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献夫，字叔贤，广东南海人。他一生下就死了父亲，刚刚加冠成人就考中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改选为庶吉士。他正要告假回家侍养母亲，母亲也过世了，他于是住家守丧。正德年间，出任礼部主事，后调到吏部，升为员外郎。他同主事王守仁谈论学问，喜欢上了守仁的学术，就请求王守仁将自己收为学生。不久后告病回乡，在西樵山读了十年书。
嘉靖改元的那个夏天他回朝去，路上得知“大礼”的讨论还没定案，他起草一篇奏疏说：
“前代的圣主制定礼制，本来是根据人情来的。君子论事，应当考虑名称和事实的一致性。我看前些时候礼官所提出的主张，就有不合乎人情，名实不相符的地方，一方面死守《礼经》中的话，另一方面遵循宋儒的说教。我却认为那样不对。按《礼经？丧服传》说：“什么样的人可以做别人的继承人呢？是支派子孙也就可以了。”又说：“大宗，是指尊贵者的统绪。”“尊贵者的统绪不能终断，所以族人就让支派的子孙继为大宗。但是过继的假子不能继为大宗。”这样看来，制定礼制的人们是认为只要是支派的子孙就可以做继承人了，没有非绝了别人家的后裔给这边当继承人的道理。现在兴献帝只生陛下一个儿子，此外连个庶子也没有，却要让他绝后而让您做孝宗的儿子，这合乎人情吗？况且过继给别人做儿子，也该经过父亲同意收他为儿子，儿子曾经把父亲当父亲侍奉过，所以父亲死后儿子为他穿孝服。现今孝宗曾经有武宗这个儿子，不曾收养陛下做自己的儿子。陛下对孝宗也不曾穿过三年的丧服，实际上也没有给他当过儿子，却有人要您强称孝宗为父亲，名实相一致没有？提出这种意见来，看不出它和《礼经》中的话相符。
“又按程颐《濮议》说“英宗既然拿仁宗做了父亲，就不该再称濮王做父亲”。这倒不是宋儒的说法不对，而是现在的事实不一样。仁宗曾经把英宗养在宫廷中，事实上成为父子。孝宗不曾把陛下收养在宫廷中，这是第一点不同；孝宗有过武宗这么个儿子，仁宗不曾有过儿子，这是第二点不同；濮王当年还有别的儿子不会绝后，我们兴献帝就没有别的儿子了，这是第三点不同。哪里能拿濮王的事和今天的事相比拟呢？提出这种意见来，看不出这些人会正确评述宋儒的学说。
“今天这个事，我曾经做过这么一种理解：陛下继承孝宗、武宗，应该是继承皇位而不是过继做后裔。兴献和宗庙中的父祖之间的不同，在于他可称为帝但不可以称为宗。帝王家的事情和士人、百姓家不一样。继承帝位，是天下的公事，是三王制定的道理，过继给人做儿子，是个人的私事，是后代才有的事。兴献可以称帝，因为陛下是天子；不能称为宗，是因为他事实上未曾坐过皇帝位。我恳求陛下指示大臣，还是称孝宗为皇伯，兴献帝为皇考，在太庙之外另建一座庙祭祀他。这样做了之后合乎人情，名实相符，不仅体现了前代圣王制定礼制的精神，而且也满足了陛下您纯真的孝心。”
奏疏写成后，看到朝中大臣们在排斥不同意见，就不敢递交上去。后来被桂萼看到，他就写了一份报告连献夫、席书的奏疏一起呈交上去了。世宗看后很高兴，立刻发给大臣们讨论。这下大臣们就把献夫也看作奸邪，甚至不跟他往来了。献夫于是想请假呆在家里，未获批准，就递交《大礼》上下两篇论文，更详尽地讲了他的意见。当时世宗已经从南京召来张璁、桂萼，他们来后就被任命为翰林学士，献夫被任命为侍讲学士。反对的人蜂拥而起，献夫自己也极力推辞，世宗最终用他们几个的意见确定了“大礼”，献夫因此跟张璁、桂萼一样受到世宗的喜爱。四年(1525)冬季升为少詹事。但献夫终究感到有所不安，后来还是请病假回家乡去了。
嘉靖六年，献夫应召入朝编撰《明伦大典》。他跟霍韬是同乡，因为讨论“大礼”而相互友好，又一起应召入朝，就联合上书说“：自古以来极力主张入继王位者应过继给先帝当儿子的，宋朝没有比司马光还坚决的了，汉朝没有比王莽更坚决的了。主张《濮议》的人，以司马光为首，吕诲、范纯仁、吕大防附和他，而司马光的说法最能迷惑人。主持哀帝时‘大礼’讨论的人，以王莽为首，师丹、甄邯、刘歆附和他，而王莽的说法流毒最深。宋儒实际上是陈述了王莽的说法，迷惑后人，耽误后代的学者，我们认真查对《汉书》、《魏志》、《宋史》，粗略地收集了王莽、师丹、甄邯的奏议和当时事情的经过，以及魏明帝的诏书，关于濮园的议论文字，并把我们的论证附在后边。请把这些交给纂修官，交相考订，使天下的大臣们、儿子们都知道皇帝过继给人做儿子的主张实际上是由王莽提出来的，这样做往下可以扫除下边群众的疑惑，往上可以显示陛下的孝心。”世宗诏令把这本书交给了史馆。他们回朝不久，世宗就让他总领大理寺的事务，和张璁、桂萼一起复审李福达一案。桂萼等人主张判马录腰斩，献夫极力相争才使马录减免死刑。当年九月，献夫担任了礼部右侍郎，仍兼学士，到经筵前担任日讲。不久又接桂萼当了吏部左侍郎，后来又接他当了礼部尚书。
献夫比张璁、桂萼为人要宽厚、平和一些，遇事有时也跟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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