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朽的官僚制度。原料如煤、铁等主要来自外国。产品数量不大、质量不高。这些工业对国防所起的作用不大，对社会经济没有多少影响。其中较有成绩的是由左宗棠、沈葆桢先后主持建立的福建“马尾船政局”。这个船舶修造厂初期也依靠法国技师，并用法国人管理。在60年代，法国资产阶级企图把它变成法国侵略势力的禁脔。这个厂前后造出小型兵船三十余艘。这些船质量较差，不能出海作战，只能供沿海巡逻缉私之用。该局附设的船政学堂却培养了一批海军和科技人才。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深入内地，各地人民群众掀起了反对外国教会侵略行为的斗争。
一些外国传教士以传教和办学堂、医病、育婴等“文化”“慈善”事业作为招牌，深入中国内地边区活动。有的外国传教士出入官府，包揽词讼，制造“教民”与群众的纠纷，强夺田产，甚至指使教会武装杀害反对教会的民众（如1869年四川酉阳“教案”），并向清政府提出撤换地方官吏的要求。这种征服者的姿态和不法行为，激起当地人民的愤慨，自发地起来捣毁教堂、驱逐外国传教士。早在1862年，湖南、江西已经发生这种斗争。到60年代后期，在河北、山东、江西、安徽、江苏、福建、台湾、湖北、湖南、四川、贵州以及许多有外国教会的地方，不约而同地都发生了群众性反教会侵略斗争，当时称为“教案”。1870年，发生了著名的“天津教案”。这个事件是由法国领事丰大业以手枪威吓并且射击包围法国天主教堂的群众而引起的。群众给这个凶徒以应有的惩罚，并焚毁教堂。愤怒的群众接着也打死了一批平素以征服者自居的法国教士。这个暴动使得中外反动势力惊慌失措。清政府把曾国藩从南京调到天津来执行残暴镇压的任务。他以“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顾情罪之当否”这种媚外方针，处死天津人民16人，企图这样抑制住人民反侵略的浪头。
但是人民反侵略斗争的潮流仍在继续往前发展，在长江流域各省活动的会党（主要是哥老会）不久就成为反教会斗争的组织者。斗争愈来愈具有农民反侵略运动的鲜明色彩，在70年代，如1876年四川江北厅和涪陵两地人民先后焚毁教堂多处的斗争，就是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中法战争期间，长江沿岸和华南人民进行更大规模的反教会斗争。这一直发展到70年代而形成为斗争的高潮。反教会斗争成为这时期人民群众反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一种重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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