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不是预言家保罗，也不会哄你们花五毛钱去得一辆汽车。
一天分做十二个时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已经够麻烦了，却偏偏要分做二十四小时，每小时又要分做六十分，每分又要分做六十秒。岂不是太麻烦了么？我的祖母是个国粹派，伊总以为太麻烦了的。
古庙中之罗汉
伊曾慷慨激昂地对我发过议论，伊说，“太阳从东方起来便知道是早晨，太阳从西方下去便知道是天晚，太阳走到天空的中央当然是正午，岂不很明白么？偏要分做几点几十分，真是麻烦而且无聊。”
如若有人请我祖母去玩，伊一定说，“我早上来。”无论是早上九点钟，十点钟，十一点钟，然而太阳没有走到天空的中央，当然仍旧还是早上。
其实太阳何尝常常能走到天空的中央，天空的中央又在那里？然而这些问题是不许提出的，提出也是愚问。
我的祖母究竟是七十岁以上的人了，其实七十岁以下的人们，或者就是自命受过教育的人们，“时”的观念不清楚如我祖母的一定不在少数。
孟禄（Dr.Paul Monroc）博士到过中国以后，曾对人发这样的议论，“中国人宴会多半是迟到，上火车却总是早到。”
火车开行是有定时的，中国人当然不舒服了，所以非早到不可。
然而我是中国人，总以为中国人是可以原谅的。因为我们聪明的祖宗虽然也发明了指南针，后来又发明了“日晷”，然而壁上挂着滴答滴答的时钟终是西洋人发明的，我们当然过不惯那些几点几分几秒的生活。
要说我们贵国人对于“数”的观念不清楚，一定有许多热血的青年们觉得十分不舒服了，我猜想。
二五一十谁不知道？三三得九谁不知道？六六三十六又谁不知道？谁说中国人“数”的观念不清楚！
然而热血的青年且慢着，这是有事实为证的。
我们且不必扯到大学中学里的数学成绩是怎样坏，因为近代所谓时髦的青年们多半是文学家，他们会做新诗，他们会做白话文，他们会喝酒，他们也会失眠，当然是不需要数学的；而且徐诗哲也公然的在什么附中演说过，世界上的大文学家多半是不善数学的，他更会从古至今从西到东的引了许多例。
我们且谈谈古人罢，古之文学家或者不如今日之多，而且骂古人究竟是一件便宜的事情。无论你骂他是猪，是羊，是牛，是马，是卖国贼，他当然只有沉默地受着，无论如何也不会从棺材里跳出来回骂。
我总疑心古人对于“数”的观念是不清楚的，你且看他们怎样的胡闹：胸中有五脏，天上有五星，阴阳有五行，人间有五伦。你看他们只会用一个“五”字包括一切。你看他们对“数”的观念是何等的模糊！
“朋友！你们贵国有若干人？”
“四万万人！”
中国真只有四万万人吗？谁统计过。有人说从民国以来战争频仍，现在只有三万万人了。然而谁又统计过？我也知道这是不容易统计的。然而你们贵村有若干人？你们贵府有若干亲戚朋友？你老有多少贵庚？你家少爷结婚了几年了？你能够一气答出而不谬误吗？我猜你是要弄错的，就是用心理学家的统计方法也会弄错的。
十四，三，二十。
我初到北京的那一年，东安市场仿佛是一片焦土，只有几间矮小的店铺，还留着几壁烧残的危墙。伴我到东安市场的T.君，指着一堆瓦砾的焦土告我说，“那里从前是很闹热的。”
“哦！”我毫无感想地回答T.君。
不知过了几月，而东安市场在鸠工动土了。又不知过了几月，而东安市场焕然一新了。
那时我相识的似乎只有T.君，所以再陪我去逛新建筑的东安市场的仍然是他。
“呵！如今的东安市场比从前宽敞得多，整齐得多了。房屋比从前高大，街道也比从前开展了。”T.君赞美地说。
“哦！”我含糊地回答T.君，脑中引起许多的感想来。
我们徽州的闹热商埠，当然要推屯溪镇了，所以徽州人都称屯溪镇为小上海。
有一年，那时我头上还梳着小辫子罢，屯溪镇失火了，一晚便烧去几百家。
我惨然了，听见这火灾的消息以后。
“那有什么呢？屯溪镇是愈烧愈发达的。”父亲毫不在意的说。
“难道烧去许多房屋财物也不可惜么？难道这样大的损失反愈损失愈发达么？”我似乎不相信父亲的话似地说。
“损失，这不过暂时的。我所看见的屯溪镇是：火烧一次，房屋整齐而且高大一次；火烧一次，街道宽大而且洁净一次；火烧一次，市面繁华一次。”
我当然不懂了，因为父亲说的是屯溪镇的历史上的话；而我那时年纪很小，我的头脑中简直没有屯溪镇的历史。
但后来也渐渐明白了，从我的头上的小辫子剪了以后。
我看见了许多古旧的老屋，在我的故乡，污秽而且狭隘，墙壁已倾斜得摇摇欲倒了，然而古屋里的人们照样地生活着，谈着，笑着，他们毫不感觉危险而且厌恶。
我怀疑而且不安了，“这么古旧的老屋还不想法子改造么？”
“改造，谈何容易，要损失，还要代价。”一个老年人很藐视地告诉我，他是我的亲戚。
我恍然了，知道改造不是那么容易。
然而狂风吹来，古屋倒了，新屋又建筑起来了；大火烧来，古屋毁了，新屋又建筑起来了。狂风和大火底下，当然损失了不少的生命和财产，然而新屋终于建筑了起来。
从此以后，我赞美狂风，也赞美大火，它们诚然是彻底的破坏者；然而没有它们，便也没有改造。
有时我也替愚蠢的人们可怜；有时我又想，为了改造，为了进步，愚蠢的人们是应该牺牲。
我希望狂风和大火毁坏了眼前之一切的污秽而狭隘的房屋，在荒凉的大地上，再建筑起美丽而高大的宫殿来。我希望彻底的破坏，因为有彻底的破坏，才有彻底的建设。
我赞美东安市场过去的大火，因为有了它，东安市场才有现在的新建设。
十四，三，二十五。
偶然买得一只母鸡，便送到Amy的府上去。
那里住着的Y小姐也有三只母鸡。
我把我的母鸡放在Amy府上的庭中，Y小姐和Amy都围上来。
“几吊钱买的？”Amy问。
“八吊半。”我欣然地说。
“买得便宜！”Y小姐夸奖地说。
然而Y小姐的三只母鸡也围上来了，其中一只黄毛的母鸡，气汹汹地直冲到前面来，将我的母鸡的颈儿咬着；然而我的母鸡亦颇不弱，于是伊俩便决斗起来了。
Y小姐与Amy站在一旁瞧着，笑着。
我的确忍不住了，瞧着这无理的决斗。我于是用左脚将我的母鸡踢开，然而Y小姐的母鸡又直扑上来了；我知道这无理的决斗是不可免的了，于是也站在一旁，说：
“你们斗罢，畜生们！”
“斗死一只也好，横竖有鸡肉吃。”Amy接着说。
然而我心中又似乎有牢不可破的伦理：我总觉得人可以杀鸡，鸡决不可以杀鸡的。于是我也加入鸡的战斗，连午饭也不想去吃。
Y小姐与Amy自然笑我多事了。
然而因为我的干涉，鸡们的争斗终于停止。
我知道鸡们是不忠厚的，这也不自今日始了。鲁迅先生的后园养了有三只鸡，这三只鸡自然是朝夕相聚，应该是相亲相爱的了。然而也时常争斗，我亲眼看见过的。
“鸡们斗起来了。”我从窗上看出去，对鲁迅先生说。
“这种争斗我也看得够了，由他去罢！”鲁迅先生说。
“由他去罢！”是鲁迅先生对于一切无聊行为的愤慨态度。我却不能这样，我不能瞧着鸡们的争斗，因为“我不愿意！”
其实“我不愿意”也是鲁迅先生一种对于无聊行为的反抗态度。《野草》上明明的说着，然而人们都说“不懂得”。
我也不敢真说懂得，对于鲁迅先生的《野草》。鲁迅先生自己却明白的告诉过我，他的哲学都包括在他的《野草》里面。
我想养鸡，因为我爱吃鸡蛋。
我因为养鸡而想起爱养鸡的杜威（John De-wey）先生来。
杜威先生离开中国以后，我们大概对于他的最近的思想和生活都茫然了罢。这是麦柯（Wil-liam MeCall）博士告诉我们的关于杜威的一件趣事。
杜威博士及其妻女
杜威先生回国以后，在家中养了几只鸡。他爱拿他养的鸡所生的鸡蛋去送他的朋友。
一天，他拿了几个鸡蛋去送他的同事哥仑比亚大学某教授。
某教授刚巧不在家。
杜威先生将鸡蛋留下，自己回来了。
后来某教授回家，仆人告诉他说，“今天有个卖鸡蛋的送了几个鸡蛋来。”
某教授想了半天，才知道卖鸡蛋的原来是杜威先生！
麦柯博士曾告诉我们某教授的名字，可惜我一时忘记了，记不起某教授的名字来。
这自然是杜威先生的趣事。我之养鸡，并不是想媲美杜威先生。杜威先生养的鸡多，所以生的鸡蛋还可以送人；然而我只有一只鸡，我送给Amy，因为我的鸡养在伊的家中，生出蛋来还是我吃。
我是贫者，没有余蛋送给旁人。
十四，四，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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