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并大量的土地。金世宗时曾有人陈告说，官豪霸占大量土地，致使贫民无可耕种，并且说，有三十几家女真贵族 ，总共冒占了3000多顷土地，平均每家在百顷以上。更有一家霸占土地达800顷。可见，女真贵族统治时期的土地兼并之祸是很猛烈的。
农民对地主阶级的人身依附关系，从唐代后期到北宋一代，已较前有所松弛，到宋政权南渡时，河东、河北的官僚豪绅地主阶层中虽有大量人家随同南下，但原来在他们奴役下的佃户、庄客等却没有跟随他们同去，自耕农民也都“恋着乡土”，不肯舍去。根据金世宗时期所宣布的金国的全部人口数字，是4470.5万以上。汉人在金国全部人口中所占比例数字，约计总不应少于2/3；而汉族农民也应占全部汉人的2/3以上。这就是说，金国社会生产事业的主要承担者，仍然是汉族农民。
当文明较低的女真人占领了华北地区的初期，他们是以征服者和战胜者的姿态出现的。他们的焚杀掳掠，使这一地区的生产力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在经过金太宗和熙宗两代二十多年之后，女真的统治终于不得不和汉人已经达到的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他们虽然也带来一些落后的东西，但在最主要的方面，还是不能不让汉族地区原来的生产方式维持下去。
在女真的本土，即东北的上京路以及辽阳府路，其农业生产劳动主要由奴婢负担。金世宗即位前，在辽阳府做留守时，便拥有“奴婢万数”和“孳畜数千” 。到他即位之后，因为要根据奴婢多少而征取物力钱，上京路的女真人户，为规避物力钱而自卖其奴婢，“致耕田者少，遂以贫乏” 。这些事实都反映出，直到12世纪的中叶，在东北的女真族内还是盛行奴隶占有制的。
女真人在农业生产上使用的奴隶，其中一部分就是原来辽朝各头下军州中的“二税户”。二税户都是被契丹贵族俘虏去的汉族农民，他们在被俘之后，仍然被安排在农业生产上，其收获所得，要向其所属的契丹贵族交租，也要向辽的政府纳税。金灭辽后，女真贵族从契丹贵族手中夺占了这些二税户，把他们视同战争得来的俘虏，抑为“贱民” 。从金世宗初年到金章宗初年，曾屡次下令要把这般被“抑为贱民”的二税户免为民，“为良为驱，皆从已断为定”。这反映出，在汉族的封建经济的强烈影响下，女真族的奴隶占有制已不可能再照旧维持下去了。
南宋的国土比较北宋虽已减少了将近一半，但是，农业生产最丰富的江、淮、湖、广诸地都在南宋境内。在南宋境内，水利灌溉事业本来很发达，南宋政府为求增加赋税收入，又奖励州县官兴修陂塘堤堰等水利灌溉工程，当时凡富有水渠之地，其州县官大抵都兼“提举圩田”或“主管圩田”的职务 。在南宋初期的50年内，各地兴建或修复的较大的水利工程，就有湖南潭州的龟塘，可溉田万顷；兴元府的山河堰，溉田9300多顷；镇江府练湖的72源，溉田在万顷以上。此外，在绍兴府会稽、山阴、诸暨诸县的旧湖都得到了修浚，恢复了灌溉之利，被豪家霸占填塞了的鉴湖也重行开掘；明州也开掘了东钱湖潴水灌田 。太平州当涂、芜湖两县的田地，圩田十居八九 ，圩岸大小不等，如果连接在一起，周回达四百八十余里 。
只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都努力把自己所有的山地或陆地施用功力，开垦成水田，如果是硗确之地，也把它垦辟成可以种植的田亩。两浙和江西抚州等地的地方官吏均曾一度对这种改良过的田亩增收苗税 ，可见，当时改良过的田亩为数必已很多。这说明在南宋一代，不但田野日辟，栽种水稻的面积也在增加。
因为占城稻“不择地而生”，成熟较快较早，所以在北宋时期，长江南北各地多已栽种这种稻种。南宋初年的江南西路，“乡民所种稻田，十分内七分并是早占米，只有三二分布种大禾（晚稻）” 。而苏、湖一带，“厥壤沃，厥田腴”，改用占城稻种之后，部分地区且可以每年收获两次 。在丰收年份，上田所得每亩可达五六石，因而有了“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 。
栽培茶树的地区，南宋比北宋加多。制糖原料的甘蔗，在闽、浙、川、广的某些州县内已大量栽种。四川的遂宁，到处都是蔗田。农民把甘蔗和谷物轮流栽种，借以保持土壤的肥力。
海南岛的黎族人民和云南大理地区的农民，在北宋以前已栽种棉花，纺织为白 布，制为衣衾。12世纪初，福建路内一些地方已经以出产木绵（即棉花）著名 。到13世纪，江南农民也开始栽种棉花，而且不久就比较普遍地种植了。
瓷器产量的激增，制瓷技术的提高，各地瓷窑规模的迅速扩大，使得制瓷业在南宋的全部手工业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南宋政府在杭州的凤凰山、乌龟山下均设有官窑，所制瓷器继承了北宋官窑的风格。
浙江的龙泉县以及瓯江沿岸诸地，是青瓷的产地。在龙泉大窑的窑址中，曾出土带有南宋年号和“姚宅富位”铭记的瓷盘，说明在南宋的制瓷工业中已流行订货的办法。
江西景德镇的制瓷业，在南宋也有较大的发展。这里的瓷器，“鬻于他所，皆有饶玉之称”。这里的瓷窑各有其著名的特产：有的窑“器尚黄黑”，最受浙江人欢迎；有的窑专产高足碗、雪花碟等，最受川广荆湖人欢迎；有的窑专产绣花、银绣、弄弦之类的碗碟，最受江浙福建人欢迎 。
福建沿海的制瓷业密集在同安、泉州、福清、连江等地，都以烧造青瓷为主，产品包括各式碗、盏、碟、盘等，主要是销售海外。
广州和潮州的瓷器制造业，也以烧造外销瓷器为主。
近年所发现的南宋瓷窑遗址的堆积，有广达20亩、高至20米的，可见其规模已很大。当时内部已有很细的分工：有陶工、匣工、土工之分，有利坯、车坯、釉坯之分，还有印花和画花之分。“秩然规制，各不相紊” 。
南宋的造纸业也有普遍的发展。当时印书所用纸张一般都达到薄、软、轻、韧、细的水平。纸的种类很多，有白色纸、自然色纸等，在质量方面有薄厚与粗细之分，又有全料与半料之别。江浙所制纸质厚色白，蜀纸质细而重，皖纸轻薄，建阳多自然色竹纸。建阳书坊曾用一种特制的椒纸印书，系用山椒果实煮汁染成，纸性坚韧，且可防蠹。
南宋所制色笺极为精致。笺色有红、紫、褐、黄、碧等色，而以红色笺最为流行。故宫博物院所藏南宋张孝祥、范成大等人的书札，多是用红色笺写的。
雕版印刷业在南宋有很大发展。南宋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各地寺院和书坊，都从事刻印书籍。当时刻印图书的数量之多，技艺之高，流传范围之广，不仅空前，有些方面甚至明、清两代也难与之相比。凡是当时经济比较繁荣、文化比较发达、纸的产量较多较好的地方，如两浙、福建、江西、四川等地，刻版印刷业都很发达，都有大批熟练的刻字工人，并且在字体刻风上，都已形成各地特有的风格。
杭州是南宋刻书业最发达的地方，北宋时开设在开封的书籍铺，也多有迁徙到杭州去的。婺州和苏州的雕版印刷业也都盛极一时。两地的刻字工人常有被雇到外地去刻书的。
饶州、抚州和吉州，在南宋中期也都刻印了一些大部头书，都成为当时刻书业的中心地之一。
福建建州的刻书业在南宋初年已很兴盛。建州的书坊集中在麻沙、崇仁两坊，其所刻印书籍数量之多，可能还超过杭州。到南宋中期，建州的“版本书籍，行四方者”已经是“无远不至”了 。
南宋时成都依然是四川刻书业的中心，眉山也出现了不少书坊，刻印了不少历史书和唐宋人的诗文集等。
南方多水，陆路交通不便，交通运输主要依靠舟楫。在海外贸易方面，不论华商外商，也多是乘用中国所造的海舶。这种种，都促使南宋的造船业有很大的发展。福建泉州城南门外，南宋时曾设有规模巨大的造船厂，专门制造远航的海舶。近年已经发现了它的遗址，出土有粗长的桅杆和船索以及船板、船钉等遗物。福州、广州、明州也有海船制造厂，建炎三年冬，宋高宗要逃往海中避难时，仓卒之际就从这几处募集到大海船三百多只。南宋人所画《江帆山市图》，画出建有很长舱房的船三艘。由此图可以看出南宋人所用货船的具体构造。
湖南洞庭湖周围的人民有善于造船的传统。在钟相、杨幺起义的过程中，为了抵抗南宋的水军，起义人民制造了许多只车船和楼船，用作战船。最大的车船上有24车，分为3层，高及10丈以上，其上可载千人。稍小一些的船，高亦数丈。船上都装置了轮子，用轮激水而行，快速如飞。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虞允文在采石抗击金军时，除使用了这样的车船外，还有艨艟战舰和海鳅船等。海鳅船行驶快速，便于驰逐。船的种类多，而且各有各的功能，这反映出南宋各地造船工匠的高度技术水平。
南宋一代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情况，也显然比北宋时期更为发达。根据近数十年来考古工作者所发现，南宋时湖州制造的铜镜，在今四川、广州、吉林和内蒙等地的墓葬中均曾出现。福建刻印的书籍，且曾出现在内蒙古西部的黑水城遗址当中。景德镇和龙泉瓷器也遍及全国。这说明，南宋人民所制作的商品，不只销行于南宋境内，且远及于金和西夏的境土内了。从这些踪迹看来，当时各地所产丝绵布帛等类物资的贸易流通情况，也必是十分繁盛的。
两广、福建、江浙等沿海州郡，经常有大商海船往来其间，贩运商货。苏州昆山县的黄姚税场，就是这类商船的一个辐辏地。宁宗嘉定中，这个税场每月所收“南货商税动以万计” ，则其地物货交易之兴旺，可以想见。
南宋对外贸易的繁盛也超过了北宋。江浙的丝织品、瓷器、铜镜、印本书籍，福建的瓷器和印刷品，以及各地所铸铜钱，都大量输往日本。日本镰仓海岸曾发现很厚的南宋龙泉青瓷片的堆积层，湖州、明州的铜镜在日本的许多地方都曾发现，日本现存有名的“道元缎子”和“大灯金襴”，都是南宋的丝织品。南宋的铸币、铜镜和龙泉瓷等输往朝鲜的也为数很多。
南宋海外贸易的重要场所仍然是在南海以至阿拉伯地区的一些国家。丝织的绢帛锦绮和龙泉等地的瓷器，是当时最主要的输出品。越南、缅甸、马来亚都曾有许多地方出现过南宋瓷器残片。爪哇海岸也时常打捞出南宋瓷器。印度、波斯湾沿岸的许多地方，非洲的埃及、索马里海岸，也都有宋瓷、宋钱出土。南宋海外贸易所及之地，大约以非洲中部的东海岸为其最西的界限。
宋朝和海外的贸易，其输出品虽规定以绢帛、锦绮和瓷漆器物为主，但大量的铜钱也随之外流。且常常是“边关重车而出（流往辽境），海舶饱载而回（流往海外）” 。因此，在北宋晚期已经造成了严重的钱荒现象。
南渡之后，宋高宗曾屡次下诏禁止钱币外流，规定一切出海船舶都要经由市舶司的官员检查，不许其中搭载铜钱。但这些禁令并不生效。一直到13世纪中叶，铜钱还是大量地流向国外。近年来曾在广东珠海地下发掘出南宋人窖藏的铜钱一万多斤，大约就是集中在那里准备偷运到海外去的。因此，南宋钱荒的问题比北宋更严重得多。
南宋每年铸钱一般不过8万贯，最多的年份也只有16万贯。而每年都有大量铜钱被运往海外，或被地主富豪人家窖藏起来，于是公私交易和军政开支便不能不主要仰给于纸币。南宋政府在杭州设有专管印造纸币的机关，叫做“行在会子务”。所印会子的票面分1贯、500文、300文、200文4种，代替现钱行使。另外还有“川引”、“淮交”和“湖会”，是限制在特定地区行用的纸币。还有“钞引”，是商人输纳现钱给政府，政府发与商人批发茶、盐、香货的凭证。
政府没有足够的铜钱作为兑换纸币的本钱，而纸币的印造则与日俱增，币值便不能不日益跌落。到后来，南宋政府竟不许民户用纸币交纳课税，币值的跌落更甚，其为民间之害也就越发厉害了。
宋政权南迁之初，皇室在南方原来并无土地，出身于北方地主阶级的高级官僚和武将，在南方原来也无土地，因此，他们到了南方之后，便利用政治权力大力掠夺土地。特别是武将，把抵抗金军的入侵作为托词，首先忙于建立自己的家业。
原来就居住在南方的一些官僚豪绅地主，一方面既同样可以利用政治特权，另一方面又因为南宋初年政治极度紊乱，各州县的土地账簿多在战争中散失，他们便和一些“乡村保正乡司，通同作弊” ，霸占别人的土地，据为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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