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连续改变，将带来的上层建筑的必然改变，这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可是也有一个重大的差别：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最后动力是阶级斗争，而在斯密的哲学史中，主要的推动机制是“人性”，由自我改善的欲望所驱使，由理智所指导。
《国富论》远远不是一部通常所认为的学术论文。虽然斯密也劝说放任自由，但他的论证却更多地是反对政府干预和反对垄断；虽然他赞扬贪欲的结果，却又几乎总是鄙视商人的行为和策略。他也不认为商业制度本身是完全值得赞美的。
斯密在前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写作，他似乎没有真正觉察到即将到来的工业革命，其前兆在离爱丁堡九英里的炼铁厂中已可见到。他对大规模的工业企业没有提到。如果增长是《国富论》的主题，那也不是永无休止的增长。书中各处都流露着利润率的长期下降；斯密也提到，当这个制度最终积累了充分的财富时，经济下降就会开始，最终形成贫乏的停滞。
（谢宗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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