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大弛的社会里，是非颠倒过来，赏恒在佞，罚恒在直，人们对不合理的现象找不到解释，就不得不把一切归之于天。他又认为，当“理明”时，人们就不会讲“天命”；当“理昧”时，就不会不讲天命。刘禹锡从法弛和理昧来解释天命思想产生的根源，指出“天”是人在一定条件下创造出来的。
隋文帝下令禁止私人“撰集国史，臧否人物” 。唐太宗置史馆，修撰本朝的历史，并令宰相监修。从此，官修正史和宰相监修成为定制。
唐太宗还下诏修前代史，编成的正史有《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等六部。高宗时又编成了《五代史志》，这就是现在《隋书》里的志。此外，李延寿还独自删补宋、齐、梁、陈、魏、周、齐、隋八代史书，写成《南史》和《北史》。
刘知几撰写的《史通》，共20卷。这部书完成于中宗景龙四年（710年），是我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史学批评和史学理论的著作。
刘知几在《史通》中对于过去史书的编纂体例，史料选择，语言运用，人物评价以及史事叙述各方面，进行了批判和分析，同时，还提出了自己的史学主张。
在答郑惟忠问史才时，刘知几指出，史才必须兼备才、学、识三长。他把才比作生产的技能，学比作材料和工具。他对于识，尤加重视。他说：“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 他认为才、学、识三者必须结合。在《史通》里，他说：“假有学穷千载，书总五车，见良直不觉其善，逢抵牾而不知其失，……虽多亦安用为。” 他反对史家阿世取容，挟私受贿，任意歪曲历史，主张“仗气直书，不避强御”，“肆情奋笔，无所阿容” 。
刘知几认为，史家必须博采史料而善加选择，必须兼取各家所长而不拘于一家之见，需要“探赜素（索）隐，致远钩深” ，深入到事物内部去探索。
刘知几在《疑古篇》里以丰富的历史知识来反对传统的对古代圣贤的偶像崇拜；在《惑经篇》和《疑古篇》里指出了儒家经典《尚书》、《论语》等对统治者丑恶面貌的讳饰和虚美。
开元中，玄宗下令编纂《唐六典》，要求“法以《周官》，作为《唐典》。览其本末，千载一朝” 。《唐六典》模仿周礼六官来叙述开元时，主要是开元二十五年正在行用的制度，将令式按内容分类系在有关职官之下。《唐六典》保存了大量唐朝前期的田亩、户籍、赋役、考选、礼、乐、军防、驿传、刑法、营缮、水利等制度和法令的重要资料。《唐六典》的注文有的是叙述职官本身的沿革，有的是解释正文。还有一些注文是叙述当时实际行用的新的制度。
杜佑于德宗贞元七年写成《通典》。这部书是在刘秩《政典》的基础上，用了三十多年时间，加以扩充，并重新编次整理而成的。全书共200卷。杜佑写作本书的目的是“征诸人事，将施有政”。他认为，“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是以食货为之首，选举次之 。以下依次是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共九门。各门再分子目。每事以类相从，上起先秦，下迄天宝，都详其本末，并征引了很多前代和当时人的重要论议。对于天宝以后的事，则选择重要的加以记述。
裴矩在隋代撰成《西域图记》3卷，绘制了西域44国的山川形势的地图和帝王庶人仪形服饰的图像。
唐高宗时修成的《隋书·地理志》，记载了梁、陈、齐、周、隋五代郡县设置和户数。还继承《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传统，借用《禹贡》等书九州的概念，把全国分为九个大的区域，分别论述它们的地理特征，经济发展和风俗、文化等情况。
唐代各州普遍修纂图经。诸州每三年还要把州图送兵部职方司。有的县也纂修图经。在这个基础上，先后出现了十几种全国地理总志。流传下来的只有宪宗时宰相李吉甫撰写的《元和郡县图志》。全书40卷，分10道47镇，记述了各州的户口、物产、州县的沿革、山川险易、古迹史事等。每镇篇首皆有图，图已散佚，文大部尚存。这部书是我国现存最古的一部舆地总志，史料价值很高。
德宗时宰相贾耽著有《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40卷和《皇华四达记》10卷。两书均佚。《新唐书·地理志》引用了《皇华四达记》中唐朝入四夷之路：“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鹘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所引《皇华四达记》还记载了唐朝周边各民族和亚洲一些国家的山川聚落、交通路线和远近距离。其中“广州人海夷道”是岭南到波斯湾和非洲航海路线的最早记录，是中西交通史的珍贵文献。
贾耽制作的《海内华夷图》，长3丈3尺，宽3丈，规模之宏大，是前所未有的。图上的1寸表示实际的100里 ，相当于1比1500000。这个图虽然早已亡失，但刘豫伪齐阜昌七年（1137年）时把它缩成《华夷图》和《禹迹图》刻于石上，刻石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华夷图》中所绘我国山川及平面地形的轮廓，大致和今天的地图相近，这是流传下来的我国最古的地图。
懿宗时，曾任安南经略使幕僚的樊绰，以其在安南搜集的关于云南地区的史料，写成《蛮书》十卷。《蛮书》又称《云南志》，全面而系统地记录了当时云南地区的途程道里、山川城镇、六诏历史、民族分布、各民族的生活习俗、土宜物产以及南诏的经济、政治制度等，是研究今天云南地区各兄弟民族历史的最珍贵的文献。
唐代是我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流传到今天的，就有二千二百多个诗人创作的近五万首的诗歌。诗歌的内容十分丰富，反映了唐代历史发展的面貌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唐代诗歌繁荣的根本原因，在于唐代正处于中国中古社会变迁的转折时期，整个社会正处在上升发展的时期。从社会各阶层中间涌现出的大量诗人，以向上的精神进行创作，冲决了旧的形式主义文学的藩篱，使唐代诗歌具有豪迈雄浑、丰富多彩的特点。唐代的进士考试着重文学辞章，也推动了唐代诗歌的发展。六朝以来，诗歌的艺术形式逐渐趋向成熟，这是唐诗发展的前提条件。唐代疆土广阔，经济繁荣，交通发达，对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各种艺术都有相当高度的发展。这些都使人们的眼界开阔，并为诗歌提供了新的素材，成为诗歌繁荣昌盛的客观条件。
隋和唐初的诗人，大多是达官贵族。他们的作品承袭了齐、梁宫体诗的遗风，缺乏真实的思想感情和现实的社会内容。
唐高宗和武则天统治时期，诗坛开始活跃。号称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是当时诗人中的佼佼者。他们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堆砌辞藻的诗风，但是开始来写城市和边塞的生活，对唐代诗歌的发展，有一定的贡献。
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抱负，梓州射洪人陈子昂（661—702年）力斥“齐梁间诗，彩丽竟繁，而兴寄都绝” ，主张恢复诗歌反映现实生活的优良传统。他的诗，刚健素朴，一扫齐、梁以来绮靡、颓废的遗风。他为以后唐诗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开元、天宝时期是文学史家羡称的盛唐时期，这时的诗人发展了诗歌的各种体裁和形式，流派众多，风格各异，蔚为万紫千红、缤纷灿烂的壮观。盛唐的诗人王翰、王之涣、王昌龄等，善于以简短的绝句表达复杂的感情。他们的边塞诗既写出了征人思妇的抑郁情怀，又充满着乐观豪放的精神。
盛唐的另一部分诗人李颀和岑参（715—770年），擅长古体诗，特别是七言歌行。他们善于捕捉人和物的特征，加以刻画和铺陈，以取得具体而生动的效果。李颀在描写音乐声响和塑造人物形象方面，有新的创造。岑参长期在边疆生活，是最著名的边塞诗人。他以高亢的韵调，峭丽的风格，写出了许多壮丽的边塞诗。但是他对统治阶级的穷兵黩武，边将的横暴贪残，却很少揭露和批判。
孟浩然（689—740年）和王维（701—761年），他们的诗歌描绘了恬静的田园和幽寂的山水，在写作技巧上，有很高成就，但在思想内容上，却带有逃避现实的消极因素。
开元后期到天宝年间，社会矛盾更加深刻，高适（702—765年）首先写出了反映农民疾苦的诗篇 ，成为诗人杜甫的先驱者。他的著名的边塞诗《燕歌行》，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盛唐时期的李白和杜甫把诗歌艺术推到了高峰。他们不仅是唐代双峰并峙的两大诗人，也是我国古典诗歌中两个流派最杰出的代表。
李白（701—762年)字太白，出生于碎叶，成长于四川的江油。他继承了屈原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汲取了魏晋以来优秀诗人的艺术技巧，学习民歌语言而采撷其精华，加以他敢于革新创造，这就使得他能在创作实践中作出很大的贡献。豪迈奔放的热情，宏阔磅礴的气势，大胆的想像和夸张的手法，生动、轻快的语言，构成了他的艺术特色。
李白在古风59首和大量的乐府诗中，揭发了统治集团骄奢淫逸的生活，谴责了他们穷兵黩武和无视人民疾苦的行为。“济苍生”“安黎元”的政治抱负，蔑视王侯富贵和封建礼教的精神以及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主义，时时在他的诗篇中闪烁着光芒。李白还写了许多游历名山大川的诗歌，庐山飞瀑，长江远帆，奔腾汹涌的黄河，崎岖峻险的蜀道，都写进了他的诗篇。
李白的政治理想是非常抽象的，他又深受道家思想影响，追求所谓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当他感到理想不能实现时，就以求仙、饮酒来排遣忧闷，因此，在他的诗中，也常常流露出浮生若梦、及时行乐的颓废思想。
杜甫（712—770年）字子美，河南巩县（今巩义）人。他以“不薄今人爱古人”，“转益多师是汝师” 的态度，从《诗经》、《楚辞》直至同时代的优秀文学成果中撷取精英，进行革新创造，故其诗“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 。真挚细腻的感情，沉郁雄浑的基调和洗炼的语言，构成了他的艺术特色。
杜甫的一生，大部分是在忧伤和痛苦中度过的。由于生活的艰难，他逐渐体察到人民的痛苦。安史之乱以前，他已经写了《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现实主义作品。安史之乱后，他又经历了逃难的生活。在安史之乱期间，杜甫写出了《悲陈陶》、《春望》、《北征》、《羌村》及组诗《三吏》、《三别》等一系列杰出诗篇。他的很多诗篇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的复杂的社会矛盾，被称为诗史。
杜甫在作品中，不止一次地揭发了当时尖锐的贫富对立，并且指出，“无贵贱不悲，无富贫亦足” 。他从自己的苦难联想到人民的苦难，当他看见自己的“幼子饥已卒”时，他的悲痛并不停留在个人的遭遇上。他“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才觉得“忧端齐终南，濒洞不可掇”。
杜甫受儒家正统思想的支配，把伦理纲常，特别是忠君视作立身的最高准则。这是时代给予他的局限。
肃、代之世，唐王朝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在这种情势下，以元结、顾况为代表的一些诗人，与杜甫走着同样的道路，以质朴无华的风格，写出一些反映现实生活的诗篇。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以钱起、卢纶为代表的大历十才子。他们着力于山水田园、自然景物的描写。他们的诗歌有一定的艺术成就，但思想内容却很贫乏。
贞元、元和之际，社会经济逐渐恢复繁荣，唐王朝的经济、军事力量也在加强。一些关心国家命运的士大夫，看到唐朝“中兴”有望，就要求改良政治。他们以学习陈子昂和杜甫为号召，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主张，发起了新乐府运动。
白居易（772—846年）和元稹（779—831年）是新乐府运动的核心人物。他们写了很多讽喻诗，白居易的《秦中吟》10首和《新乐府》50首，是这些诗的代表作品。犀利的观察力，平易通俗的风格，强烈对比的手法和“一吟悲一事” 的结构是《秦中吟》和《新乐府》的特色。
元稹的《连昌宫词》，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等长篇叙事诗，思想结构和艺术手法都和讽喻诗有相通之处。元稹的艳体诗和白居易的杂律诗反映了当时的都市生活，也开辟了晚唐纤丽的诗风。
白居易晚年的闲适诗，寄情佛道，追求闲适，这说明在唐王朝走向下坡路的情势下，诗人的意志消沉了。
中唐时期，还形成了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诗派，这派诗人重视艺术的技巧，险僻奇奥是他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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