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也已经有了以故事情节为主的长篇杂剧。每年从七夕到中元节，勾栏中每晚都要扮演目莲救母杂剧 。这类杂剧不但情节复杂一些，演员也已发展到四五人了。
宋代还有一种以歌舞讲唱为主的戏曲，这种戏曲是由曲词连缀而成的。从北宋中叶以来，有些词人已经开始试用一个词调而填写数首歌词，接连铺叙一个故事。例如有人用《商调蝶恋花》一调填写十二首歌词，咏述《会真记》中张生与莺莺的恋爱故事。这种用许多首曲词前后连贯合叙一事的歌舞剧曲，已经具有了后代戏剧的雏形，它也就是金元时期套数杂剧的鼻祖。
南宋末年的周密，在其所著《武林旧事》中载有《官本杂剧》段数二百八十本，其中有歌舞剧，也有民间游艺的曲艺。由此可见，其时上自贵族宫廷，下至一般村镇市集，戏曲都已十分流行了。
在金的统治地区内流行以讲唱为主的一种戏曲，名叫诸宫调。诸宫调是把不同的曲调编缀在一起，用以铺叙一个长篇故事。乐谱的音节既多变化，文字也以韵文和散文相间使用。这比宋朝流行的《官本杂剧》，显然又有了发展。金代人所写的诸宫调，流传到今天的，有《刘知远传》和董解元的《西厢记》二种。前者是写刘知远“发迹变泰”的故事，后者是把《会真记》加以改编而成的。《会真记》仅有几千字，到《西厢记》诸宫调便成为好几万字的剧本了。
解放后，在山西侯马的金代坟墓里，发现了一座戏台模型，上边有五个角色正在作场。这说明诸宫调的演唱在金国是普遍流行的。
杂剧是元朝文学的主流。元代杂剧是在宋金以来民间讲唱文学的基础上，综合了宋词的成就，并直接发展了金代诸宫调而成的一种歌舞剧。杂剧一般分为四折，个别的有五折，在各折之前或各折之间多加有“楔子”。每折内又有十个以上的小曲，每一组小曲称作一套，一套内的小曲，都限于同一宫调，使用同一音韵。演时除歌唱外，还伴以言语和动作，言语叫“白”，动作叫“科”，“于科白中叙事，而曲文全为代言” 。
元代杂剧的兴起，与宋金以来城市经济的繁荣有密切的联系。杂剧作家很多都是大都人或平阳人。大都和平阳都是以工商业发达、人口殷繁、文化昌盛而著称的城市，大都在元朝统一后更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这些北方的城市在金元之际也曾遭受兵火的洗劫，广大农民和城市居民在民族和阶级压迫下过着痛苦的生活，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很尖锐，这种社会的环境又给剧作家提供了思想的源泉。元朝政府规定了“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诸乱制词曲为讥议者流”的法令 ，但是大多数的作品仍然表达了人民的感情，对当时黑暗的社会给以无情的揭露。
在元代，出现了大批优秀的剧作家和剧本。钟嗣成《录鬼簿》著录元杂剧458种，朱权《太和正音谱》著录535种，这些杂剧流传至今的还有一百几十种。又据《录鬼簿》的记载，当时知名的杂剧作家共达79人，其中生活在金末至元世祖统一时期的作家即有56人 。他们大都是北方人，不是“布衣”，便是“省掾令史”，社会地位不高。
关汉卿是元朝最杰出的剧作家。他出生于金元之际，入元为太医院尹。他长期居留大都，晚年到过杭州，与当时的剧作家、曲家杨显之、梁进之和王和卿等是莫逆之交。关汉卿又能深入被压迫的社会下层，与教坊、勾栏的歌伎、演员也有联系，所以称他为“杂剧班头”，“梨园领袖”。关汉卿毕生写过60多种剧本，保存下来的还有18本。其中《窦娥冤》、《鲁斋郎》、《拜月亭》、《救风尘》、《单刀会》、《望江亭》等都是最为社会人群喜闻乐见的作品。这些作品痛快淋漓地揭发了蒙古贵族、汉族官僚地主的残暴黑暗统治和罪恶活动，充分表现了作者向恶势力战斗的精神和强烈的正义感。
元代著名的剧作家还有马致远、王实甫、白朴、宫天挺、纪君祥、郑光祖等人。马致远的《汉宫秋》、王实甫的《西厢记》、宫天挺的《范张鸡黍》、白朴的《墙头马上》和纪君祥的《赵氏孤儿》，都是数百年来脍炙人口的名著。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的一部杰出编年史。司马光用了19年的时间，并在史学家刘放、刘恕、范祖禹等人的帮助下，写成了这部上起战国、下迄五代的包括1362年史事的巨著。他的取材范围极广，凡正史、杂史、笔记、小说、地志、文集等等，无不“左右采获，错综铨次”。司马光认为，“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 。他编写此书的目的，是要为统治者提供统治人民的经验，所以，他用较多的篇幅记述历代的“君臣治乱成败安危之迹”，也搜采了历代的典章、制度、天文、地理以及与社会经济发展有关的资料。《通鉴》采用《左传》的叙事之体，而不着重于“春秋义法” ，对于所引史料一般都不大加窜改。对于原来记载中分歧较大的事项，则只选择其“证据分明、情理近实者修人正文”，其余的则另行编录，辨其谬误，说明其舍此取彼之故，别成《通鉴考异》一书，以解读者之疑。在《资治通鉴》刊布之后，编年体成为历史编纂者们最喜欢采用的体裁；司马光在编写《通鉴》时所创立的各种体例，例如别成《考异》的办法，也成为后来编写编年体史书的典范。
不采用编年体而着重叙述历代典章制度沿革的通史，有南宋初郑樵编撰的《通志》和宋末元初马端临编撰的《文献通考》。郑樵博学多闻，他反对断代为史，力主编写通史。他所著《通志》中，虽有历代君臣的本纪和列传，但其精华所在则是天文、地理、都邑、职官、选举、刑法、食货等20略。《文献通考》全书分田赋、钱币、户口、职役等24考。杜佑《通典》只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等8典，《通考》却大加扩充，单把《通典》的食货一门就分作田赋、征榷、市籴、土贡、国用等8考。书中叙述历代制度的演变，不但采用经史中的文字，而且摘录唐宋诸臣的奏疏和士大夫的议论，夹叙夹议，使读者对于一事之本末利弊能得到比较概括的知识。书中各“考”都记述到南宋末年为止，而对于南北宋典章制度的因革损益所记特详。元代所修《宋史》中的各志，例如《职官志》、《兵志》、《食货志》等，有很多部分都是抄《文献通考》的。
宋政府设置史官，分别纂修实录、国史、会要等类史书，内容都较前代的同类书详备得多。北宋以前，从来没有设官编修本朝会要的。现在流传的《宋会要辑稿》，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一部残缺不全的书，而其内容已极为繁富。两宋史学家私人编写的当代史书，数量尤多。其中比较杰出的巨著，流传到今天的有：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是专记北宋一代史事的，其书今只有清人辑本，内容已多残缺，然所存尚有520卷。《长编》采摭广博，考论详悉，并把异同诸说附注于正文之下，与《通鉴》的《考异》略相似。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是专记宋高宗一朝史事的。此书是为接续李焘的《长编》而作，其采摭之广博与内容之详备，也都和《长编》不相上下。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是专记宋徽宗、钦宗、高宗三朝与金国的和战关系的。书中广泛地搜罗了当时官府和私人有关宋金交涉与议和作战的言论和记述，按照年月日的顺序加以编次。其中引用的史料，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对金和战的决策人、外交使臣以及各种当事人亲手记录下来的，徐梦莘在引用时一律照录原文，不加更改，使其“是非并见，同异互存”，不以己意有所取舍，也不以己意为之折衷。这样就保存了大量的直接史料，因而它是一部史料价值很高的书。
北宋末年方腊领导的一次农民起义，在《泊宅编》和《容斋逸史》两书中都有较详细的记载；南宋初年钟相、杨幺领导的一次农民起义，鼎澧逸民在《杨幺事迹》一书中详为记述。这些著述虽对这两次起义都不免有所诬蔑，但都对宋朝统治者的腐朽黑暗加以揭露，多少流露着对起义者的同情，在宋代浩繁的历史著作当中，它们都应算别开生面之作。
金石学是宋代学者在史学领域中开辟的一个新园地。它把历史学研究的范围从古典文献扩大到古金石器物。欧阳修的《集古录》和赵明诚的《金石录》，都是根据商周铜器铭文和秦汉以至隋唐的石刻碑志拓本，审定考释，写为题跋，荟萃编次而成的。洪适的《隶释》和《隶续》，搜集了汉魏碑刻的文字，附以解说和论证。欧阳、赵、洪诸人，利用搜集到的大量金石拓片，“抉剔幽隐，考核旧闻”，对于考订史事提供了新的资料。
北宋时吕大临著的《考古图》、《续考古图》，王黼编著的《宣和博古图》，摹绘当时所见商周彝器的形制，并摹写器上的款识，再附以释文和考说。对于商周典章制度的研究，是极有用的参考资料。
专记一州一县历史和风土人情的地方志书，在宋代，特别是南宋，也大量出现。每一部地方志当中，大都包括城邑、山川、物产、风俗、学校、人物、仕宦以及名胜、古迹等门类，且多把当地的城镇和山川形势绘制为图，列在书的最前面。范成大编纂的《吴郡志》，梁克家编纂的《三山志》，罗愿编纂的《新安志》，施宿编纂的《会稽志》，高似孙编纂的《剡录》等等，是当时人所编写地方志当中比较出名的几种。其总志全国州县地理的，有乐史的《太平寰宇记》，王存的《元丰九域志》，祝穆的《方舆胜览》，王象之的《舆地纪胜》等，采摭都很繁富，叙事也很详赡。另外，如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专写北宋末年开封的繁华景象，周密的《武林旧事》专写南宋时杭州的繁华景象，也都富有史料价值。
从唐以来就开始独立发展的山水画和花鸟画，到五代两宋时期便出现了繁荣的局面。
10世纪前半的北方山水画家，重要的有荆浩和关仝二人。荆浩的画皴染并用，浓淡分明，自称是采唐代吴道子和项容二家之所长而成一家之体的。关仝的画，“石体坚凝，杂木丰茂”，虽师荆浩而能“青出于蓝” 。
南唐画家董源用“披麻皴”法画山水，长于描绘秋岚远景。他的画“多写江南真山，不为奇峭之笔” 。巨然是董源派的传人，后来随李后主一同到开封，作画极负盛名。苏轼以为他的画淡墨轻岚，自成一体。
北宋的山水画家李成、范宽和郭熙，都是属于荆浩一派的。李成是北宋初年人，善于画平远寒林的山水。郭熙是北宋中叶人，长于写实，注意意境、色泽明暗和山石树木远近大小的比例。
北宋中晚期米芾和米友仁父子，运用水墨渲染的所谓泼墨法，画出一些笼罩在云烟中的山岚树木。
十国的花鸟画家，以西蜀的黄筌和南唐的徐熙最为著名。黄筌对于山水、竹石和人物画无所不能，而最负盛名的则是他的花鸟草虫画。他的这类画都是根源于写生而来，笔法工整，神采生动。徐熙“多状江湖所有汀花野竹，水鸟渊鱼”，“翎毛形骨贵轻秀而天水通色”。当时有“黄家富贵、徐熙野逸”之说 。
北宋的花鸟画是从黄徐二家发展来的。富贵与野逸的不同作风，在北宋中叶已逐渐趋于融合。
从北宋初，在宫廷中就成立了翰林图画院，凡要进入画院的先须经过绘画考试，而试题则是前代人的诗句，如“乱山藏古寺”、“踏花归去马蹄香”之类。这就诱导了当时的画家在平时也都着意去玩味古人描写景致的诗句，因而就推动了他们向山水花鸟画方面发展。宋徽宗时画院发展到极盛，而画院众工所画山水人物花木鸟兽也都能“种种臻妙”。
宋徽宗是一个昏君，但他在绘画方面造诣很深，而以花鸟画最为上乘。现尚存世的《柳鸦芦雁图》和《芙蓉锦鸡图》，都是用精练的笔墨，准确地画出了花鸟的外形，而又能在工整之中达到形神俱妙的境地。
从北宋末年就已成为画院中出名画家的李唐，南渡后依然为画院待诏。李唐对于山水、人物画都很擅长，又善画牛。他好作长图大障，风格雄伟有气势。他作山水画，先施墨色，再着青绿，这种画风，对于南宋一代的山水画家的影响极大。
南宋后期的山水画家，最主要的是马远和夏珪二人。马远是一个具有多方面才能的画家，而以山水画为最工。他的山水画的特点是：构图简率峻刻，作风淋漓洒脱。夏珪的山水画，在构图和运用笔墨方面都和马远相似，而笔墨精工劲爽，更发展了马远的画风。他有很多长卷大幅作品，流传下来的也不少，从中都可以看出他的写实工夫和雄伟魄力。
南唐画院中的周文矩和顾闳中，都是以善画人物著名的。顾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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