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备耶？何以加此？”弟子们说：“我们是怕乌鸦子吃你呀。”庄子说：“露天葬让乌鸦和鹞子吃，土葬呢，让蝼蛄和蚂蚁吃；一定要从乌鸦和鹞子嘴里抢过来，送给蝼蛄和蚂蚁，未免太不公平了！”（列御寇）。这连“桐棺三寸”都不要，也比墨子所主张的更要超过了。
这样貌似矛盾的原故，要说做文章的人不同，庄子书外、杂诸篇并非出于一人之手，那倒也容易解释过去。不过在这儿似乎还有一点深刻的区别，便是庄子一派主张生活恬淡，摒弃情欲，或甚至死后裸葬，虽然比墨家的非乐、节用、节葬犹有过之，但庄派是主张自发，而墨家是主张强制，这是绝大的不同。自发是听其自由，所以先生打算裸葬，而弟子则打算“厚葬”，甲弟子说墨子做得太过，而乙弟子却可以做得更过了。
从大体上说来，在尊重个人的自由，否认神鬼的权威，主张君主的无为，服从性命的拴束，这些基本的思想立场上接近于儒家而把儒家超过了。在蔑视文化的价值，强调生活的质朴，反对民智的开发，采取复古的步骤，这些基本的行动立场上接近于墨家而也把墨家超过了。因此他们在思想上提到墨家上来的时候绝少，似乎认为它是值不得批判的。所以一样在反对儒墨，而对于墨家是淡漠，对于儒家是白热。孟子也早就说过“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是说儒与道之比较相近，至少是说明了一部份的真实的。
庄子的门徒一定很多，在外、杂诸篇中，我们可以看出至少有四五个人的笔墨，而姓名留传了下来的就只有兰且一个人（见山木）。秋水篇载魏牟与公孙龙的谈话，比庄子之言为东海，而讥公孙龙为“埳井之蛙”，又说：“知（智）不知是非之竟，而犹欲观于庄子之言，是犹使蚊负山，商蚷驰河也。……是直用管窥天，用锥指地也。”翻来覆去地极端推崇庄子，藐视公孙龙，把公孙龙说得“口呿而不合，舌举而不下，乃逸而走”。据这看来，魏牟也可能是庄周的弟子。魏牟又称为中山公子牟，让王篇又载他和瞻子的一段问答，他自己“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阙之下”，虽然过着避世的生活而不能忘情富贵，拿着没办法。瞻子劝他“重生”，能够“重生”便能看轻利禄了。公子牟说：虽然知道这个道理，但情不自禁。瞻子就劝他听其自然，不要禁，假使不能自禁的又要勉强，那是有两重的患害。做让王篇的人便批评道：“魏牟万乘之公子也，其隐岩穴也，难为于布衣之士。虽未至乎道，可谓有其意矣。”这也很像是对于同门后进的一种口气。魏牟是有著作的，艺文志道家有“公子牟四篇”，班固注云：“魏之公子也，先庄子，庄子称之。”“先庄子”之说分明是错误，只是名见庄子书，庄门后学曾称之而已。战国策赵策两见魏牟，与秦应侯、赵建信君同时，其时代自比庄子稍后。他对于应侯的临别赠言所说的话：“贵不与富期而富至，富不与粱肉期而粱肉至，粱肉不与骄奢期而骄奢至，骄奢不与死亡期而死亡至。”诚然是足以发人深省。荀子非十二子篇把他和它嚣（即环渊）并列，斥之为“纵情性，安恣睢，禽兽行”，只是说明他在消极一方面恣纵，甘愿与木石居，与豕鹿游而已。可惜“公子牟四篇”失传，不然我们一定可以更找得一些他和庄周的关系出来的。
庄子后学和思孟学派接近的倾向，在杂篇中颇为显著，屡屡把“诚”作为本体的意义使用，和思孟学派的见解完全相同。
“修胸中之诚，以应天地之情而勿撄。”
“反己而不穷，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诚。”
“吾与之乘天地之诚，而不以物与之相撄。”
“捐仁义者寡，利仁义者众，夫仁义之行，唯且无诚。”（以上徐无鬼）
“不见其诚己而发，每发而不当。”（庚桑楚）“内诚不解，形谍成光。”（列御寇）
这无疑是中庸和孟子七篇的影响，外篇天运更有洪范五行的引用。
“天有大极五常（大原误为六），帝王顺之则治，逆之则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备。监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谓上皇。”“九洛之事”，无疑就是洛书的洪范九畴。“大极”即“皇极”，“五常”即“五行”。但谓“帝王顺之则治，逆之则凶”，和邹衍的“终始五德之运”，显然已经有所接触了。篇名天运，一开首便言“天其运乎，”也不失为是一个证据。再看秋水篇：
“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叠空之在大泽乎？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太仓乎？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人卒九洲，谷食之所生，舟车之所通，人处一焉。”
这也分明是邹子大九州的说法，人所处的九州，乃大九州之一。接着又说到“五帝之所运，三王之所争”，也是“终始五德之运”的表示。五帝是指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在邹衍是同以土德王，故谓“连”；三王夏商周；夏以木德，商以金德，周以火德，故谓“争”。这分明是庄子之徒受了阴阳的影响。但这影响是相互的，阴阳家的后起者如齐国的方士们，他们之迷念神仙真人，也分明承受了庄周的衣钵。“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逍遥游）。这是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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