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跟各臣都说出来，不要隐瞒，皇太子陈述道：“快把那个疯子处决了，不要牵连其他人。”又责备各臣说：“我们父子是何等亲爱，而外廷却议论纷扬，你们就是没有君王的臣子，使我成为不孝之人。”皇帝又对各臣说：“你们听皇太子的话吗？”又一连重复了好几次。各臣跪在地上听话，叩头退出，于是命令法司处决张差。第二天在市场上肢解分尸。又过了一天，司礼监会同廷臣在文华门审问庞保、刘成。这时已经没有证人，庞保、刘成拐弯抹角就是不肯认罪。正好太子传令从轻处理，廷臣这才离开。十多天后，刑部议论流放马三道、李守才、孔道。皇帝采纳了，而将庞保、刘成杀死在宫中。这事就算了结了。
这个时候，皇帝已有二十五年没有召见大臣了，因为王之肕揭发庞保、刘成的事情，特地出来排解大臣们的疑虑，并且调解贵妃与太子之间的矛盾。考虑到这件事似乎有些根据，所以没有立即怪罪王之肕。万历四十五年(1617)京官考核，给事中徐绍吉、御史韩浚利用拾遗纠察机会弹劾王之肕贪财，于是削籍为民。
天启初年，廷臣多为他伸冤，召回恢复旧职。天启二年(1622)二月上《复仇疏》，说：
“《礼》，对于弑君杀父之仇，是不共戴天的。齐襄公报了九代之仇，《春秋》称颂它。先前李选侍让圣母生气，殴打圣母，陛下三番五次传告朝廷内外，停止封她为贵妃，圣母在天之灵一定会心安瞑目的。这是复仇的一大要义。
“先皇帝一生备遭艰难险阻，弥留之际含恨而终。试问：李可灼错误用药，是谁引进的？崔文升故意用药，是谁主使的？恐怕方从哲的罪行还不在李可灼、崔文升之下。这是先皇帝大仇未报的第一点。
“张差手持木棍侵犯宫廷，国家的安危只在于呼吸之间。国家到了这等地步，刘廷元还曲意掩护，用疯癫结案。胡士相等人改记口供，用卖木柴作为招供。此后复审，张差招供同谋一起行动的，朝廷内外埋伏有多人。李守才、马三道也招供他们结成派系，共同谋划，而胡士相等人将这些实情全都抹去。当时他们有内应，有外援，一人作难，九庙震惊，是何方凶徒，竟敢如此横行霸道，目无法纪！这是因为外戚郑国泰私自勾结刘廷元、刘光复、姚宗文等人，金银珠宝充满他的房屋。言官沉默，拿他们没办法，于是不再有顾虑和忌惮心理，蔑视国家法律。郑国泰虽然死了，他的罪行却不能饶恕。法官应当打开他的棺材，鞭打他的尸体，绝灭他的三族，把他的宫室涂成红褐色。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提到这事。这是先皇帝大仇未报的第二点。
“总之，用药的方法跟木棍打击的阴谋性质是一样的。打击不中就用药催促。这是崔文升的药比张差的木棍还要厉害。张差之前，从来没有张差的先例；刘成之后，难道还会少刘成这样的人吗？卑臣以为陛下在上面被孤立了。”
又说：
“郎中胡士相等人，是主张疯癫结案的。堂官张问达，是调停用疯癫结案的。寺臣王士昌的奏疏貌似忠诚而实际上是巧言谄媚，没有一个字做出评价，辩冤却充满了陈辞滥调。堂官张问达态度圆滑，先答应是疯癫，后来又宽恕奸人。劳永嘉、岳骏声等人同一鼻孔出气。张差招供有‘三十六头儿’时，胡士相停笔。招供有‘东边一起举事’时，岳骏声说他波及到无辜。招供有‘红封票，高真人’时，劳永嘉说不应该追究红封教。现在高一奎监督蓟州，是镇朔卫人。大概高一奎是红封教的主持人。马三道是负责分发红票的总管。庞保、刘成是负责供给红封教教众木棍的人。那些奸人增减会审的公单，大逆不道。”
奏疏递入，皇帝不过问，而先前主张疯癫结案的对他恨之入骨。
不久，王之肕提升为尚宝少卿。过了一年，提升为太仆少卿，不久调任太仆寺卿。刘廷元和岳骏声、曾道难因为王之肕侵犯他们，先后上疏辩护。王之肕也接连上疏极力驳斥，并揭发各人先前讨论张差官司时，在红庙中分钱及居中调解双方争执的人名很详备，此事虽没得到处理，但这些人更加恨他。
天启四年(1624)秋天，他授官刑部右侍郎。第二年二月，魏忠贤势力嚣张，他的党徒杨维垣首先为“梃击案”翻案，极力诋毁王之肕，将他除名。不久把他列入汪文言案中，交给抚审问。岳骏声又攻击他，并且说他勒索郑国泰二万两，下诏追查。等到编修《三朝要典》，“梃击案”以王之肕为首犯。府尹刘志选又弹劾他，于是下诏逮捕入狱，判处窝赃银八千两，王之肕最终死在狱中。崇祯初年，恢复官职，赐予救济。
自从“梃击”的议论开始，“红丸”、“移宫”二件事接踵而至。两个派系争论是非，相互倾轧排挤，直到明朝灭亡才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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