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柯尚迁注，近有《集说》，亦好）。《性理》（尚宜重辑。内如《洪范皇极》、《律吕新书》、《易学启蒙》、《皇极经世》等书，俱宜各自为书，不必入集）。《纲目》（宜与《资治通鉴》、《纪事本末》二书同看，仍以《纲目》为主）。本朝事实。本朝典礼。本朝律令（三书最为知今之要）。《文献通考》（此书与《纲目》相表里，不可不讲）。《大学衍义》、《衍义补》（理学、经济类书之简明者，不可不讲）。天文书（宜专学历数）。地理书（宜详险要）。水利、农田书（有新刻《水利全书》、《农政全书》）。兵法书（《孙子》、《吴子》、《司马法》、《武备志》、《纪效新书》、《练兵实纪》、俱宜讲究。按：以上四家，苟非全才，或专习一家亦可）。古文（《左》、《国》、《史》、《汉》、八大家）。古诗（李、杜宜全阅）。十年涉猎：《四书》。《五经》。《周礼》（以上参看注疏及诸家之说）。诸儒语录。二十一史。本朝实录及典礼、律令诸书。诸家天文。诸家地理（各省《舆地志》，或旁及堪舆家）。诸家水利农田书。诸家兵法。诸家古文。诸家诗。以上诸书，力能兼者兼之，力不能兼，则略其涉猎而专其讲贯。又不然，则去其诗文。其于经济中或专习一家，其余则断断在所必读，庶学者俱为有体有用之士。今天下之精神，皆耗于帖括矣，谁肯为真读书人，而国家又安得收读书之宜哉？（陆桴亭《思辨录》）
读史当以朱子《纲目》为主，参之《资治通鉴》，以观其得失；益之《纪事本末》，以求其淹贯；广之二十一史，以博其记览。然约礼之功，一《纲目》足矣。《资治通鉴》、《纪事本末》犹不可不读，二十一史虽不读可也，备查足矣。（陆桴亭《思辨录》）
二十一史列传甚冗乱，其诸志却不可不读，盖一代之礼乐刑政存焉，未可忽也。予尝欲去二十一史纪传，别取诸志合为一书，天文地理，各从其类，是诚大观。《文献通考》，亦仿佛其意，但终不若独观一代，为睹一代之全耳。（陆桴亭《思辨录》）
悟处皆出于思，不思无由得悟。思处皆缘于学，不学则无可思。学者所以求悟也，悟者思而得通也。古来圣贤未有不重思者，思只是“穷理”二字。（陆桴亭《思辨录》）
思如炊火，悟到时如火候。炊火可以着力，火候着力不得，只久久纯熟，待其自至。然炊火亦有法，火力断续则难于熟，此孟子之所谓忘也。火力太猛则易至焦败，此孟子之所谓助长也。勿助勿忘，此中自有个妙处在。（陆桴亭《思辨录》）
读史有必不可少读书，如历代地图建置沿革、历代官制建置沿革、年号考、甲子考、帝王世系、帝王授受、建都考、历世统谱、秋檠录等书，俱不可少，意欲汇为一集，名曰《读史要览》，亦是便学者之事。（陆桴亭《思辨录》）
读史须一气看过，则前后事连贯，易于记忆。（陆桴亭《思辨录》）
读书连早起夜坐，“穷日之力”，性敏者可得二百叶，评点考索之功俱在内，更多则不能精察矣。《纲目》、《通鉴》、《纪事》三书，不下四万余纸，值二百日，其余日亦当反复玩味，优游涵泳之功，是三书者亦可以无憾矣。（陆桴亭《思辨录》）
或问天文系国家禁书，非也。国家所禁，在占验之书，恐人妄言祸福。若历数则人人当知，亦国家所急赖。（陆桴亭《思辨录》）
水利、农田是一事，两书可互相发，能知水利，则农田思过半矣。（陆桴亭《思辨录》）
凡读书分类，不惟有益，且兼省心目。如《纲目》等三书，所载大约相同，若《纲目》用心看过，则此二书，不必更用细阅，但点过便是。譬如复读，极省工夫，然须一齐看去，不可看完一部，再看一部，久则记忆生疏也。其余若理学书，如先儒语录之类，作一项看；经济书如《文献通考》、《函史》下编、《治平略》、《大学衍义补》、《经济类编》之类，作一项看；天文、兵法、地利、河渠、乐律之类皆然，成就自不可量也。（陆桴亭《思辨录》）
人一刻不进学，对草木亦可愧。馆中有隙地种蔬，不数日已长成矣。因感记此。（陆桴亭《思辨录》）
凡人所当读书，皆当自十五以前，使之熟读，不但《四书》《五经》，即如天文、地理、史学、算学之类，皆有歌诀，须熟读。（陆桴亭《思辨录》）
近日人才之坏，皆由子弟早习时文。盖古人之法，四十始仕，即国初童子试，亦必俟二十后方许进学，进学者必试经论，养之者深，故其出之者大也。近日人务捷得，聪明者读摘段数叶，便可拾青紫，其胸中何尝有一毫道理知觉，乃欲责其致君泽民，故欲令人才之端，必先令子弟读书务实。昔人之患在朴，今人之患在文。文翁治蜀，因其朴而教之以文也。今日之势，正与文翁相反。使民能反一分朴，则世界受一分惠。而反朴之道，当自教子弟始。有心世道者，慎毋于时文更扬其波哉！（陆桴亭《思辨录》）
洒扫应对进退，此真弟子事。自世俗习于侈靡，一切以仆隶当之，此理不讲久矣。偶过友人姚文初家，见其门庭肃然，一切洒扫应对进退，皆令次公执役，犹有古人之风。文初，砚闻先生之后也。其高风如此。（陆桴亭《思辨录》）
师道坏，则无贤子弟；无贤子弟，则后来师道愈坏。敝敝相承，吾不知其何所流极也。（陆桴亭《思辨录》）
致知工夫，莫备于六书，盖天地间一物必有一字，而圣贤制字，一字必具一理，能即字以观理，则格物之道在焉矣。许氏《说文》，虽略存古人之意，而理有未备。吾友王子石隐作《六书正论》，每字必据理精思，直穷原本，其精确处竟可作《尔雅》读。为格致之学者，不可不知。（陆桴亭《思辨录》）
谢上蔡见明道，举史书成诵，明道以为玩物丧志。及明道看史，又逐行看过，不差一字，谢甚不服。后来有悟，却将此事作话头接引博学之士。愚谓上蔡不服固非，即以此作话头接引博学之士，亦非也。凡人读书，皆不可稍有忽易之心。亦不可徒存记诵之念。有忽易之心，则掩卷茫然，事理俱无所得；有记诵之念，则随人可否，事虽察而理或遗。故上蔡记诵，而明道以为玩物丧志者，惧其详于事而略于理也；明道看史，却又逐行看过，不差一字者，求详其事，将以深察其理也。凡读书之人，皆当以此为法，奈何独以接引博学之士哉！（陆桴亭《思辨录》）
予尝欲辑兵书为三卷，曰道、曰法、曰术。道，只是道理。凡《四书》、《五经》中言兵处，如“教民七年”“以不教民战”、《易》之《师》卦、《书》之步伐、《诗》之《车攻》、《吉日》以及圣贤古今论兵格言，必有合于王者之道者乃取。法，则法制。如《司马法》、《李靖兵法》及《纪效新书》、《八阵发明》之类。术，则智术。如孙、吴兵法及古今史传所纪攻战之迹。令学兵者先知道，次学法，次论术，庶体用不淆而人才有造。（陆桴亭《思辨录》）
孙、吴、司马法等七书，世谓之“武经”。然七书中惟《司马法》近正；《孙子》虽权谲，然学兵者心术既正之后，亦不可不尽兵之变。至《吴子》则浅矣。其余若《尉缭》甚粗略。《六韬》、《三略》、《卫公问答》皆伪书，无足观。（陆桴亭《思辨录》）
兵家所言出奇制胜者多矣，言旗鼓步伐者少。出奇制胜之法虚，旗鼓步伐之法实，虚处聪明人自可会得，实处非学不可，犹之名物度数，即圣人亦不能生知也。《孙》、《吴》不必言，即《通鉴》一书，凡言战攻处，孰非出奇制胜之法？惟旗鼓步伐，所传甚少。唐有《李靖兵法》，此其书也，然不得见全书，今仅存杜氏《通典》所载。戚南塘《纪效新书》，是从此书中脱出，故于旗鼓步伐之功独详，读者不知，以为戚公必有异人传授，亦可笑也。（陆桴亭《思辨录》）
人欲知地利，须是熟看《通鉴》，将古今来许多战争攻守去处，一一按图细阅。天下虽大，其大形势所在，亦不过数项。如秦蜀为首，中原为脊，东南为尾；又如守秦蜀者，必以潼关、剑阁、夔门为险；守东南者，必以长江上流荆襄为险。此等处俱有古人说过做过，只要用心理会。其或因事远游，经过山川险易，则又留心审视，默以证吾平日书传中之所得，久之贯通胸中，自然有个成局。其他琐碎小利害去处，俟身到彼处，或按阅图籍，或询问土人，当自知之，无庸屑屑也。（陆桴亭《思辨录》）
地利只是“险阻”二字，山为险，水为阻。秦以一面东制诸候，山为之也；长江天限南北，水为之也。推此以往，可以知地利矣。（陆桴亭《思辨录》）
地势险易，古今亦有变更，不可尽据书传。昔当秦汉时，函谷至潼关八百里，其右阻河，其左傍山，道远险狭，敌来犯关，常在千里之外，故曰“秦得百二”。今闻河流渐北，中饶平陆，宽坦无阻，失其险矣。天下之古今异势者，岂特一潼关哉！（陆桴亭《思辨录》）
水利与农田相表里，故善治水者，以水为利；不善治水者，以水为害。江南泽国，而土田日辟，以水为利也；西北高地，而每受河患，以水为害也。故善言水利者，必言农田。（陆桴亭《思辨录》）
水利只是“蓄”“泄”二字，高田用蓄，水田用泄；旱年用蓄，水年用泄。其所以蓄泄之法，只在坝闸。知此数语，水利之道，思过半矣。（陆桴亭《思辨录》）
立身以力学为先，力学以读书为本。今取《六经》及《论语》、《孟子》、《孝经》，以字计之：毛《诗》三万九千一百二十四字；《尚书》二万五千七百字；《周礼》四万五千八百六字；《礼记》九万九千二十字；《周易》二万四千二百七字；《春秋左氏传》一十九万六千八百四十五字；《论语》一万二千七百字；《孟子》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孝经》一千九百三字。大小九经合四十八万四千九十五字，且以中才为率，若日诵三百字，不过四年半可毕；或以天资稍钝，减中才之半，日诵一百五十字，亦止九年可毕。苟能熟读而温习之，使入耳着心，久不忘失，全在日积之功耳。里谚曰：“积丝成寸，积寸成尺；寸尺不已，遂成丈匹。”此语虽小，可以喻大。后生勉之。（郑耕老《劝学》）
读书当时虽极熟，久而不读亦必忘。其温习之法：若初读过书一卷，则一日温此一卷；其后读过二卷，则二日温一遍；三卷则三日温一遍，……二百卷则二百日能温一遍，亦永不忘。此乃杨子吴秘之家传温书之法，如此既省工，又永永不忘之妙法也。（王虚中《训蒙法》）
安定胡先生之主湖州学也，天下之人谓之“湖学”。学者最盛，先生使学者各治一事，如边事、河事之类，各居一斋，日夕讲究，其后从学者多为时用。盖先生教人务有实效，不为虚言也，是时孙公莘老名觉、顾公子敦名临，最为高第。（吕氏《童蒙训》）
田腴诚伯笃实士，尝从横渠学，每三年治一经，学问通贯，当时无及之者。（吕氏《童蒙训》）
杨应之学士言：“后生学问，聪明强记不足畏，惟思索寻究者为可畏耳。”（吕氏《童蒙训》）
儿辈读书，惟务涉猎，都不精专，故每试辄蹶。尝与之言，譬如用人，必平日与之共肝胆、忘形骸、绸缪胶结，曾无间然，临缓急时，自得其力；若只泛交及一面之识，平时饮酒燕笑，渠便肯来；一旦有事，则掉臂去。每见先辈读书，必有本头，饭边枕上，都不放舍，虽与人看不得，然执此以往，取青紫如拾地芥，只是与之稔熟耳。（《小柴桑喃喃录》）
王景文曰：“文章根本，皆在《六经》，非惟义理也，而机杼物采，规模制度，无不具备者。张安国出《考古图》，其品百二十有八，曰：‘是当为记，于经乎何取？’景文曰：‘宜用《顾命》。’《游庐山记事》，将裒所历序之，曰：‘何以？’景文曰：‘当用《禹贡》。’”（《辞学指南》）
刘子厚曰：“当先读《六经》，次《论语》、孟轲书，皆经言。左氏、《国语》、庄周、屈原之辞，少采取之；谷梁子、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辞学指南》）
穷经之暇，各随自家聪明材质，专习一艺，或能兼通诸艺更佳，如礼、乐、射、御、书、数及历象、兵刑、钱粮、治河之类，必精研习炼，实实可以措诸事业，不徒空谈其影响而已也。（施虹玉《塾讲规约》）
陶公读书，止观大意，不求甚解。所谓甚解者，如郑康成之《礼》，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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