而不深”，这八个字可以抹倒六朝时代绝大部分的文学。
最可怪的是那主张声律论最有力的沈约也有“文章三易”之论！他说：
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
沈约这话在当时也许别有所指：“易见事”也许即是邢子才所谓“用事不使人觉”；“易读诵”也许指他的声律论。但沈约居然有这种议论，可见风气快要转变了。
这五六百年中的乐府民歌到了这个时候应该要发生影响了。我们看萧梁一代几个帝王仿作的乐府，便可以感觉文学史的新趋势了。萧衍的乐府里显出江南儿女艳歌的大影响。如他的《子夜歌》：
恃爱如欲进，含羞未肯前。朱口发艳歌，玉指弄娇弦。
阶上香入怀，庭中草照眼。春心一如此，情来不可限。
如他的《欢闻歌》：
艳艳金楼女，心如玉池莲。持底报郎思？俱期游梵天“”。
这都是模仿民间艳歌之作。
他的儿子萧纲也做了不少的乐府歌辞。如《生别离》：
别离四弦声，相思双笛引。一去十三年，复无好音信。
如《春江曲》：
客行秪念路，相争度京口。谁知堤上人，拭泪空摇手？
如《乌栖曲》：
浮云似帐月如钩。那能夜夜南陌头！宜城酝酒今行熟，莫惜停鞍暂栖宿。
青牛丹毂七香车，可怜今夜宿娼家。高树乌欲栖，罗帏翠帐向君低。
如《江南弄》中的两首：
枝中木上春并归。长杨扫地桃花飞。清风吹人光照衣。光照衣，景将夕。掷黄金，留上客。
金门玉堂临水居，一颦一笑千万余。游子去还愿莫疏。愿莫疏，意何极？双鸳鸯，两相忆。
在这些诗里，我们很可以看出民歌的大影响了。
这样仿作民歌的风气至少有好几种结果：第一是对于民歌的欣赏。试看梁乐府歌辞之多，便是绝好证据。又如徐陵在梁陈之间编《玉台新咏》，收入民间歌辞很多。我们拿《玉台新咏》来比较那早几十年的《文选》，就可以看出当日文人对于民歌的新欣赏了。《文选》不曾收《孔雀东南飞》，而《玉台新咏》竟把这首长诗完全采入，这又可见民歌欣赏力的进步了。第二是诗体的民歌化的趋势。宋齐梁陈的诗人的“小诗”，如《自君之出矣》一类，大概都是模仿民间的短歌的。梁以后，此体更盛行，遂开后来五言绝句的体裁。如萧纲的小诗：
别来憔悴久，他人怪颜色。只有匣中镜，还持自相识。
如何逊的小诗：
燕戏还檐际，花飞落枕前。寸心君不见，拭泪坐调弦。
闺阁行人断，房栊月影斜。谁能北窗下，独对后园花？
如江洪的小诗：
上车畏不妍，顾盼更斜转，大恨画眉长，犹言颜色浅。
隐士陶弘景有《答诏问山中何所有》的一首诗：
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
这竟是一首严格的“绝句”了。
陈叔宝是个风流天子。史家说他每引宾客对贵妃等游宴，使诸贵人及女学士与狎客共赋新诗，互相赠答。其中有最艳丽的诗，往往被选作曲词，制成曲调，选几百个美貌的宫女学习歌唱，分班演奏；在这个环境里产出的诗歌应该有民歌化的色彩了。果然后主的诗很有民歌的风味。我们略举几首作例：
大妇西北楼，中妇南陌头。小妇初妆点，回眉对月钩。可怜还自觉，人看反更羞。
大妇爱恒偏，中妇意长坚。小妇独娇笑，新来华烛前。新来诚可惑，为许得新怜。
大妇正当垆，中妇裁罗襦。小妇独无事，淇上待吴姝。鸟归花复落，欲去却踟蹰。
《三妇艳词》起于古乐府《长安有狭邪行》，齐梁诗人最喜欢仿作这曲辞，或名《中妇织流黄》，或名《相逢狭路间》，或名《三妇艳诗》，或名《三妇艳》，或名《拟三妇》，诗中“母题”（Motif）大抵相同，先后共计有几十首，陈后主一个人便做了十一首，这又可见仿作民歌的风气了。后主又有：
春日好风光，寻观向市傍。转身移佩响，牵袖起衣香。
自君之出矣，房空帷帐轻。思君如昼烛，怀心不见明。
自君之出矣，绿草遍阶生。思君如夜烛，垂泪著鸡鸣。
合欢襦薰百和香，床中被织两鸳鸯。乌啼汉没天应曙，只持怀抱送君去。
池侧鸳鸯春日莺，绿珠绛树相逢迎。谁家佳丽过淇上，翠钗绮袖波中漾。雕鞍绣户花恒发，珠帘玉砌移明月。年时二七犹未笄，转顾流盼鬟髩低。风飞蕊落将何故？可惜可怜空掷度。
后主的乐府可算是民歌影响的文学的代表，他同时的诗人阴铿的“律诗”可算是“声律论”产生的文学的成功者。永明时代的声律论出来以后，文人的文学受他不少的影响，骈偶之上又加了一层声律的束缚，文学的生机被他压死了。逃死之法只有抛弃这种枷锁镣铐，充分地向白话民歌的路上走。但这条路是革命的路，只有极少数人敢走的。大多数的文人只能低头下心受那时代风尚的拘禁，吞声忍气地牵就那些拘束自由的枷锁铐镣，且看在那些枷锁镣铐之下能不能寻着一点点范围以内的自由。有天才的人，在工具已用的纯熟以后，也许也能发挥一点天才，产出一点可读的作品。正如踩高跷的小旦也会作回旋舞，八股时文也可作游戏文章。有人说的好：“只是人才出八股，非关八股出人才。”骈文律诗里也出了不少诗人，正是这个道理，声律之论起来之后，近百年中，很少能做好律诗的。沈约、范云自己的作品都不见高明。梁朝只有何逊做的诗偶然有好句子，如他的《日夕出富阳浦口和朗公》：
客心愁日暮，徙倚空望归。山烟涵树色，江水映霞晖。独鹤凌空逝.双凫出浪飞。故乡千余里，兹夕寒天衣。
到了阴铿，遂更像样了。我们抄几首，叫人知道“律诗”成立的时代：
怀土临霞观，思归望石门。瞻云望鸟道，对柳忆家园。寒田获里静，野日烧中昏。信美今何益，伤心自有源。
大江一浩荡，离悲足几重！潮落犹如盖，云昏不作峰。远戍唯闻鼓，寒山但见松。九十方称半，归途讵有踪？
客行逢日暮，结缆晚洲中。戍楼因碪险，村路入江穷。水随云度黑，山带日归红。遥怜一柱观，欲轻千里风。
这不是旧日评诗的人所谓“盛唐风格”吗？其实所谓盛唐律诗只不过是极力模仿何逊、阴铿而得其神似而已！杜甫说李白的诗道：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
杜甫自己也说：
孰知二谢能将事，颇学阴何苦用心。
盛唐律体的玄妙不过尔尔，不过如杜甫说的“恐与齐梁作后尘”而已。
然而五六百年的平民文学，——两汉、三国、南北朝的民间歌辞——陶潜、鲍照的遗风，几百年压不死的白话化与民歌化的趋势，到了七世纪中国统一的时候，都成熟了，应该可以产生一个新鲜的、活泼泼的、光华灿烂的文学新时代了。这个新时代就是唐朝的文学。唐朝的文学的真价值、真生命，不在苦心学阴铿、何逊，也不在什么师法苏李，力追建安，而在它能继续这五六百年的白话文学的趋势，充分承认乐府民歌的文学真价值，极力效法这五六百年的平民歌唱和这些平民歌唱所直接间接产生的活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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