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选中失败后，保守党内部在各种政策问题以及党的领导权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导致了相互指责。保守党的报业巨头比弗布鲁克和罗瑟米尔为了使该党关税改革的政策取得胜利，发起了“大英帝国改革运动”，并对鲍德温在这方面的退让给予强烈谴责。而丘吉尔出于与自由党实行政治联合的考虑，不赞成重新举起关税改革的旗号。丘吉尔在1929年7月下院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发言，曾表示希望自由党与保守党合作而不要支持工党政府。
比弗布鲁克曾试图争取丘吉尔，但未能获得一致看法，两位老朋友就分了手。比弗布鲁克和罗瑟米尔宣布成立“大英帝国党”，并准备提出50名候选人与保守党争夺席位。鲍德温为了防止保守党的分裂，曾对比弗布鲁克表示了一定程度的让步，声称愿意考虑有限度地征收食品税。虽然在与比弗布鲁克的谈判中，鲍德温一度有些反复，但后来迫于形势，他甚至走得更远了。
9月在布朗利举行的补缺选举中，有相当一部分保守党选民转而支持大英帝国党的候选人。10月，在伦敦参加帝国会议的各自治领总理们宣称赞成实行帝国优惠政策。鲍德温在此期间发表声明，表示接受这一政策，主张对全部进口工业品征收关税。面对丘吉尔的反对，鲍德温所抱的态度是：“宁愿冒失去温斯顿的风险，因为这样做可以换取许多人的支持。”随着国内经济形势的恶化，失业人数进一步增加，国内政治形势起了很大变化，甚至大部分自由党人也开始接受了关税改革。面对这种现实情况，丘吉尔也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态度。几个月后，他也完全接受了包括对食品征税的整个关税改革计划。
在关税改革已经不再是有争议的问题之后，下院中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印度的宪政改革。这一问题是由印度总督欧文勋爵提出来的。欧文勋爵名叫爱德华·伍德，是保守党下院议员哈利法克斯子爵的儿子，曾在殖民地事务部任过丘吉尔的副手。丘吉尔当时曾安排他到西印度各个殖民地进行访问并就有关情况提出报告。他后来成为哈利法克斯勋爵，但这是几年以后的事情。欧文勋爵认为，应重申英国政府早在战前就已宣布的最终让印度取得自治领地位的政策，以缓和由甘地和尼赫鲁父子领导的印度国大党对以约翰·西蒙为首的英国议会立法委员会草拟的宪政实施计划的抵制。他还提出召开“圆桌会议”，与印度人进行平等的对话。这些建议得到了麦克唐纳内阁以及鲍德温的赞同，但却受到了其他英国政界要人比如前印度事务大臣伯肯赫德和劳合·乔治的谴责和批评。刚刚从美国访问归来的丘吉尔也在《每日邮报》上发表文章说：
“在印度陷于异常严重的种族和宗教纠纷所折磨的时候，无疑是不能给予自治领地位的……，我们对印度35，000万人的幸福负有责任，而印度的政界人士仅代表了其中微不足道的少部分人，因而不可能赋予这种地位。”
这一观点与丘吉尔以前曾主张的各殖民地实现“完全自治这一广阔的理想”并不矛盾，因为分歧点只在于实施自治的时机。在丘吉尔看来，是否给予印度以自治领的地位，必须在不削弱英国的统治这一前提下决定。欧文勋爵在根本点上与丘吉尔是一致的，但在具体结论上则相距甚远。他写信给丘吉尔说：“请不要以为我似乎忘记了你和其他一些人提出的观点，或者认为我实际上与这些意见大相径庭，这里的问题一半是属于心理上的，同时也是一个伤害感情的问题。”欧文勋爵担心丘吉尔的说法会激起印度民族主义者的愤怒情绪，因而请求保守党上院领袖索尔兹伯里勋爵尽可能“约束住温斯顿”。
麦克唐纳首相在欧文勋爵的大力鼓动下，提出了一个印度自治方案。而丘吉尔则担心，“这样做，其最后的结果必定会使我们失去印度，而印度人民也一定会遭受到无法估计的祸害”。为此，他与支持这一方案的鲍德温分歧越来越大，直至“发生断然的决裂”。1931年1月27日，丘吉尔写信给鲍德温，宣布退出“影子内阁”。他在信中说：
“我们在印度政策上的分歧已经公开。过去承蒙你邀请参加你的事务委员会，现在我觉得不应再出席了。无需烦言，我将尽力帮助你在下院反对工党政府；我也将在大选中作最大的努力，以促成工党的失败。”
丘吉尔认为，他有责任领导一场维护大英帝国“光荣与统一”的运动。他开始“以惊人的劲头联合保守党内外与他观点相同的人，竭尽全力摆脱鲍德温”。不幸的是，他的老朋友伯肯赫德因酒精中毒而患肝硬化，已于此前亡故了；而比弗布鲁克只对关税改革感兴趣。但是丘吉尔得到了许多保守党后座议员和从印度退休回国的文职官员的支持。丘吉尔成为上述人员组织的“印度帝国协会”在伦敦举行的第一次会议的主要发言人。他在演说中认为，马上在印度实行自治，将意味着“或者是印度的专制主义……，或者是使残酷内战重新爆发”。他还发表声明说，“甘地主义及其他的所有主张，迟早会被制服，而最终将被粉碎，试图用猫肉来喂老虎是不会使其心满意足的”。
丘吉尔的言论在英国和印度都引起了强烈反应。麦克唐纳说：“彻头彻尾都是有害的……，除了表达帝国政府及其属下的人民之间那种已经陈旧过时的关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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