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于绝对劣势。民族产业资本在农业生产部门中完全没有地位。中国的商业资本不是从属于产业资本，而高额的封建地租率、高利贷利率和商业利润都限制产业资本的形成和扩大。但是民族工业又只有依赖一部分地主、商人和官僚的投资才得以举办起来。在民族工业中，分散、落后的小企业占很大比重，工场手工业始终大量地存在。据北洋军阀政府农商部不完全的统计，1919年全国10515家工厂中，使用原动力的工厂只有360家 。民族工业是软弱和落后的，但它又是当时国民经济中最先进的部分，也代表了当时最进步的生产关系。民族工业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存在着矛盾，但又在不同程度上依赖于他们。这种进步的一面和落后的一面之同时存在，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民族资本两重性特点的表现。
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帝国主义在中国投资的扩张，中国工人阶级的人数也迅速增加起来。现代产业工人在1913年约有100万人，到1919年，已增加到二三百万人。城市小工业和手工业工人、店员等约有一千多万人。
在全国总人口中，产业工人的人数虽然还是很少，但是他们绝大多数集中在工厂（纱厂、丝厂、面粉厂、火柴厂等）、矿山、铁路、轮船、邮电等几个企业部门。同时这些企业又多数集中在上海（及附近地区）、武汉、天津、香港、广州、青岛、大连、哈尔滨等十几个大城市。其中，大企业中工人人数又占了很大的比重。中国工人阶级这种高度集中的特点，使他们得以较早地联合、团结起来，成为一支强大的战斗队伍。
中国工人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本国资产阶级的三种压迫下，经济地位非常低下，劳动条件极为恶劣，政治权利也遭到剥夺。工人的工时多数是12小时左右，有的多达十四五小时。中国厂矿的设备大多十分恶劣。工人们在厂房狭小、空气污浊、缺乏安全设备的条件下，从事长时间的紧张劳动，职业病和伤亡事故都特别严重。男工工资一般每日只有二三角，低的只有一角左右。女工和童工的工资更低。大战期间物价上涨很快很多，工资的增长则迟缓有限 ，因之使工人的经济情况在这时期就相对地更趋于困苦。工厂和矿山中普遍实行包工制，工人受到包工头、把头的封建性的克扣压迫。北洋军阀政府严禁工人罢工，1912年的《暂行新刑律》和1914年的《治安警察条例》，都把罢工、怠工规定为“犯罪”行为 ，工人时常遭到无理的逮捕和屠杀。中国工人所受各种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
中国的大部分近代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既然都为帝国主义所控制，中国工人阶级的罢工斗争，从一开始起，就很多是发生于外国资本所设的厂矿企业中。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反对帝国主义，成为中国工人斗争最早也是最鲜明的特点之一。自1916年3月至1919年4月，上海英美烟草公司工人在两年间就罢工五次之多。上海日华纱厂工人在1918年8月、9月、10月和1919年2月也连续举行四次罢工。在1915年反对二十一条的抵制日货运动中，许多地方的工人举行了罢工、游行和劝导拒购日货，上海日货厂店中的中国工人几乎全部都罢了工。1916年10月，法国强占天津老西开，扩大租界。天津法租界法资厂店职工一千七百余人举行罢工反对。天津各业工人们组织了“工团”，领导了罢工斗争和示威游行，获得各地各阶层人民的同情支援，终于打退了法帝国主义这次侵略行为。在抵制日货和反对强占老西开这两次群众性反帝运动中，工人阶级都已成为推动斗争的中坚力量。
手工业工人在人数上远比产业工人为多，他们一向受到由作坊主操纵的封建行会的严重束缚，生产上比较分散落后。在近代时期，手工业工人一方面继承了长期以来“齐行”、“叫歇”的斗争方式和斗争传统，同时突破统治者的一再禁阻，逐步从推出“行头”、“柱首”，领导斗争，发展到设立工人本身的“小行”（或称“小帮”、“公所”，或称某某社）。到20世纪初年，上海的各行业手工工人一般都已组成全市性的“小行”，与作坊主、作头或店主的“大行”并立。1913年1月，上海七八百处作坊的水木工匠数千人联合罢工，要求增加工资。1914年，全市印染工人、石匠、水炉工人、油漆工匠、锯工、码头、堆装工人等分别在本业小行的领导下进行罢工斗争。这种经济斗争在此后数年中也一直不断发生。手工工人的行帮组织，虽然还存在着不少封建性（如限制收徒，或按籍贯分帮），但比以前完全分散和受店主控制的情况已经前进了一大步。“小行”基本上成为手工工人的斗争组织，这是工人阶级逐步走向自觉的一种重要表现，同时这种组织和斗争又促进了工人的自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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