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颁布制造“回回炮”的法式给沿边州郡，有人触类巧思，所制炮能超出“回回炮”之上。
刻版印刷术自从唐代中期出现以来，对于文化的传播、普及和提高，都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0世纪前半，后唐国子监曾刻印过《贞观政要》 和儒家的《九经》 ，后蜀也刻印过《九经》和《昭明文选》 。在上举诸书之外，吴蜀地区的人专为出卖而刻版印刷的书籍，“色类绝多”。到北宋初年，佛教经典五千多卷也在成都刻印，太宗时新编成的《太平广记》等书，也都是刻版印刷颁行各州郡的。在此以后，官府与私家之刻书事便日益盛行。
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布衣毕昇发明了制造活字的办法，其法是：用胶泥刻字，使字笔画凸出，每字均为独立的一颗，用火烧之使坚硬。另以铁板，上敷用松脂、蜡和纸灰制成的药品，要印时便把活字镶入铁板，以火烤之，待药熔化、凝固之后，即用以印刷。
毕昇的这种发明，在宋代不曾广泛利用，后来元代人发明的木活字及稍后所使用的铜活字，却都是在毕昇泥活字的启发下创制出来的。欧洲在15世纪中叶才创制活字版，比毕昇的发明晚400年。
北宋学者沈括，是一个富有科学知识的人。在他撰写的《梦溪笔谈》中有一条记载说，当时以“看风水”为业的“方家”，已经普遍使用磁石磨针锋，使之指南。使用时有的把磁针浮于水上，有的放在指爪或碗唇上，最好的一种办法则是“缕悬”——取新纩中独茧缕，用芥子般大小的蜡缀于针腰，于无风处悬之，则针常指南。这里所记述的磁针，就是稍后出现的罗盘针的雏型。
北宋末年朱或所写的《萍洲可谈》，记述了他于11世纪末年在广州的见闻，其中有一条说，当时中国海舶上的舟师都“识地理”，他们在海上航行，“昼则观日，夜则观星，阴晦则观指南针”。在同一时期出使高丽的徐兢，在其所撰《高丽图经》中也说到海船舟师使用指南针事。根据这些记载可以断言，至晚在11世纪的后半期，我国人民已经把指南针应用于航海业了。
指南针之用于航海，对于此后海上交通事业的发展，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从唐到北宋，农业生产不断发展，促进了天文学的进步。同时，水利灌溉事业也日益发展，排灌机械和齿轮应用的技术创造也有所提高。11世纪后半期的苏颂和韩公廉等人，吸取了天文学方面的知识和齿轮应用技术上的成就，创制成人类有史以来第一台“天文钟”（水运仪象台），并写成《新仪象法要》一书，把“天文钟”的全部结构，用图和文字记载下来。
苏颂和韩公廉都是精通律算和天文学的，他们创制的“水运仪象台”是利用水轮为原动力的自动运转的天文钟，其中有类似钟表中擒纵器的机械装置。仪象台的创制者通过秤杆和水车轮的结合，第一次悟出了构成擒纵器的基本原理。这种具有擒纵器装置的天文钟，很可能就是在几百年后才出现于欧洲的天文钟的直接祖先。
苏颂和韩公廉所创制的水运仪象台和他们编写的《新仪象法要》，反映出11世纪我国在天文学和技术科学方面的伟大成就。
元代的科学家郭守敬在天文、历法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特别重视实际的观测和仪器的运用，认为“历之本在于测验，而测验之器莫先仪表”。他创造、改进的仪器近20种，其精确程度在当时技术条件下是十分可贵的。在他的主持下，全国建立了27个天象观测所，从事历法的改订工作。至元十七年（1280年）新历告成，名为“授时历”，以365.2425日为一年，比地球绕日一周的周差只有26秒，与现行的格利高里历相等，但比它早出现300年。
从宋太祖开宝年间开始，北宋政府和私人都编辑和刊印了一些医药学或医方的书籍：属于医药学方面的有几次增订的《本草》等，属于医方的有《太平圣惠方》、《苏沈良方》和《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从唐代以来，中国和阿拉伯之间的交通贸易日趋频繁，外国的香药如乳香、龙脑、蔷薇水等都先后传入中国，因而在宋代官私编刻的医药学书籍当中，新药品种得以不断增加。宋太祖时所编刻的《开宝本草》较《唐本草》已增加新药133种，仁宗时所修《嘉祐补注本草》又增药82种，到北宋末所编刻的《政和经史证类本草》又新增药品628种。《政和经史证类本草》还汇录北宋一代的医方数十种。它是一部科学价值很高的医药书，被以后的医药学界沿用了近500年。医药学书籍以及医方书籍刊行日多，医药学的知识得以普及于多数人，这对于医学的发展和进步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在临症医学方面，北宋一代所取得的进步是很多的，其中尤以儿科的进步为最大：在诊察疾病方面，不但已能把麻疹与其他热病区别开来，而且还能区别天花、麻疹和水痘是三种不同的病症，病原各不相同 。
针灸和铜人。北宋初年的医书都是辗转传抄的，其中所载经络俞穴部位很紊乱，仁宗初年，医官王惟一设计用铜铸成人体模型，刻画经穴，标注名称，更写成《铜人俞穴针灸图经》一书，使此后学习针灸的人对俞穴部位能有正确的知识。当时湖南耒阳更为针灸特制一种精巧刺针，减轻了针刺的痛苦。铜人的铸造是北宋医生在医学上的一大贡献。
膏丹丸散等熟药的大量制作和应用，酒浸剂（当归酒、虎骨酒等）的大量流行，也都是从北宋初年开始的。熟药的应用较汤药大为便利，所以这也是中国医学上的一大进步。
王祯所编的《农书》是一部农业科学著作。这部书总结了从《齐民要术》以来我国人民在农业生产上取得的成就，包括宋金时期南北方在农业生产技术和工具方面的创造。
王祯，山东东平人，元初先后作过安徽旌德、江西永丰的县官。在他任县官时期，汲汲以农桑为务。每年“教民种桑若干株。凡麻芒禾黍牟麦之类，所以莳艺芟获，皆授之以方。又图画所为钱镈耰耧耙 诸杂用之器，使民为之” 。有名的《农书》就是在这时编成的。王祯不仅在农具上有过不少新的创造，还有其他的发明。《农书》末所附的“活字版韵轮法”，也是他对活字印刷术的一个新发展。《农书》之外，在元代有关农业科学的专著还有十来种之多。其中较著名的是由政府编行的《农桑辑要》。这部书几次由政府刊行，颁发各地，对当时农业生产的恢复起过一定的作用。
在唐武宗毁禁佛教以后，佛教禅宗一派仍然广泛流传。到了五代，禅宗南岳派分为沩仰、临济二宗；青原派分为曹洞、云门、法眼三宗 宋初，禅宗五宗并盛。宋真宗时编写的《景德传灯录》是最初的一部禅宗史。佛教对宋代理学的影响极大，理学家的哲学思想，修养工夫以及语录体裁，都受有佛教的影响，朱熹的《伊洛渊源录》就是仿照《景德传灯录》写的。
元代重视佛教，特别尊崇喇嘛，喇嘛信奉密宗。元世祖尊喇嘛八思巴为国师，命他制蒙古新字，当时凡有诏旨，都用蒙古新字，而以各地区原来文字为副。至元十六年（1279年），八思巴卒，赐号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以后相继为帝师的有十余人。“百年之间，朝廷所以敬礼而尊信之者，无所不用其至，虽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正衙朝会，百官班列，而帝师亦或专席于坐隅。” 元代统治者在修寺院、作佛事各方面浪费了大量的财富。至于番僧的骄横不法，在《元史》中记载极多。元世祖时，杨琏真加为江南释教总统，发掘南宋在钱塘、绍兴的陵墓和大臣塚墓，戕杀平民，攘夺财物，引起当地人民很大的愤恨。
佛教有藏经，来源已久，目录也较完备。自五代雕刻《九经》以后，佛经刊印渐多。宋太祖于开宝四年（971年）派人到成都，依《开元释教录》所载藏经，次第刊行，在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完成，约5000卷，共13万版，为刊印全部藏经之始。以后各代又陆续刊印。辽、金、元亦刻藏经。辽藏始刊于重熙初，迄咸雍时，完成了579帙，校勘、雕印都很精致，近年在山西应县木塔的佛像中发现了部分经卷，皆在燕京印造。金刻藏经始刊于皇统八年（1148年），完工于大定十三年（1173年），山西赵城县广胜寺旧藏，是现存唯一的一部。宋元藏经约有七八种，流传亦不多，曾经影印过的《碛砂藏》，刊印在宋元之交，是其中较重要的一种。大藏经的刊印，不仅对佛教的研究有用，也丰富了我国文化宝库。
北宋重视道教，自真宗时伪造天书，夸大宣传，道教在政治上的势力超过佛教。宋徽宗更加尊崇道教，要群臣推戴他为道君皇帝。他信任道士林灵素，奉之如神明。又将佛教的“沙门”改为道教的“德士”，连《汉书·古今人表》上原来列在第四等的老子，也被提升到第一等。至南宋道教稍衰。但道教宫观已遍于名山，文官依靠主管宫观名义领取半退休的祠禄，终宋一代，并未改变 。
道教的旧派正一教，亦称天师道，天师世住江西龙虎山，实际道教流传最广的地方也在南方。金兵入中原后，黄河以北出现了三个新的道教，即全真教、大道教（亦称真大道教）、太一教。这三个新的道教和正一教无直接关系，彼此间也无关系，他们都是北宋遗民在金人统治之下，隐居不仕，逐渐聚徒讲道而形成的。全真教祖师王喆，咸阳人；大道教初祖刘德仁，沧州人；太一教初祖萧抱珍，卫州人；这三个新道教的创始人又恰好在陕西、河南、河北三处同时并出。金对全真、太一两教，一度禁止。及蒙古灭金前后，北方地区长期陷入战乱中，人们多用宗教作精神麻醉剂，道教遂更为兴盛，全真教的流传也更广。王喆的弟子丘处机，号长春真人，曾受成吉思汗的尊崇，被召至中亚等地，丘处机弟子李志常撰有《长春真人西游记》，以记其事。元并江南后，正一教的天师也被召入京城。元朝对四个道教，兼容并蓄，其政治地位仅次于佛教 。
《道藏》是一部内容丰富而又庞杂的书，自宋代开始刊印，北宋亡时散佚。金明昌（1190—1196年）年间，在燕京重刊，是为金藏，金亡又佚。元太宗时，又重刊于平阳，是为元藏。
景教自唐代传人中国，宋以后寂然无闻。到元代，有所谓也里可温，实即基督教。蒙古西侵欧洲，北抵俄罗斯，基督教徒被掳和随使节至和林的日多。罗马教皇也派柏朗嘉宾等教士至和林。燕京既下，蒙古人、色目人随便居住，基督教徒遂入居内地，当时称为也里可温，亦称也立乔，意思是奉基督教的人 。元代基督教徒中如马祖常、阔里吉思已经以儒学著称。至明初，也里可温衰落，史书就没有记载了。
宋辽金元各朝，与伊斯兰教各国的关系也很密切。辽史称伊斯兰为阿萨兰。宋、辽与中亚的大食国，自辽天赞三年（924年）至宋开禧（1207年），这284年内，正式遣使见于记载的有39次。辽与大食通使，多由陆路，宋与大食通使，多由海道。到了元代，大食人入中国的更多，载于元史氏族表的多至百余人。伊斯兰教徒如落户真定的瞻思，为元好问的再传弟子，以汉文著书十余种，并文集30卷；丁鹤年是诗人；也黑迭儿是北京宫城的创始人。元人称回鹘为畏兀儿，而称伊斯兰教徒为答失蛮。元代诏书常以和尚、先生、也里可温、答失蛮并称，可惜关于答失蛮的记载太少了 。
《旧五代史》卷一四六《食货志》。
张齐贤《洛阳搢绅旧闻记》卷二《齐王张令公外传》。
《旧五代史》卷一三四《杨行密传》。
《旧五代史》卷一三六《王衍传》。
《蜀祷杌》卷之上。
《蜀祷杌》卷之上，张唐英《自序》。
《蜀祷杌》卷之下。
《通鉴》卷二七四《后唐纪》三。
《旧五代史》卷一三四《王审知传》。
路振《九国志》卷十《留从效传》。
《九国志》卷十二。
《杨文公谈苑》；《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淳化二年八月。
《欧阳文忠公集》卷五九《原弊》。
《长编》卷三六四载王岩叟元祐元年（1086年）正月所上疏，谓安喜县共一万三千余户，熙宁推行役法时，自第五等户升三千四百余户人第四等。疏中未明言该县原来共有若干第五等户，但升入第四等户之数目，估计最多不能超过原第五等户数的五分之二。依此推算，则原来应有第五等户八千五百左右，相当于全县户数三分之二。
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四八《乞省览农民封事札子》。
《长编》卷三六四，王岩叟元祐元年正月所上奏疏。
《韩魏公家传》卷九。
《文献通考·田赋考四》。
《梦溪笔谈》卷九《人事·两浙田税亩三斗》；王之道《相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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