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则无所不至。今使众人相与皆出于隘，足履相蹑，肩肘相逮，傍徨而不得进，又将禁其奔走而争先者。苟将禁之，则莫如止来者而辟其隘。今也驱市人而纳之，不胜其多也，设险于中涂而艰难之，是以法愈设，而争愈甚。惟陛下以时救之，下哀痛之书，明告天下，以吏多之故，与之更立三法。其一，使进士诸科增年而后举，其额不增，累举多者无推恩。其说曰：凡今之所以至于不可胜数者，以其取之之多也。古之人其择吏也甚精，人知吏之不可以妄求，故不敢轻为士，为士者皆其修洁之人也。今世之取人，诵文书，习程课，未有不可为吏者也。其求之不难而得之甚乐，是以群起而趋之。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为士者日多，然而天下益以不治。举今世所谓居家不事生产，仰不养父母，俯不恤妻子，浮游四方，侵扰州县，造作诽谤者，农工商贾不与也。祖宗之世，士之多少，其比于今不能一二也。然其削平僭乱，创制立法，功业卓然见于后世，今世之士，不敢望其万一也。士之多不及于今世，而功则过之，无足怪者，取之至少，则人不敢轻为士。其所取者，皆州郡之选人也。故为是法，使人知上意之所向，十年之后，无实之士将不黜而自灭。且夫设科以待天下之士，盖将使其才者得之，不才者不可得也，吾则取之而彼则不能得，犹曰虽不能得而累举多者，必取无弃，则是以官徇人也。且累举之士，类非少年矣，耳目昏塞，筋力疲倦，而后得之，数日而计之，知其不能有所及也，则其为政无所赖矣。今有人畜牛羊而求牧，既取其壮者，又取其老者。取其壮者曰：“吾取其力也。”取其老者曰：“吾怜其老也。”如怜其老而已，则曷为以累牛羊哉！苟诚以为有遗才焉，则今所谓遗逸之书，有以收之矣。其二，使官至于任子者，任其子之为后者，世世禄仕于朝，袭簪绶而守祭祀，可以无憾矣。然而为是法也，则必始于二府。法行于贱而屈于贵，天下将不服。天下不服，而求法之行，不可得也。盖矫失以救患者，必有所过而后济。臣非不知二府之不可以齿庶官也。其三，使百司各损其职掌，而多其出职之岁月。其说曰：百司，臣不得而尽详也，请言其尤甚者，莫如三司。三司之吏，世以为多而不可损，何也？国计重而簿书众也。臣以为不然。主大计者，必执简以御繁，以简自处，而以繁寄人。以简自处，则心不可乱；心不可乱，则利至而必知，害至而必察。以繁寄人，则事有所分；事有所分，则毫末不遗，而情伪必见。今则不然，举四海之大，而一毫之用必会于三司，故三司者案牍之委也。案牍既积，则吏不得不多。案牍积而吏多，则欺之者众，虽有大利害，不能察也。夫天下之财，下自郡县而至于转运，转相钩较，足以为不失矣。然世常以转运使为不可独信，故必至于三司而后已。夫苟转运使之不可独信而必三司之可任，则三司未有不责成于吏者，岂三司之吏则重于转运使欤？故臣以为天下之财，其详可分于转运使，而使三司岁揽其纲目，既使之得优游以治财货之源，又可颇损其吏，以绝乱法之弊。苟三司犹可损也，而百司可见矣。然而此三法者，皆世之所谓拂世戾俗，召怨而速谤者也。今且将行之，臣非敢犯众人之怒而行此危事也，以为有可行之道焉。何者？自台省六品、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自两制以上，一岁而任一人，此祖宗百年之法，相承而不变者也，而仁宗之世则损之；三载而考绩无罪者迁其官，自唐以来，亦未始有变者也，而英宗之世则增之。此二者，夫岂便于世俗哉，然而莫敢怨者，以为吏多而欲损者，天下之公义，其不欲者，天下之私计也。以私计而怨公义，其为怨也不直矣。是以善为国者，循理而不恤怨。非不恤怨，知其无能为也。且今此三法者，固未尝行也，然而天下亦不免于怨，何者？士之出身为吏者，损其生业，弃其田里，以尽力于王事，而今也以吏多之故，积劳者久而不得迁，去官者久而不得调，又多为条约以沮格之，灭罢其举官，破坏其考第，使之穷窘无聊，求进而不遂，此其为怨岂灭，于布衣之士哉！均之二怨皆将不免，然使新进之士日益多，国力匮竭而不能支，十年之后，其患必有不可胜言者。故臣愿陛下亲断而力行之。苟日增之吏渐于衰少，则臣又将有以治其旧吏，使诸道职司，每岁终任其所部郡守监郡，各任其属，曰：自今以前，未有以私罪至某，赃罪正入已至若干者，二者皆自上，钧其轻重而裁之，已而以他事发，则与之同罪，虽去官与赦不降也。夫以私罪至某，赃罪正入已至若干，其为恶也著矣，而上不察，则上之不明亦可知矣，故虽与之同罪而不过。今世之法，任人者任其终身，苟其有罪，终身钧坐之。夫任人之终身，任其未然之不可知者也，任人之岁终而无过，任其已然之可知者也。臣请得以较之：任其未然之不可知，虽圣人有所不能。任其已然之可知，虽众人能之。今也任之以圣人之所不能既不敢辞矣，而况任之以众人之所能，顾不可哉！且按察之吏，则亦不患其不知也，患其知而未必皆按，曰：“是无损于我，而徒以为怨云尔。”今使其罪及之，其势将无所不问。陛下诚能择奉公疾恶之臣而使行之，陛下厉精而察之，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则其以私罪至某，赃罪正入已至若干者，非复过误，适陷于深文者也。苟遂放归，终身不齿，使奸吏有所惩，则冗吏之弊可去矣。冗兵之说曰：臣闻国朝创业之初，四方割据，中国地狭，兵革至少。其后荡灭诸国，拓地既广，兵亦随众。雍熙之间，天下之兵仅三十万。方此之时，屯戍征讨，百役并作，而兵力不屈，未尝有兵少之患也。自咸平、景德以来，契丹内侵，继迁叛逆，每有警急，将帅不问得失，辄请益兵。于是召募日增，而兵额之多，遂倍前世。其后宝元、庆历之间，元昊窃发，复使诸道点民为兵，而沿边所屯至七八十万，自是天下遂以百万为额。虽复近岁无事，而关中之兵，至于二十八万。举雍熙天下之众，适以备方今关中一隅之用，兵多之甚，于此见矣。然臣闻方今宿迁之兵，分隶堡障，战后统于将帅者其实无几。每一见贼，贼兵常多，我兵常少，众寡不敌，每战辄败。往者将帅失利，未有不以此自解者也。夫祖宗之兵至少，而常若有余，今世之兵至多，而常患于不足。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兵法有之曰：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者，七十万家。而爱爵禄百金，不能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故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重于间。间者，三军之司命也。臣窃惟祖宗用兵，至于以少为多，而今世用兵至于以多为少，得失之原，皆出于此。何以言之？臣闻太祖用李汉超、马仁瑀、韩令坤、贺惟忠、何继筠等五人使备契丹，用郭进、武守琪、李谦溥、李继勋等四人使备河东，用赵赞、姚内斌、董遵诲、王彦升、冯继业等五人使备西羌，皆厚之以关市之征，饶之以金帛之赐，其家属之在京师者，仰给于县官，贸易之在道路者，不问其商税。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余，其视弃财如弃粪土，赒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贪其金钱，捐躯命，冒患难，深入敌国，刺其阴计而效之。至于饮食动静无不毕见，每有入寇辄先知之。故其所备者寡而兵力不分，敌之至者举皆无得而有丧。是以当此之时，备边之兵多者不过万人，少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三十万兵足为之用。今则不然，一钱以上，皆籍于三司，有敢擅用，谓之自盗。而所谓公使钱，多者不过数千缗。百须在焉，而监司又伺其出入而绳之以法。至于用间，则曰“官给茶彩。”夫百饼之茶，数束之彩，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为间者，皆不足恃，听传闻之言，采疑似之事，其行不过于出境，而所问不过于熟户，苟有藉口以欺其将帅则止矣，非有能知敌之至情者也。敌之至情，既不可得而知，故常多屯兵以备不意之患，以百万之众而常患于不足，由此故也。陛下何不权其轻重而计其利害，夫关市之征比于茶彩则多，而三十万人之奉，比于百万则约。众人知目前之害，而不知岁月之病。平居不忍弃关市之征以与人，至于百万则恬而不知怪。昔太祖起于布衣，百战以定天下，军旅之事其思之也详，其计之也熟矣。故臣愿陛下复修其成法，择任将帅，而厚之以财，使多养间谍之士，以为耳目。耳目既明，虽有强敌而不敢辄近，则虽雍熙之兵，可以足用于今世。陛下诚重难之，臣请陈其可灭之实。何者？今世之强兵，莫如沿边之土人。而今世之惰兵，莫如内郡之禁旅。其名愈高，其廪愈厚。其廪愈厚，其材愈薄。往者，西边用兵，禁军不堪其役，死者不可胜计。羌人每出，闻多禁军，辄举手相贺；闻多土兵，辄相戒不敢轻犯。以实较之，土兵一人，其材力足以当禁军三人。禁军一人，其廪给足以赡土兵三人。使禁军万人在边，其用不能当三千人，而常耗三万人之畜。边郡之储比于内郡，其价不啻数倍。以此权之，则土兵可益，而禁军可捐，虽三尺童子知其无疑也。陛下诚听臣之谋，臣请使禁军之在内郡者，勿复以戍边。因其老死与亡，而勿复补，使足以为内郡之备而止。去之以渐，而行之以十年，而冗兵之弊可去矣。冗费之说曰：世之冗费，不可胜计也。请言其大与臣之所知者，而陛下以类推之。臣闻事有所必至，恩有所必穷。事至而后谋，则害于事。恩穷而后迁，则伤于恩。昔者太祖、太宗，敦睦九族，以先天下。方此之时，宗室之众无几也，是以合族于京师，久而不别。世历五圣，而太平百年矣，宗室之盛未有过于此时者也。禄廪之费多于百官，而子孙之众宫室不能受。无亲疏之差，无贵贱之等，自生齿以上皆养于县官，长而爵之，嫁娶丧葬无不仰给于上，日引月长，未有知其所止者。此亦事之所必至，而恩之所必穷者也。然而未闻所以谋而迁之。古者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而七。以人子之爱其亲，推而上之，至于其祖，由祖而上，至于百世，宜无所不爱。无所不爱，则宜无所不庙。苟推其无穷之心，则百世之祖，皆庙而后为称也。圣人知其不可，故为之制，七世之外，非有功德则迭毁，春秋之祭不与。莫贵于天子，莫尊于天子之祖，而庙不加于七，何者？恩之所不能及也。何独至于宗室而不然。臣闻三代之间，公族有以亲未绝而列于庶人者，两汉之法，帝之子为王，王之庶子犹有为侯者，自侯以降，则庶子无复爵土。盖有去而为民者，有自为民而复仕于朝者，至唐亦然。故臣以为，凡今宗室，宜以亲疏贵贱为差，以次出之，使得従仕比于异姓，择其可用而试之以渐。凡其禄秩之数、迁叙之等、黜陟之制、任子之令与异姓均。临之以按察，持之以寮吏，威之以刑禁，以时察之，使其不才者不至于害民，其贤者有以自效。而其不任为吏者则出之于近郡，官为庐舍而廪给之，使得占田治生，与士庶比。今聚而养之，厚之以不訾之禄，尊之以莫贵之爵，使其贤者老死郁郁而无所施，不贤者居处隘陋，戚而无以为乐，甚非计之得也。昔唐武德之初，封従昆弟子，自胜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疑其不便，以问大臣，封德彝曰：“爵命崇则力役多，以天下为私奉，非至公之法也。”于是疏属王者降为公。夫自王而为公，非人情之所乐也，而犹且行之。今使之爵禄如故而获治民，虽有内外之异，宜无有怨者。然臣观朝廷之议，未尝敢有及此，何者？以宗室之亲，而布之于四方，惧其启奸人之心、而生意外之变也。臣窃以为不然，古之帝王，好疑而多防，虽父子兄弟不得尺寸之柄，幽囚禁锢，齿于匹夫者，莫如秦、魏。然秦、魏皆数世而亡。其所以亡者，刘氏、项氏与司马氏，而非其宗室也。故为国者，苟失其道，虽胡越之人皆得谋之。苟无其衅，虽宗室谁敢觊者？惟陛下荡然与之无疑，使得以次居外，如汉、唐之故。此亦去冗费之一端也。臣闻汉、唐以来，重兵分于四方，虽有末大之忧，而馈运之劳不至于太甚。祖宗受命，惩其大患而略其细，故敛重兵而聚之京师。根本既强，天下承受而服。然而转漕之费遂倍于古。凡今东南之米，每岁溯汴而上，以石计者，至五六百万。山林之木尽于舟楫，州郡之卒敝于道路，月廪岁给之奉不可胜计。往返数千里，饥寒困迫，每每侵盗，杂以他物，米之至京师者率非完物矣。由此观之，今世之法，直以其力致之而不计其患，非法之良者也。臣愿更为之法，举今每岁所运之数而四分之。其二即用旧法，官出船与兵而漕之，凡皆如旧。其一募六道之富人，使以其船及人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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