纷。门人承袭其说，朱陆之争，历宋元明清，以至于今，还不能解决。
纪晓岚著《四库提要》，将上述黄昀、林栗、唐仲友、张浚诸事，一一指出。其评朱吕之争，说道：“当其投契之时，则引之于《近思录》，使预闻道统之传，及其抵牾以后，则字字讥弹，身无完肤，毋亦负气相攻，有激而然欤。”别人訾（zī）议朱子不算事，《四库提要》是清朝乾隆钦定的书，清朝功令，四书文非遵朱注不可，康熙五十一年，文庙中把朱子从庑中升上去，与十哲并列，尊崇朱子，可算到了极点。乾隆是康熙之孙，纪著《四库提要》，敢于说这类话，可见是非公道，是不能磨灭的。纪文说：“刘敞卓然醇儒。未与伊洛诸人，倾意周旋，故讲学家视为异党。”这些说法，直是揭穿黑幕，进呈乾隆御览后，颁行天下，可算是清朝钦定的程朱罪案。
宋俞文豹《吹剑外集》（见《知不足斋丛书》第二十四卷）说：“韩范欧马张吕诸公，无道学之名，有道学之实，而人无闲言，今伊川晦庵二先生，言为世法，行为世师，道非不弘，学非不粹，而动辄得咎何也，盖人心不同，所见各异，虽圣人不能律天下之人，尽弃其学而学焉。……今二先生以道统自任，以师严自居，别白是非，分毫不贷，与安定角，与东坡争，与龙川象山辩，必胜而后已。浙学固非矣，贻书潘吕等，既深斥之，又语人曰：‘天下学术之弊，不过两端，永嘉事功，江西颖悟，若不极力争辩，此道何由而得明。’盖指龙川象山也。”程端蒙谓：“如市人争，小不胜辄至喧竞……”俞氏这段议论，公平极了。程朱的学问，本是不错，其所以处处受人攻击者，就在他以严师自居，强众人以从己。他说：“若不极力争辩，此道何由得明。”不知越争辩，越生反响，此道越是不明，大凡倡一种学说的人，只应将我所见的道理，诚诚恳恳的，公布出来，别人信不信由他，只要我说得有理，别人自然肯信，无须我去争辩，若是所说不确，任是如何争辩，也是无益的，惜乎程朱当日，未取此种方式。
伊川晦庵，本是大贤，何至会闹到这样呢要说明这个道理，就不得不采用戴东原的说法了。东原以为：“宋儒所谓理，完全是他们的意见。”因为吾人之心，至虚至灵，着不得些子物事，有了意见，就不虚不灵，恶念固坏事，善念也会坏事，犹之眼目中，不但尘沙容不得，就是金屑也容不得。伊川胸中，有了一个诚敬，诚敬就变成意见，于是放眼一看，就觉得苏东坡种种不合。晦庵胸中，有了一个程伊川，放眼一看，就觉得象山、龙川、吕东莱诸人，均种种不合。是就像目中着了金屑，天地易色一般。佛氏主张破我执法执，不但讲出世法当如是，就是讲世间法，也当如是。然后知老子所说“绝圣弃智”，真是名言。东坡问伊川，“何时打破诚敬”虽属恶谑，却亦至理。东坡精研佛老之学，故笔谈中，俱含妙谛。程明道是打破了诚敬的，观于“目中有妓，心中无妓”。这场公案，即可知道。
伊川抱着一个诚敬，去绳苏东坡，闹得洛蜀分党。朱子以道统自命，党同伐异，激成庆元党案，都是为着太执著的流弊。庄子讥孔子昭昭揭日月而行，就是这个道理。庄子并不是叫人不为善，他只是叫人按着自然之道做去，不言善而善自在其中，例如劝人修桥补路，周济贫穷，固然是善，但是按着自然之道做去，物物各得其所，自然无坏桥可修，无烂路可补，无贫穷来周济，回想那些想当善人的，抱着金钱，朝朝出门，寻桥来修，寻路来补，寻贫穷来周济，真是未免多事。庄子说：“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xǔ）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就是这个道理。程伊川、苏东坡，争着修桥补路，彼此争得打架。朱子想独博善人之名，把修桥补路的事，一手揽尽，不许他人染指，后来激成党案，严禁伪学，即是明令驱逐，不许他修桥，不许他补路。如果他们有庄子这种见解，何至会闹到这样呢
宋朝南渡，与洛蜀分党有关，宋朝亡国，与庆元党案有关，小人不足责，程朱大贤，不能不负点咎。我看现在的爱国志士，互相攻击，很像洛蜀诸贤，君子攻击君子。各种学说，互相诋斥，很像朱子与陆子互相诋斥。当今政学界诸贤，一齐走入程朱途径去了，奈何！奈何！问程朱诸贤，缺点安在曰：少一个“量”字。
我们评论宋儒，可分两部分：他们把儒释道三教，融合为一，成为理学，为学术上开一新纪元，这是做的由分而合的工作，这部分是成功了的。洛蜀分党，酿成政治上之纷争，朱陆分派，酿成学术上之纷争，这是做的由合而分的工作，这部分是失败了的。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正与宋儒所处时代相同，无论政治上、学术上，如做由分而合的工作，决定成功，如做由合而分的工作，一定徒滋纠纷。问做由分而合的工作，从何下手。曰：从“量”字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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