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的英明决断办事，使大夫、国人都不能认定自己的意见，那么皇上的意见不免有时与实际不符。刚刚还对一个大臣传旨贬处，把他的奏章压在宫中，为什么不几天又高兴地对他加以隆重起用呢？几十年来，因为门户之争朝廷杀了天下多少正人君子，现在还要蔓延不已。陛下如果想打击君子来平息小人们的怨气，任用小人之私来彰明君子的公德的话，过去的覆辙就会再现于天下。
“陛下求取太平的心操之太急，慢慢地滋生了功利之心，功利之心不止，又转而使用刑名之术；刑名之术不止，又流变为猜忌臣下；不断地猜忌臣下，就慢慢地积为壅蔽，不解下情了，这正是人心中危险的正在潜滋暗长而不自知的因素。陛下假如能平心静气，站在中间立场看看两头，不做声地纠正这些错误思想，使自己思想方面所表现出的都是仁义的成份，用仁爱来化育天下，用道义来纠正万民的思想行为，从朝廷扩展到四海，到处都看得到仁义教化，那么陛下可以说一日之间就成了尧、舜一样的圣人。”
庄烈帝认为这些话迂腐、阔略，不敷实用，但对他的忠诚深表赞叹。
不多久，都城受到围攻，庄烈帝没有上朝，大臣的章奏多被扣在宫中，不予答复，传一道圣旨要准备八百只布袋，宦官们争先恐后地进献骡马，又命令百官进献马匹。宗周说：“这一定是有人用迁移的主张说动了皇上。”于是他来到午门叩头谏言说：“国势的强弱全看人心的安危如何。请陛下出宫到皇极门来，召见百官，明确宣告我朝的宗庙、陵园都在这里，除固守京师而外没有别的打算。”宗周趴在地上等候回答，从清晨一直趴到黄昏时分，宦官出来传过圣旨才回去。当时米价飞涨，宗周请求罢免了京师九座城门的商税，修整商业网点，安置贫民，由官府煮粥养活老人和病人，严格推行保甲法，京师的人心才稍稍安定一些。
当时中央和政府的大臣很多人被关进了监狱，宗周上书说：“国事发展到这一步，这些大臣们负有责任，无法逃脱，陛下自己也应当分担些责任。过去夏禹、商汤逢灾罪己，他们的国家就得到勃兴。过去皇上老是因为一些事情而当面怀疑群臣，群臣都在怀疑之中，日积月累，结成了暗疾，有识之士为此忧心忡忡。现在陛下应当开示诚心，把这看成解救国难的根本，经常到便殿里去召见士大夫，把起草诏令的权力交给阁臣，把各项事务交给部、院去办，把政事的议决权交给言官，如果事情办不好，再另外安排人，不要束缚大臣的手脚促成他们的罪责。过去朝廷把文官像小鸡一样束缚着，把军队的武将当成了骄子，逐渐地形成恩威错置的局面。后来看文武百官都不值得信任，于是专门用那么一两个太监，京城外边一步步地安排了太监。自古以来没有让宦官领兵而不耽误国家大事的。”又弹劾了马世龙、张凤翼、吴阿衡等人的罪状，触犯了庄烈帝的意思。
三年，宗周因病在假，曾上过一篇关于祈求上天永保国运的道理，这篇奏疏说：
“取法上天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重视人命，因而刑罚应适当应公平。陛下喜欢用重刑制约臣下，逆党要杀，封疆失事也要杀。一切错误，重的杖死，轻的贬出，朝署中一半人都沾了罪徒的边。不过最伤害国体的莫过于皇家监狱了。副都御史易应昌因为平反一事被打进监狱，法司总把拷问当成忠直，所以天下到处是些苍鹰乳虎。希望陛下体察上天好生之心，首先废除皇家监狱，并且宽恕易应昌。这是祈求上苍永保国运的一种办法。
“取法上天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厚民生，因而赋税征收应当放宽期限，应当减轻。现在往年的拖欠要征收，还有来年的租税要预征。这样接连不断地追着收缴，乡村里贫困破产，贪吏更加成了百姓的大害。贵州巡按苏琰被监司揭发运送所谓的‘行李’，就是一个例子。抚抚贪图货财，更不必说下边的小吏了。吮吸百姓膏脂的贪官污吏，已经是遍布全国了。希望陛下体察上天好生之心，首先免除新饷，并且严厉整顿官方人员。这是祈求上苍永保国运的又一种办法。
“但是天子是上天的宗子，辅臣是宗子的家相，陛下设置辅臣，大多由自己特别选拔。我也希望他们体察陛下的好生之心，不要驱除异己，给朝臣制造大案，酿成国家朋党作奸的祸害；不要贪图宠利自以为成功，引导人主一味追求富国强兵，酿成国家土崩瓦解的危局。”
周延儒、温体仁看到奏疏不高兴了，就用当时正在求雨而宗周假称生病为由，把他指斥为傲慢，激起庄烈帝的怒火，然后起草了一篇圣旨质问他，并命令他讲一讲足兵、足饷的办法。宗周规划好了回奏上去，延儒、体仁无法争论了。
此后宗周在担任京尹时，政令一新，在打击豪强方面尤其坚定。宦官向他讲的事他一概不答应，有时宦官甚至还辱骂他，宗周却照原样治事，毫不妥协。武清侯家里的仆人殴打儒生，宗周把他痛打了一顿，给他戴上木枷送到武清侯家门外。有一次宗周外出看到戏子们携带的大竹箱，就把它在交通要道上给烧掉了。他对独户、下等贫困户的优恤却极周到。在位一年，宗周请病假还乡，京师的百姓为他罢市致意。
八年七月，内阁缺人，庄烈帝命令吏部推举在籍的大臣补缺，吏部把孙慎行、林轩及宗周三个人的名字报了上去。庄烈帝传令有关部门催促宗周入朝，宗周坚决推辞，庄烈帝不允许。宗周在第二年正月入都，慎行当时已经死去，宗周就和林轩两个入朝。庄烈帝问人才、兵食及流寇猖獗的事情。宗周说：“陛下追求太平的心思太急，用法太严，发布的政令太繁琐，对天下士人的任免太轻率。诸臣怕被问罪，一味掩饰过错，不肯尽心办好政事，因此有人但没有人才的用处，有饷但没有兵饷的用处，有将不能治兵，有兵不能杀贼。流寇本来是朝廷的赤子，招抚的办法恰当，他们就会还乡当他们的百姓。现在应该赶紧把收拾人心当成大本，收拾人心的办法首先是宽待地方官员。对地方官员的惩罚重，吏治就会败坏，吏治败坏民生就会困苦不堪，盗贼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越来越多。”庄烈帝又问他兵事，宗周说：“抵御外侮以治理好国内为基础。国内的政治治理好了，远方的敌寇自然会归顺。大禹为王时，朝廷干羽舞动有苗氏便被感化了。希望陛下运用尧舜那样的心肠，推行尧舜那样的政治，这样天下自然就太平了。”宗周回答完以后赶紧退了出去，庄烈帝回头对体仁讲，认为他的话迂腐，就让林轩辅政，宗周另派用场。不久宗周被授官工部左侍郎。过了一个月，宗周上了一篇《痛愤时艰疏》，其中讲道：
“陛下决心坚定地追求太平，可是二帝三王治理天下的办法却没有抽出时间来讲求，政治举措的先后次序还有很多不得要领的地方。陛下首先专注于边功，因而那罪大恶极的总督就进呈五年恢复失地的说法，这成为后来失事的祸胎。己巳年(1629)那些战役，大臣对国事的谋划不善，朝廷开始产生了轻视士大夫的心理。从此以后让近侍充当耳目，把心腹派到了大将身边，治国的方法崇尚刑名。政体趋于繁琐，天下事一天天败坏下去以致到了不可挽救的地步。东西厂和锦衣卫负责纠察，揭人隐私的风气盛行起来了，官僚士绅一经打入皇家监狱，朝廷里廉洁的操守就给磨灭了。人人救过不暇，欺君罔上的风习变得厉害了；事事取决于皇上独断，谄谀的风气就越来越得到滋长。法律不由刑部长官执行，犯法的人就越来越多。皇上自行颁发圣旨处理各色案件，每年亲自判几千起案件，应有的、好生的德意泯灭了。刀笔吏起草诏令，天子的话变得轻慢，对臣下琐屑的事故都要惩治，政体就受到伤害。对地方官吏的处罚取决于钱谷的征收，因而地方上官越来越贪婪，吏越来越横暴，田赋越欠越多。对百姓的敲剥多了，民生病苦，严刑搜刮已经都不起作用了，盗贼却一天天产生。任用了总理，下边官员的作用变小了，派遣了监视，封疆大吏的责任感变淡了。总督、巡抚手中没权，武将就越发胆怯，武将不守法纪，士兵也越来越骄横，武将胆怯，士兵骄横，朝廷的威严和命令就是对总督、巡抚也不起什么作用了。朝廷限期要他们平贼，他们就天天杀害平民百姓来报功，于是天下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了。原以为有一天老天会启发陛下，裁撤对总督的委任，重视郡守县令的人选，停止征兵买马，束缚酷吏的暴行，实施维新来教化天下，而且将会和重臣们一道洗心涤虑，开诚相交，不料君臣之间和洽相待是这样地困难。得到一个文震孟却因为一句话把他给罢了官，使大臣之间失去了和衷共济的情谊；得到一个陈子壮却因为他过于戆直被问了罪，从而使朝堂上敢表示不满意的风尚荡然无存。这些对于国体、人心的关系可不是浅显的呀！
“陛下一定要体察上天生长万物的心来表示对上天的敬仰，而不要只靠刑法来制约人；一定要想到遵守祖宗借鉴古人立下的制度来表示对祖宗的顺从，而不能轻易改变祖制。要以简要发号施令，以宽大培养人才，以忠厚培植国脉。发布政令要施行仁政，收取天下已经涣散的人心。而且要让太监回到宫廷中担任他应有的洒水扫地的劳役，惩办懦弱军将违反法令的死罪，慎重掌握宗室子弟改任别职的办法。然后派遣廷臣带着宫廷使用的库银巡行郡国，充当招抚使，赦免那些无罪而流亡的百姓，在险要的关隘处驻扎官兵，实行坚壁清野政策，允许造反者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返回自己的家乡，这样除贼首杀掉之外，还可以不杀一人而结束这场战争，哪里用得着兵威相加呢？”
这篇奏疏递进去以后，庄烈帝恼火得很，指示阁臣再三起草严厉的圣旨批评宗周。每次起草好送上来，庄烈帝都拿起他的奏疏复读，站起来走几个来回。后来怒气消了，颁布圣旨质问宗周，说大臣议论国事应当体谅国家的难处，考虑当前的实际情况，不应当像小臣那样把敢于归过于朝廷当成名气大，不过还是称赞了宗周为人的清直。
当时太仆寺缺少购马的钱款，朝廷发布诏书表示有愿意捐款的收下，体仁及成国公朱纯臣往下很多人都有所捐助。朝廷又决定停办明年元旦的朝觐仪式。宗周认为大臣捐款、停办朝觐是国家的大耻辱，庄烈帝虽然不高兴，心里称赞他的忠诚，更加想重用他。体仁担心他受到重用，就收买山阴人许瑚上书评论宗周，说他道学有余，才干不足。庄烈帝认为许瑚是宗周的同乡，对他的了解应该是真实的，就停止了重用宗周的想法。
这年秋天，宗周三次上书才得以请假回乡。走到天津时听说京师受到攻打，就停下来养病，十月里战事稍微平息一些，宗周就上书说：
“己巳年(1629)的事变，误国者只是袁崇焕一个人。小人借此争着发泄门户之间的怨恨，把异己者都当成崇焕的同党来办罪，天天捏造流言蜚语，逐渐把这些人都排挤掉了。从此以后小人进用而君子退出了，宦官掌了权而朝臣越来越被疏远了，对文臣的惩罚一天天增多，欺君罔上的行径越来越厉害，朝政一天天败坏，边防的情况越来越恶劣。今日之祸，实际上是己巳年以来逐步酿成的。
“像张凤翼那样失职于兵部的人，朝廷却让他专职负责征战，怎么能让王洽死而心服？像丁魁楚等人那样失事于边境的人，朝廷却责成他戴罪立功，怎么能让刘策死而心服？各兵镇过来的勤王部队，争先入卫的有几个人，却没听说哪个因为逗留不前受到指责，怎么能让耿如杞死而心服？现在用二州八县人民的生命换来了敌人饱食而去的结局，廷臣们却一个个像无可治罪的样子，又怎么能对得起韩火广、张凤翔、李邦华等等被贬被罢的大臣呢？我因此方知道小人祸人祸国是没有止境的。
“过去唐德宗对群臣说道：‘别人总讲卢杞奸邪，我倒很不觉得他奸邪。’群臣答道：‘这正是卢杞所以是奸邪的原因。’我经常反复地思考这句话，觉得它是一切时代辨别奸邪的要领。所以说：‘大奸类似忠诚，大佞仿佛真诚。’陛下不加明察使用这样的人，就会把天下的小人都聚集起来呆在朝中，而自己还不觉得。
“至于现在刑政方面最荒谬的事，如成德只是一个傲慢的小吏，朝廷却用赃罪把他充了军，怎么能严肃惩治贪污的政令呢？申绍芳做了十多年监司，朝廷却用莫须有的借口把他给刺配充军了，怎么能显示抑制钻营的法典呢？郑曼阝的案子是因为有人诬告而受到的制裁，怎么能发扬劝人守伦常的教化呢？这几件事，都是因原任辅臣文震孟而引发，也还是过去驱除异己的那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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