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公党”和“共和实进会”等立宪派、旧官僚团体组成“国民党”。同盟会改组的理由，据“国民党”的《组党宣言》说：中国同盟会的组织是为推翻“清帝专制”，现在“破坏告终，建设之事不敢放置，爰易其内蕴，进而入于政党之林” 。显然，他们认为在推翻清朝以后，开始建设的时候，就不需要像同盟会那样的革命组织，而要改组成为一个允许官僚政客参加的政党。宋教仁是改组同盟会的主要负责者。至于早已投靠袁世凯的魏宸组，更坚决主张取消同盟会这个名称 。一部分同盟会员拒绝参加国民党，甚至有痛哭失声者。国民党虽然推孙中山为理事长并成为参议院中第一大党，但却没有对袁世凯斗争的决心和力量。8月间，袁世凯邀请孙中山到北京，假意附和他的主张。孙中山虽然认为袁世凯不可靠，但是革命的势力已经涣散分化，因而只好表示愿意把一切国事交付于袁，而自己专力从事实业，立志在10年内修筑20万里铁路。9月间，黄兴奉孙中山之召到北京，也受袁世凯欺骗，竟然向参议院疏通国民党议员，于9月29日通过赵秉钧为正式国务总理。赵秉钧内阁中有六个阁员也由他介绍填写参加国民党的誓愿书，黄兴以为只要阁员参加了国民党就可以把袁世凯的御用内阁变成为“国民党内阁”。
梁启超在同年10月自日本归国。他和汤化龙、林长民等把“共和建设讨论会”和“共和统一党”合并为“民主党”。“民主党”和“共和党”一样，主要经费来源都是依靠袁世凯的津贴。不少立宪派人已都被袁世凯收买成为他的政治工具了。
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经过1912年的这样一番大分合，依附袁世凯的以妥协改良为特色的资产阶级上层势力上升了。国内增加了一批奔走投机的政客议员，其中不少是原来的革命党人。他们“朝秦暮楚，宗旨靡定，权利是猎，臣妾可为”。一部分革命党人对这种情况愤慨失望，但除了发些牢骚之外，也无能为力。资产阶级下层的政治力量遭到排斥而下降了。在湖北，下层革命党人曾经掀起“群英会暴动”和“南湖事变”，希图推翻黎元洪等封建势力的统治，但结果是成百上千人被屠杀。1912年底，曾经参加武昌起义的闲散穷困士兵数千人组成“同志乞丐团”，宣称“择因革命而致暴富者与前清贪污官吏之家，善求周济衣食”。也被黎元洪拘拿首要，驱散附从而受到镇压。蔡济民《书愤》诗写道：“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表达了下层革命党人的深深愤慨。
1912年底第一届国会选举举行了。选举法规定：20岁以上的男子“有值五百元以上之不动产者”“在小学校以上毕业者”才有投票资格。全国绝大多数的工农下层群众和占人口半数的妇女都被剥夺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样产生的国会主要只是代表上层资产阶级和地主士绅的国会。国民党在宋教仁主持下极力从事竞选活动。结果国民党取得了在国会参、众两院中压倒多数议席。宋教仁希望以国会多数党领袖的地位组织责任内阁、掌握实权。在预定的国会正式开会以前，宋教仁亲自到长江各省宣传演说，扩大影响。袁世凯看到这种情形，认为是对其统治地位的威胁，便指使人刺杀宋教仁。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车站遇刺，两天后因伤重逝世。
从查获的宋案凶手与北京来往文电中，暴露了刺宋的指使者正是袁世凯及其国务总理赵秉钧。袁世凯凶暴独裁的阴谋既被揭穿，孙中山立即主张兴师讨袁，表示“非去袁不可”的决心。但是国民党在南方几省掌有兵权的都督们多数认为起义时扩编的军队已经大量裁撤，兵力不足。黄兴也对讨袁军事缺乏信心，主张“法律解决”，听候法院审判。他仍然幻想依靠国民党议员在国会中占多数的地位，通过国会合法斗争来控制或是推翻袁世凯。国民党多数领导人不能下决心讨袁，袁世凯却已打定主意以武力消灭国民党在南方几省的势力。帝国主义也在这时大力支持袁世凯。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在1913年4月和袁世凯政府签订善后大借款合同，借款2500万镑（约合2. 8亿银元），以盐税收入为抵押。帝国主义开始直接控制了中国的盐务机构。美帝国主义也在这时（1913年4月）抢先承认了袁世凯政府。袁世凯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内则唆使共和党、民主党等在1913年5月合并改组为进步党，来对付国民党。同时，北洋军队已经陆续南下。1913年6月，袁世凯下令撤免国民党在江西、安徽、广东三省的都督李烈钧、柏文蔚、胡汉民。到这时候，国民党才被迫应战，发动讨袁的“二次革命”。江西、江苏、安徽、广东、福建、湖南、四川等省先后宣布独立。但是，国民党在军力对比和军事形势上都处于不利地位，党内领导人和独立各省都督中不少人对讨袁军事徘徊犹豫。一年多以来的无原则妥协已使国民党力量涣散，失去广大人民的拥护。“二次革命”在不到两个月的短时间就完全失败。长江各省被袁世凯控制。孙中山、黄兴被加以“乱党”罪名，严令通缉。他们被迫再一次逃亡日本。
袁世凯一面在南方镇压“二次革命”，另一面在北京还暂时保留着国民党议员占多数的国会，以便由这个国会选举他做正式大总统。这批国民党员贪恋议员地位（年俸5000元），依然留在北京，和进步党合作议订宪法，有的声称可以运用国会和法律来倒袁，更有不少人为袁世凯所收买。
1913年7月，袁世凯提出由进步党的熊希龄组织内阁。进步党人多数就是原来的立宪派分子，他们多年来梦想在立宪政体下组阁执政，这时认为机会来到，声称要组成“第一流人才与第一流经验”的内阁。但是袁世凯只是要利用自居为中间派的进步党作为政治工具，替他铺设走向进一步专制独裁的道路。所以当此内阁在9月组成时，只有司法、教育、农商等少数几个闲散次要的部长职位由梁启超、汪大燮、张謇等进步党人来点缀，内阁的实权仍然掌握在袁派官僚的手中。
国会为了适应袁世凯早日做上正式总统的要求，竟然违反法定程序，在宪法订出之前就仓促通过总统选举法，并急忙在10月6日进行选举。袁世凯在这一天派了自称“公民团”的便衣军警和流氓数万人包围众议院，叫嚷威胁议员们非选出袁世凯不可，否则不准走出会场。议员们忍饥终日，从早八时至晚十时，投票三次才选出袁世凯为大总统。第二天又选出黎元洪为副总统。英、法、俄、日、德等帝国主义国家同时宣布承认袁政府，表示对袁世凯的支持。
袁世凯刚刚由国会选为正式总统，就立即下手破坏国会。11月，袁世凯借口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在几月前与“二次革命”有关系，下令解散国民党，派军警搜缴国民党议员438人的议员证书、证章。又由军警把住国会大门检查议员证书、证章，使国会因无法凑足一半以上的出席人数而不能开会。残余的议员提出质问，熊希龄还出面为袁辩护，说“大总统于危急存亡之秋，为拯溺救焚之计，……事关国家治乱，何能执常例以相绳？”接着，袁世凯就连残余议员也下令遣散，宣告国会完全解散。这个国会自4月召集到12月被解散，只存在了九个月。各地方的自治会和各省省议会随即也由袁通令一律取消。袁世凯另外指派了80个官吏组成“政治会议”，作为御用的咨询机构。熊希龄在副署了所有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设立政治会议等命令之后，也被袁世凯在1914年2月抛弃。袁世凯已经不需要这个进步党总理和“第一流人才”内阁来供使用和点缀，需要的是更加集中和扩大的独裁权力。
袁世凯又召集了一个“约法会议”，按照他的意旨在1914年5月订出《中华民国约法》，完全废除了《临时约法》。袁氏约法把总统的权力扩大到专制皇帝的程度：废除责任内阁制和国务院，由一个类似皇帝时代宰相的“国务卿”“赞襄”总统（其下还有“左丞”，“右丞”），在总统府内设立政事堂；由总统任命一些“参政”，组成供咨询的“参政院”，并代行立法机关的权力。辛亥革命后所建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包括《临时约法》、国会等等，至此已全部被袁世凯摧毁。军阀、买办、大地主的专制独裁统治则被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下来。“中华民国”已经只是一块空招牌，袁世凯则决心连这块招牌也要去掉。
袁世凯要通过称皇称帝来最高度地集中独裁专制的权力，帝国主义者也希望袁世凯能够加强对国内的控制，以便于通过他来扩大它们的侵略势力。1914年前后，德、英、美等国先后怂恿袁世凯称帝。日本也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交换条件，来趁机夺取大量权益。
1914年8月，帝国主义列强为重新瓜分殖民地而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互相厮杀，日本便企图趁机独占中国。日本宣布参加了英、法、俄等国组成的协约国集团，借口对德宣战，派遣军队占据青岛和胶济铁路，夺取德国在山东的侵略地位。1915年1月，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目的在于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内容包括五大项：
一、承认日本占有德国在山东全部特权，并加以扩大，也就是把山东变为日本的势力范围。
二、承认日本在“南满”和“东部内蒙古”的“优越地位”及特殊权利（包括“任便居住往来”，经营农工商业，开矿、筑铁路，聘顾问等等），并延长旅顺、大连的租借期及南满、安奉铁路租借期限至99年。
三、将汉冶萍公司作为中日合办，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的人开采。
四、中国沿海港湾及岛屿，不得让与或租与他国。
五、“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为政治、财政、军事等各顾问”，中国的警察机关和兵工厂由中日合办，日本有在武昌与九江、南昌间及南昌与杭州间，南昌与潮州间铁路的建造权，在福建筑铁路、开矿、筑海港船厂的优先权等等。
按照二十一条，中国实际将成为日本的附属国，其内容的狠毒，超过过去各种不平等条约。这些条款暴露出日本军国主义企图独吞中国的狂妄的贪欲和梦想，因此，当二十一条内容传出后，全国人民不约而同立即发动了大规模的爱国抗日运动。各地学生和留日学生首先罢课演讲、发布传单宣言，工人罢工，各城市普遍展开了抵制日货运动。然而袁世凯竟下令严禁抵制日货，把爱国人民诬为“乱徒”、“乱党”，进行镇压。在日本提出最后通牒之后，竟在5月9日承认了除第五项（“容日后协商”）之外的全部要求，以换取日本支持他复辟帝制的阴谋。
自此以后，袁世凯就更加紧进行帝制复辟活动。7月，袁世凯授意美国顾问古德诺（Goodnow）写出一篇《共和与君主论》，说中国人知识太低，“率行共和制，断无善果”，“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接着，袁世凯手下的政客杨度等就以古德诺的谬论为据，发起“筹安会”鼓吹帝制，并且通电各省军阀官僚，要他们讨论“君主民主国体二者以何者适于中国”。于是，在北京和各地出现了军阀官僚策动的各种各样请愿团体，上书要求袁世凯称帝。买办官僚梁士诒等组织了“全国请愿联合会”，向参政院请愿组织“国民代表大会”投票解决国体问题。袁世凯为了更快地登上帝位，甚至等不及让圈定的各省“代表”到北京开会，就统一指挥各省“代表”就地投票。结果，以这样方式制造出来的“民意”，以全部一致的票数同意改行君主政体，并推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 12月12日，经过参政院根据“民意”劝进，袁世凯宣布接受推戴，并预定自翌年（民国五年）起改元“洪宪”，准备举行“登极”大典。
袁世凯当时认为国内有他所豢养的军阀、官僚可供驱使，国外有帝国主义的支持，再运用武力、阴谋、金钱、欺骗等种种手段，就可以倒转历史车轮，实现封建君主帝制的复辟。但是他的倒行逆施立即使自己处于人民公敌的地位，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和坚决反对。
孙中山是坚决反袁的。他认为过去因为国民党妥协涣散，以致有“二次革命”的悲惨失败。1914年7月，他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规定入党的都要按指印、立誓约，绝对服从孙中山，要求把这个团体变成严密的组织。但是由于国民党已经失去在人民群众中的声望，中华革命党在这时只成为一个少数人狭隘的秘密团体。中华革命党主要在沿海各省进行了一些零散的军事冒险活动，而没有深入民间，不能在全国反袁、反复辟的斗争中起组织和领导的作用。国民党中的一部分人如李烈钧、柏文蔚、陈炯明等，没有参加中华革命党。他们这时虽然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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