艳以争鲜。”“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娇娆之态。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娼风，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这两段话充分说明《花间集》选录作品的特点以及这些作品产生的过程。可见《花间集》中描写恋情相思与男欢女爱的作品占有相当比重，绝非偶然。当然，集中也还有一些反映当时社会面貌的作品，如孙光宪的《定西番》（“鸡禄山前游骑）、毛文锡的《甘州遍》（“秋风紧”）反映了边塞生活；鹿虔扆的《临江仙》（“金锁重门荒苑静”）反映了亡国的哀痛；李珣《巫山一段云》（“古庙依青嶂”）写舟子行客的离愁；而《南乡子》十首则描绘了南国风光，其中写岭南生活的作品尤有鲜明特色与独到之处。
在“花间词人”当中，影响最大的是温庭筠和韦庄。
温庭筠是晚唐著名的诗人和词人，本不属“花间”范围，但却被后人称之为“花间”鼻祖。《花间集》选录他的词有66首之多。他是中国词史上第一个大词人，有独特的艺术风格。他的词含蓄委曲，言尽而意不尽。后代对他的词评价也颇有分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的词感情比较深隐，意境比较朦胧，不大好懂。如《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娥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又：“水晶帘里玻璃枕，暖香惹梦鸳鸯锦。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藕丝秋色浅，人胜参差剪。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便具有这样的特点，前人的解释出入很大。温词之所以朦胧深隐，这是因为他的词主要借助于标举名物和客观形象的胪列，如前首词中的“小山”、“鬓云”、“香腮”、“娥眉”、“花镜”“绣罗襦”“金鹧鸪”等等，而不是靠主观感情的直接抒发。他的词画面密集，跳跃性很强，加之词语华丽，这就构成了一种深婉隐曲与华美秾艳的艺术风格。当然，温词也并非都是朦胧隐曲之作，他也有一些清疏明朗的词，如《梦江南》：“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萍洲。”但是，代表温词风格与特点的却不是后者，而是前面提到的那些词。温庭筠表现在词中之感受都是感官的，表层次的，仅仅是其享乐生活的一种表现，但其罗列精美名物的做法与所抒写的闺阁情思，“往往与中国古典诗歌中以女子为託喻之传统有暗合之处”。这既为后人的多种理解提供了空间，又为词的发展暗示出一条可供选择的道路。温庭筠在词的发展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这主要表现在：一、通过他的创作，扩大了词的影响，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开始成为新的诗体形式之一；二、开拓了词的创作道路，形成了婉约词派，对后世有深远影响。
韦庄生活于唐末与五代这一变乱时期，他59岁中进士，66岁入蜀，72岁时前蜀王建称帝，他当了宰相，75岁就死了。韦庄不仅是晚唐著名的诗人，也是五代著名的词人。在词史上温、韦并称，有人还把他们归为一派。其实，温、韦二人的词是有明显不同的。韦庄词的特点是以热烈的主观抒情见长，表现出一种率直劲切与清疏淡远的风格。如《思帝乡》（“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和《女冠子》（“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别君时。忍泪佯低面，含羞半敛眉。”）等。他著名的五首《菩萨蛮》也都具有率直显露的特点，其二说：“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炉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韦庄变温庭筠代闺中女子婉转言情而为直抒胸臆，与温词的朦胧深隐判然有别。韦庄词对李煜、苏轼、辛弃疾有较大影响。
五代词除西蜀以外，另一创作中心便是南唐。南唐拥有35个州，在当时号称大国。它凭借长江天险，与中原战乱保持一段距离。在中原各小国相互征伐的战乱时期，南唐没有遭受过战争的过多破坏，经济反而有所发展。在此环境中，君臣宴乐，各有创作，形成南唐词人创作群。南唐词人的作品，多数仍然是歌舞宴集环境中的产物。北宋陈世修为冯延巳《阳春集》作序，描述当时的创作环境说：“公以金陵盛时，内外无事，朋僚亲旧，或当宴集，多运藻思为乐府新词，俾歌者倚丝竹而歌之，所以娱宾而遣兴也。”在酒宴期间为“娱宾遣兴”而创作的歌词，内容一定是私人化的、享乐化的，格调一定是轻松的，如前面例举的两首李煜词。但是，面对后周的强大，继之又面对赵宋王朝的兴起，南唐国势倾危，君臣预感到国家必然灭亡的末日一天天临近，却又无力自振，心理上有摆脱不了的沉重没落感。于是他们便在歌舞酒宴之中寻求精神的寄托和暂时的逃避，那种沉重的没落感也渗透到词的创作之中，明显超出了“花间”的范围。南唐与西蜀的情况有所不同，南唐无人把词加以整理结集，因此保留下来的作品不多，有影响的只有李璟、冯延巳和李煜等少数几个词人。西蜀的词人，多数是清客文人，而南唐词的作者却主要是皇帝和权臣，所以，南唐词人也就更加关注国家的命运，那怕是潜意识的。
李璟是南唐中主，他在28岁时（943年）继位登基，在位19年。初期，他还能承乃父余威，扩境拓土，将原来的28个州拓展到35个。但自大保十三年（955）后就不同了，他奉表称臣于周；中兴元年（958）又去帝号，以国为周之附庸。最后的六年，他的处境十分危苦。李璟多才艺，好读书，身边聚集着一批文学之臣。可惜他的作品流传至今的太少，词只有四首，尤以二首《摊破浣溪沙》著名。其二云：“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无限恨，倚阑干。”将秋日的萧瑟凋零与闺中的思远念别联系起来，感慨无端，蕴涵深沉，王国维称其“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人间词话》）。
冯延巳曾经是一个身居相位的词人，但他笔下的词却很少有欢乐的歌唱。他的作品往往抑制不住地流露出一种淡淡的哀愁甚至是深情的叹惋。他善于以清丽的笔墨抒写时代的悲凉，他应该已意识到国家必将灭亡但又无法摆脱覆亡的悲剧命运。从艺术上看，冯延巳词既有温庭筠那种色彩丰富的客观形象的描绘，同时又有韦庄词中那种内心情感的直接抒写。不过，由于他所抒写的已不仅仅是一己之情的恋歌，而是揉进了家国兴亡的慨叹，所以，他的词具有更多的综合性与概括性。如《鹊踏枝》：“谁道闲情抛掷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河畔青芜堤上柳，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可以看出，这样的词已与前面的温庭筠、韦庄有所不同了。这标志着五代词继温、韦之后在意境上和艺术手法上已大大向前跨进了一步，冯延巳对宋代的晏殊、欧阳修等词人有较大影响。王国维说：“冯正中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人间词话》）
李煜是南唐中主李璟的第六子，是南唐最后一个小皇帝。在李煜嗣位的前一年，赵匡胤已在中原建立了宋政权。李煜在位的15年中继续执行其父李璟的政策，对宋纳贡称臣，妄图维持苟安局面。当然，这是必然要破灭的残梦。宋太祖开宝八年（公元975），宋灭南唐，李煜亡国被俘，在汴京过了三年囚徒生活，后被毒死。李煜早期的词多描写耽溺于享乐的宫廷生活，调子是香艳的。其中部分作品已经掩饰不住内心的悲凉与沉重，《清平乐》说：“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这些词的格调与冯延巳近似，带有一种无可挽回的没落感。亡国之后，由小皇帝沦为阶下囚，安危不能自保，感情陷于极度悲痛之中，调子是悲苦沉痛的。在现实生活中，他要戴上面具应付外部世界，在艺术世界里，他却是无比地真挚。生活巨变太大，内心的落差也就很大，所体会的痛苦也就极其深沉。当这种个人痛苦与国破家亡的经历联系在一起时，就别具一种动人心魄的艺术魅力。所以，李煜后期作品，意境阔大，感慨深沉，力量充沛，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举二首词为例：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阑，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
李煜的词，风貌天然，能以常人的感情去体验、观察和反映他所感受到的生活，故而能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他的词，清词丽句，锦心绣口，用语娴熟，纯净凝炼，擅长白描手法，不雕琢，不粉饰，恰到好处地反映了词人的本色。李煜在词史上有很大影响。虽然，前人认为李煜词不出婉约的藩篱，但是，他的词的意境，他那坦率的抒情，他那俊逸神飞、任纵奔放的风格，却又不是“婉约”二字所能局限得了的。他对后世的影响已不光是婉约词人，连被称为豪放词人的作家，如苏轼、辛弃疾也都程度不同地受到李煜的影响。
从温庭筠到李煜，词的创作从感情的深隐转到直接抒写亡国之痛，词的内容丰富多彩了，手法也多姿多样了，艺术上也臻于成熟了。所以，唐五代词不仅为宋词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做好了艺术上的准备，同时，也赢得了后世读者的喜爱和高度评价。
4、北宋文人士大夫词两宋是词的全盛期。词之所以独盛于宋，除唐五代词为宋词的发展做好了准备以外，主要是和当时政治稳定，经济、文化、艺术的全面繁荣联系在一起的。公元九六○年，赵匡胤代周而崛起，建立了赵宋王朝，结束了自安史之乱以来长达二百余年之久的战乱与分裂局面，进入了一百七十余年国家统一与政治上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经济发展，都市繁荣，人口增加，市民阶层在不断壮大。北宋都城汴京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的中心，它自然成为“新声”（即“曲子词”）创作的总汇之地。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全面记述了当时汴京的繁荣景象，并说：“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宋史·乐志》中也说：“宋初置教坊，得江南乐，已汰其坐部不用。自后因旧曲创新声，转加流丽。”上面这些文字，形象地描绘了宋代“新声”的发展和繁荣过程。
宋王朝在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以后，汲取唐代藩镇割据、臣僚结党、君权式微的经验教训，努力确立君主集权，削弱臣下势力。宋太祖赵匡胤不愿意通过杀戮功臣、激化矛盾的残暴手段来达到集权的目的，而是通过一种类似于金帛赎买的缓和手段，换取臣下手中的权力。宋太祖曾与石守信等军中重要将帅夜宴，劝他们自动解除兵权，“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宋史·石守信传》）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故事。所以，赵宋统治者不但不抑制反而鼓励臣下追逐声色、宴饮寻乐的奢靡生活。对待文臣，皇帝也采取类似手段，待遇格外优厚。仅就官俸而言，据考证，宋代比汉代增加近十倍，比清代仍高出二到六倍（详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生活环境的优越，就射得这些文人士大夫有了充裕的追逐声色享受的经济实力。与历代相比，宋人是最公开讲究生活享受的。文武大臣家养声伎，婢妾成群，已经成为社会风气。甚至在官场中、在上下级之间，也并不避讳。据《邵氏闻见录》卷八载：钱惟演留守西京，欧阳修等皆为其属僚。一日，欧阳修等游嵩山，薄暮时分才回到龙门香山，天已经开始下雪，钱惟演特地送来厨师与歌妓，并传话说：“山行良劳，当少留龙门赏雪，府事简，勿遽归也。”这种享乐的风气，就是宋词滋生繁衍的温床。
为了通过娱乐来消弭被解除兵权的贵族官僚的反抗，主动把五代十国留下来的歌伎乐工集中到汴京，并注意搜求流散在民间的“俗乐”，最高统治者乐此不疲，甚至自制“新声”。据《宋史·乐志》载：“太宗（赵灵，即赵光义）洞晓音律，前后亲制大小曲及因旧制创新声者三百九十。”又说：“仁宗（赵祯）洞晓音律，每禁中度曲，以赐教坊。”当时，许多达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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