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问了罪，并且罪反倒比前者为重。劝惩不当，这样想平定大乱我没听说过。从来没有训斥督臣为庸帅出气的道理，可是如今杨嗣昌就不能禀告他的意见。从来没有压制言路为劣弁出气的道理，可是如今王肇坤就没法保住自己的官位了。王朴对敌胆怯，暴行显著，听凭敌人抢劫够了扬长而去，却把他和吴生生一道论罪，传遍天下，这不是人们批评朝廷的一个大大的口实吗？至于抚臣中不肯担任不敢担任军事的，如陕西的胡廷晏，山西的仙克谨、宋统殷、许鼎臣，为什么当时对他们的处分比肯任敢任的大臣还都轻一些？练国事、元默在大坏极敝的情况下继任，竭力支撑时局，为什么当时对他们的处分较前者更重？
“此外近些时为了平定贼寇杀掉了一名督臣，逮捕了两个督臣、抚臣，又贬免了两个抚臣。甚至巡方与抚臣一同议罪，又连带逮捕了两位按臣；计典与失事牵合到一块时，一并又把南枢臣也给夺了官。至于监司、守令被重贬的就数不胜数了。试问前前后后那些帅臣们有一个被杀被逮捕的吗？就是往下说到那些偏裨小将，有一个被杀被逮捕的吗？甚至那些避寇、纵寇、养寇、助寇的将帅也都放置一旁不加以治罪。即便有所处分，也不过是降级戴罪而已。照理说来将帅们不肯任不敢任的能说他没有罪吗？因此说陛下对于文武两途，委任相同，要求不同。明旨上所说的一体，事实上不是一体。
“不仅这些。按臣曾周在原抚臣守丧回家后，极力阻挡贼兵主力，本不是失事，但最后竟遭逮捕、发配，将来没有肯任敢任的按臣了。道臣祝万龄兵饷拮据，寝食俱废，直至背上长出疽疮来，可是突然被削除官籍，将来没有肯任敢任的监司了。史洪谟当宜阳县令时，战守器械一向完备，贼兵渡过渑池不敢走近宜阳城，等他做六安知府时，又取得过保全六安城的战绩，可是突然被罢了官，将来没有肯任敢任的州县官了。贼兵进逼永宁时，原四川巡抚张论跟儿子、给事中鼎延拿出自己的全部家产召募士兵，昼夜守卫在城墙上，等到张论去世后，鼎延请求给以抚恤，却连他儿子的官一齐给罢了。将来没有肯任敢任的乡官了。吏部只有杂职人员弊端多，我的同乡吴羽文竭力加以革除，致使一帮刀笔吏、商贾之流哄然而起，蓄意倾轧，羽文毫不畏惧，可是却因为起用废籍一事被长久监禁，刻意办罪，将来没有肯任敢任的部曹了。
“我读明旨，陛下说诸事都经过查证确实，认为讨论处分有吏部，讨论量刑有法司，考察纠举有按臣。殊不知圣旨一下，吏部就讨论降职讨论罢免，有肯坚持奏称‘这个人不应当处分’的吗？一下到法司，就判处发配判处充军，有肯坚持奏称‘这个人不应当办罪’的吗？至于考察失事，按臣不过是根据事实上报，有推求‘功中之罪、罪中之功’，向朝廷请求饶恕的吗？这不是诸臣不肯加以区别，而是他们知道陛下一心想加重处罚，他们说了一定不会听取，有时反而会加重那人的罪过。这正是为什么军队失事，没有一天不讨论处分这个、办罪那个，而对于扫除贼寇安定百姓没一点裨益的原因。这样说来现在朝廷所缺乏的难道不是公正的赏罚吗？”
庄烈帝接到奏疏大为恼火，传令把开远削除官籍，让抚按官把他押到京师来审判。河南人听说这个消息后，如同丧失了慈母一般。左良玉同将士七十多人一道联名上书请求留下开远，巡按金光辰也详细讲了开远的功绩，报告朝廷。庄烈帝为此改变了脸色，传令把他释放回去，戴罪平贼。
十年(1637)正月，开远讨伐平定了舞阳大盗杨四。评定功劳开远应当提升，总理王家祯又推荐了他，朝廷于是提拔开远为按察佥事，让他监管安庆、庐州二府的部队。这年冬天，太子即将出居东宫。开远进奏说：“陛下言教不如身教。请陛下注意独处深宫时的表现，抚恤贫穷的百姓，优礼大臣，容许直谏，宽待拙吏，把货财看得轻一些，清理迟疑不决的官司，使太子能够常见到常听到这些，作为将来治国理民的根本。”庄烈帝深以为是，听取了他的意见。
当时贼兵大肆骚扰江北，开远立下过几次战功。巡抚史可法推荐他治绩品行突出，开远被升为副使，和原先一样担任监军。十三年，开远与总兵官黄得功等把革里眼等贼将打得大败，贼兵于是请求归降。朝廷打算把开远用为河南巡抚，他竟然因为积劳成疾，死于任上，当地军民都为他的死落下了眼泪。朝廷追赠他为太仆少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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