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人少，不以成功自雄，不作谋虑，过了时机不失悔，得到时机不忘形，爬上高处他会不怕，掉进水去不会打湿，落下火坑不觉得热。据说这种人睡了是不做梦的，醒来是不忧愁的，吃东西随便，呼吸来得很深，他不像凡人一样用咽喉呼吸，而是用脚后跟呼吸。据说这种人也不贪生，也不怕死，活也无所谓，死也无所谓，随随便便的来，随随便便的去，自己的老家没有忘记，自己的归宿也不追求，接到呢也好，丢掉呢也就算了。据说这就是心没有离开本体，凡事都听其自然。这样的人，心是有主宰的，容貌是清?的，额头是恢宏的；冷清清的像秋天一样，暖洋洋的像春天一样；一喜一怒合乎春夏秋冬，对于任何事物都适宜，谁也不知道他的底蕴。据说这种人，样子很巍峨而不至于崩溃，性情很客气而又不那么自卑；挺立特行有棱角而不槁暴，天空海阔像瓠落而不浮夸；茫茫然像很高兴，颓唐着又像不得已；像活水停蓄一样和蔼可亲，像岛屿蓊郁一样气宇安定，像很宽大，又像很高傲；像很好说话，又像什么话都不想说。──就这样，把他所理想的人格还刻画了一些，一句话归总，这就是后来的阴阳家或更后的道教所夸讲的神仙了。这种人可以“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纯全是厌世的庄子所幻想出来的东西，他的文学式的幻想力实在是太丰富了，在庄子当时，这些观念当然是很新鲜的东西，他自己也陶醉在这种幻想里面似乎得到了超脱的一样。
这种“真人”，在大宗师里面所刻画的，虽然已经够离奇，但还是正常的面貌，而在德充符里面，他的幻想更采取了一个新的方面，把“真人”的面貌，专从奇性一方面来描写。兀者王骀、兀者申屠嘉、兀者叔山无趾、恶人袁骀它、闉跂支离无胀、瓮●大瘿，这些四体不全，奇形性相的假想人物，在他说来，都是比仲尼子产还要高超、神妙、不可思议；使妇女爱他们，使人民爱他们，使国君爱他们，使爱他们的人肯为他们牺牲一切；而视一般四体周正、不奇不怪的人反而是奇形怪相。他的意思是说绝对的精神超越乎相对的形体，所谓“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得道之谓德，道德充实之征，使恶化为美，缺化为全，这便是所谓“德充〔之〕符”。但由他这一幻想，以后的神仙中人，便差不多都是奇形怪相的宝贝。民间的传说，绘画上的形像，两千多年来成为了极陈腐的俗套，然而这发明权原来是属于庄子的。
天下篇把关尹老聃称为“古之博大真人”，在庄子或其后学自然是以关尹老聃为合乎他们所理想的人格了。然而从庄子的思想上看来，他只采取了关尹老聃清静无为的一面，而把他们的关于权变的主张扬弃了。庄子这一派或许可以称为纯粹的道家吧？没有庄子的出现，道家思想尽管在齐国的稷下学宫受着温暖的保育，然而已经向别的方面分化了：宋鉼尹文一派发展而为名家，田骈慎到一派发展而为法家，关尹一派发展而为术家。道家本身如没有庄子的出现，可能是已经归于消灭了。然而就因为有他的出现，他从稷下三派吸收他们的精华，而维系了老聃的正统，从此便与儒墨两家鼎足而三了。在庄周自己并没有存心以“道家”自命，他只是想折衷各派的学说而成一家言，但结果他在事实上成为了道家的马鸣、龙树（三）。
他的见解自认为是绝对的，其它世俗的见解如儒如墨，都只是相对的是非，相对的是非不能作绝对判断的标准。所以他“不谴是非”。“不谴是非”者，不过问世俗儒墨相对的是非，而在他的学说立场上实在是大谴而特谴。他是以他的绝对以谴相对，一篇齐物论就是这项谴词。文章是做得很汪洋恣肆的，然而要点也不外乎这几句。“道恶乎隐而有真伪？言恶乎隐而有是非？道恶乎往而不存？言恶乎存而不可？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所是，则莫若以明。”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诡谲怪，道通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唯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适得而几已，因是已。”
一因一明便是一破一立。明以明彼相对，因以因此绝对。绝对者就是道，就是一；以道统观一切，万物因其自然。道是万变无常的，物也不断的流离转徙，是的忽然变而为非，非的忽然变而为是，刚始分溃已有新的合成，刚始合成已有新的分溃；固执着相对的是非以为是非，那是非永没有定准。你说我所是的为非，我说你所非的为是，到底谁非谁是？这便是所谓“以指喻指之非指”或“以马喻马之非马”。指是宗旨、是观念；马是法码、是符号。你的是一种观念，我的也是一种观念；你的是一种符号，我的也是一种符号。你以一种相对的观念或符号来反对我这另一种相对的观念或符号，你说我不是，我也可以回头说你不是。因此到不如以绝对的观念或符号，去反对那相对的观念或符号。这譬如兄弟吵架，父亲出马，两造的口角不加判决，自然也就止息了。这就是所谓“以‘指’喻‘指’之非‘指’，莫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马’喻‘马’之非‘马’，莫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的意思。“非指”或“非马”便是超乎指与马的绝对的东西。这绝对的东西是什么呢？简单得很，就是“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那么两句。天地万物只是一个观念，一个符号，再简单一点，也就是所谓“道”，所谓“一”。一切都笼罩在里面，分什么彼此，分什么是非？浑浑沌沌，各任自然。假使一定要凿通眼耳口鼻，那正是人所干的多余事体。那样一来，浑沌就死了，自然就死了，道就死了，一就死了，就成其为天下无道，天下不能归于一。荒唐悠渺地说去说来，归根还是那么简单的一套。
庄子就以这简单的一套，自认为得到了循环的中心，他可以不着边际，不落形迹，随着自然的循环以至于无穷──“得其环中，以应无穷”。再从修养一方面来说吧，便是“象善无近名，象恶无近刑（形），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心），可以尽年”（养生主）。象善象恶两个象字，书上都误成“为”字去了，古文“为”从爪象，故容易讹变。外象美不要贪名声，外象丑不要拘形迹，守中以为常，那便可以安全寿考了。这些话倒说得比较踏实，或者也就是本心话了。“方今之世，仅免刑焉，”抗又无法去抗，顺又昧不过良心，只好闭着眼睛一切不管，芒乎昧乎，恍兮惚兮，以苟全性命于乱世而游戏人间。这本来是悲愤的极端，然而却也成为了油滑的开始。所谓“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庄子自己便已经道穿了。因此，他的处世哲学结果是一套滑头主义，随便到底──“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为无町畦；彼且为无崖，亦与之为无崖。”“支离其形，支离其德”，而达到他的“无用之用”。“无用”者无用于世，“之用”者有用于己，全生、保身、养亲、尽年就是大用了。你说他不党无私吧，其实何尝无私！不过庄周比关尹老聃退了一步，是并不想知雄守雌，先予后取，运用权谋诈术以企图损人利己而已。这是分岐的地方。庄周书，无论内篇外篇，都把术数的那一套是扬弃了的。这可以说，是这一派在消极一方面的特色。因有这一特色，后人反而觉得老聃关尹也纯然清静恬淡，那是大海的汪洋，浑化了江河的沉浊。庄子在事实上也并不是完全忘情于世道的人。他虽然主张“无情”──“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德充符），这无疑是宋鉼“情欲寡浅”的发展，但他并不非战，他说“圣人之用兵也，亡国而不失人心”（大宗师）。他也谈到治天下的道理，应帝王一篇便是他的君道的主张，那看来好象是彻底的放任无为主义。他说做帝王的应该“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体尽无穷而游无朕，尽其所受于天而无见得，亦虚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应帝王）。这是慎到“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已”的发展，但他不专一“尚法”，而说“以刑为体，以礼为翼，以知为时（恃），以德为循”（大宗师）。不废刑政，亦不废礼乐，做帝王者虽不能用私智，而当以智者以为丞辅。外篇“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在宥），“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天道），就是这些意思的解释了。在这些地方，依然透露着儒家本色，或者是情不自禁的吧。
庄子是绝顶聪明的人，他的门徒们大约也是些绝顶聪明的人，他们的文章实在是异常超妙。你说他们很随便吧，但他们的文理很密察，实在是有点“其理不竭，其来不蜕”的形势。“其来不蜕”者是说独往独来，无所脱胎，不是从别人的东西蜕化而出的。但无疑他们实在都是一些厌世派，所谓“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便只好“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他们愤慨礼乐仁义为大盗所盗，而要避开那些大盗，想出一套不能盗的法宝来，至少是想藉以保全自己或安慰自己。庄子说：“藏舟于壑，藏山（舢）于泽，谓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犹有所遁，若夫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遁，是恒物之大情也。”他也在防盗，他来一套大法宝“旁礡万物以为一”，这不仅是“藏天下于天下”，简直是藏宇宙于宇宙了。这还盗得了，逃得了吗？然而后人依然给他盗了，让它逃了，这是聪明的庄子所不曾预料到的吧。他所理想的“真人”，不一二传便成为阴阳方士之流的神仙，连秦始皇帝都盗窃了他的“真人”徽号。他理想的恬淡无为，也变成持盈保泰的想法和苦难的避难所了。
自有庄子的出现，道家与儒墨虽成为鼎立的形势，但在思想本质上，道与儒是比较接近的。道家特别尊重个性，强调个人的自由到了狂放的地步，这和儒家个性发展的主张没有什么大了不起的冲突。墨家是抹杀个性的，可以说是处在另一个极端。墨家的尊天、明鬼、尚贤、尚同诸义，与道家极不兼容，就是以尊重私有权为骨干的兼爱与非攻的主张，也为道家所反对。“兼爱不亦迂乎！无私焉，乃私也”（天道）；“爱民，害民之始也；为义偃兵，造兵之本也”（徐无鬼）；这些都是很深刻的批评。在“兼爱”中看出本来是为私，在“非攻”中看出本来是为保护私有权的防御战。二千多年后的今天，批评墨子学说的人差不多谁也没有做到这样的深刻。道家也执有命说。“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人间世）。“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智）不能规乎其始者也”（德充符）。“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所不得与”（大宗师）。“性不可易，命不可变”（天运）。“无以人灭天，无以故（作）灭命”（秋水）。“达命之情者，不务知（智）之所无奈何”（达生）。这些比儒家的必然论更进了一步，而是到达了宿命论的境地了。这当然是墨家非命说的正反对。剩下的只是非乐、节用、节葬的三项，天下篇所认真批评到的只有这三项，而说他们“为之太过，己之太循（遁），……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结果，差不多墨家的主张是全被反对了。
庄子这一派的主张，看来有时候也很矛盾。例如他们说墨家的非乐节用太过，“不与先王同，毁古之礼乐，”然而他们也明明说“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五声乱耳使耳不聪”（天地）。“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擿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胠箧）。甚至还要“塞瞽旷之耳，……胶离朱之目，……俪工倕之指，……削曾史之行，钳杨墨之口”（同上）。这不是做得更过吗？关于埋葬，在庄子死时有一段逸话，向来是很脍炙人口的。便是庄子要死的时候，他的门徒们想“厚葬”他，庄子反对。他说“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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