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举‘八议’之法，严禁深刻之吏。断案公平的应越级提拔，残酷裒敛者罢免。凤阳屯田之制，被留居屯种的，听凭他们耕种起科。已起户口的，被留在开封的，全部释放令他们复业。如此则足以升高皇上的好生之德，树国祚长久之福，而使百姓自安，天变自消。
“古代的周朝自文、武王到成、康王，教化大行，汉朝自高帝到文、景帝才称得上富庶。天下的大治，气化的转移，人心的趋向，这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今国家纪元，九年于兹，偃兵息民，天下大定，纪纲大正，法令修明，可以说天下大治了。而陛下切切以民俗浇漓，人不知道害怕，制定了法令，邪恶也就产生了，奸诈产生了。所以，朝信而暮猜者有之，昨天才提拔的，今日却被杀的有之。致使命令下达后不久又更改，已经赦免了又收回，天下臣民无处适从。我认为天下趋向大治，就如坚冰的融化。冰的融化，不是太阳照射突然致使的，而是阳气发生土脉微动，然后才使坚冰得以融化。圣人治理天下，也用同样的道理。用刑威振，用礼疏导，给百姓以仁义，而后其化熙熙。孔子说：‘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这不是一句空话。
“访求治国之道，不如先正风俗。正风俗之道，不如先于守令知所务。使守令知所务，不如先于风宪知所重。使风宪知所重，不如先于朝廷知所尚。古郡守县令，都以正派做部下的表率，以善疏导百姓，使化成俗美。征赋期会狱讼簿书，是巩固它的末。当今的守令以户口、钱粮、狱讼为急务，至于农桑学校，王政之本，被视为虚文而置之高阁，这又将如何教养百姓呢？以农桑为例，春天州县下发一白帖，里甲回报一文状，守令不曾亲自过问种艺次第、旱涝戒备之道。又如学校，廪膳诸生，国家资之用以培养人才的地方。当今四方师生，缺员很多，即使满员，守令也很少以礼让之实，做其成器者。朝廷对社学十分迫切，多次登记师生姓名和他们所学习的功课。令社镇城郭，置立门牌，僻远的山村实徒存虚名，守令不过登记在案，备照刷而已。上面的官吏分部检查，也因循过去的常规，依据纸上的照刷，未曾巡行视察。兴废之实，上下都视为虚文。百姓不知孝弟忠信是何物，而礼义廉耻就扫地了。风纪之司，是用来代朝廷宣导德化，访察善恶的。诉讼断案是它主要的一件职责。当今专门以诉讼为重。忠臣孝子义夫节妇，都被视为末节而不暇举，所谓的宣导风化又在什么地方呢？只知道铲除一赃吏，审理完一件案子为治，而不知劝民成俗，使百姓接近善而远离罪，这才是大治的根本。这是守令没有掌握轻重的过失。
“《王制》把乡秀士升于司徒的说成选士，司徒把秀士而升于太学的说成俊士，大乐正把造士之秀升之司马的说成进士，司马考察官才，考察好后再任命，任命以后再给爵位。考察如此详细。所以成周得到人才，十分强盛。当今使天下诸生考于礼部，升于太学，历练众职，任之以事，可以清洗历代举选的陋习，可以效法成周。对于升入太学的，经过几个月，就选为官，或委任到民社。我担心这样的人不熟悉时务，也不熟悉朝廷的礼法，根本不能宣导德化，对上违背国政，对下危害百姓。开国以来，选举秀才可以说为数不少，所委任的名位不为不重，而今数一数，在任的又有多少？我担心后人观察今天，就如今天观察过去一样，当年所举之人，岂不深可痛惜吗？这都是臣子所为，求治太速的过失！
“过去宋朝拥有天下三百多年。开国之初，用礼义教化百姓，当国家强盛时，闾阎里巷都有忠厚之风尚，甚至羞于谈论人的过失。到了末年，忠臣义士视死如归，妇人女子以被污辱为羞耻，这都是教化的结果。元朝的根本不立，破坏了礼义、廉耻。不过数十年，弃城降敌者不可胜数。就连老儒硕臣也甘心屈辱，这是礼义廉耻不振的弊病。遗风流俗至今仍没有革除，这也不足为怪了。我认为不如敦促仁义，崇尚廉耻，守令的职责是以农桑学校为急，风宪则责其先教化、审法律，以平狱缓刑为急。如此则德泽下流，求治之道就可以得到。郡邑诸生升于太学者，必须令在学肄业，或者三年，或者五年，要求他们精通一经，兼学一艺，然后入选为官，或者宿卫，或者办事，以此观察公卿大夫之能，而后委任政务，则其学识兼懋，就几乎不做错什么。并且使他知道禄位都是天之禄位，而且可以杜绝觊觎之心。治道得到以后，陛下就可以端拱穆清，待以数月，则阴阳调而风雨及时，诸福吉祥没有不来的，又何愁天变不消呢？”
奏章陈上，太祖大怒说：“小子离间我骨肉，赶快抓来，我要亲手杀了他。”叶伯巨被带来后，丞相乘太祖高兴时上奏，伯巨被投入刑部的监狱，最终死在狱中。
最初，伯巨准备上书时，就对他朋友说“：当今天下只有三件事令人忧患，有二件事容易见到但祸患来得迟，有一件事难以见到，但祸患来得迅速。纵无明诏，我还将上书，何况访求言论呢！”他的大意是指的分封。然而当时的诸王只建藩号，未曾裂土，不完全像伯巨所说的。到了洪武末年，燕王屡次奉命出塞，势力才开始强大。后因削夺而举兵，于是夺取天下，人们称伯巨有先见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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