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故都，秋色依旧，往事如烟，荣华富贵终归寂灭，所以只落得一片隐士怀抱。放眼长江，水面上“客帆高挂”，仍然是熙熙攘攘；长江两岸“酒旗低亚”，繁华不减当年。季节的转移与历史的变迁融为一体，给今人留下许多谈资。词人在“倚层楼”之际，思索的却是历史的无常，不知不觉中送一轮“寒日”西下。张昇在地方或中央任职期间，“忠谨清直”，“指切时事无所避”（皆见《宋史》本传），是一位有作为的士大夫。这首吊古词通过肃杀的色调与季节的变迁，暗喻时代的交替，王朝的兴废，杂感慨于风景描写之中，隐含着词人对时局、政局的关切。在宋初小令沿袭“花间”余风，在恋情相思、春恨秋愁、伤离念远这类作品充斥词坛之际，象《离亭燕》这样的作品，把人们的视线引向吊古伤今方面来，在扩大题材、扩大词反映生活的容量方面，无疑是一个进展。张昇大欧阳修16岁，小晏殊1岁，他的这首吊古词的创作年月应该早于欧阳修。张昇流传至今的另一首《满江红》推崇“无利无名，无荣无辱，无烦无恼”的隐逸闲居生活，追求“携酒殢东风，眠芳草”的潇洒自在，直抒胸臆，也在“艳情”之外。
梅尧臣(1002-1060)，字圣俞，宣州宣城(今安徽宣城县)人。以从父梅询荫为桐城、河南、河阳主薄，历知德兴、建德、襄城三县。仁宗皇祐三年（1051）召试赐同进士出身，擢国子直讲，累迁尚书都官员外郎，预修《新唐书》。卒年59，世称宛陵先生。欧阳修为撰墓志铭。梅尧臣仕途失意却享有诗名，刘克庄称他为宋诗的开山祖师(见《后村诗话·前集》)。他反对西昆的艳丽晦涩，主张反映现实生活，平淡自然，要有寄托。《全宋词》录其词两首，与他的诗风迥异。如《苏幕遮》：
露堤平，烟墅杳。乱碧萋萋，雨后江天晓。独有庾郎年最少，窣地春袍，嫩色宜相照。接长亭，迷远道。堪怨王孙，不记归期早。落尽梨花春又了。满地残阳，翠色和烟老。
这是一首咏春草的咏物词，暗用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诗意，歌咏离情，讽刺不记归期的游子。上片以景衬情，烟光草色，迷蒙淡远，“庾郎”今日不知在何方。下片写别久的怨苦，“王孙”无情，“不记归期”，使闺中人空自等待一春又一春。“落尽梨花”一句，言浅意深，“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春天又将逝去，“翠色”老尽，闺中人的青春也将在如此苦苦守候中蹉跎殆尽。即使是“庾郎”归来，届时恐怕也已经没有年少的欢乐。这一切的思恋、怨愁、焦虑、担心，都蕴涵在眼前的景色之中。《能改斋漫录》卷十七称梅尧臣在欧阳修处作此词，欧阳修“击节赏之”。梅尧臣另一首《玉楼春》咏写“天然不比花含粉，约月眉黄春色嫩”的杨柳，细腻传神，然咏物滞于物。
王琪，生卒年不详，字君玉，华阳（今四川双流）人。登进士第，为江都主薄。天圣三年（1025）上时务十事，得仁宗嘉奖，命试学士院，授大理评事、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历官知制诰，加枢密直学士，以礼部侍郎致仕。晏殊为南郡太守时，王琪曾为幕宾，相处甚为融洽，日夕以饮酒赋诗为乐。据《复斋漫录》载，晏殊曾与王琪同游池上，值晚春有落花，晏殊说：“每得句书墙壁间，或弥年未尝强对，且如‘无可奈何花落去’，至今未能对也。”王琪应声说：“似曾相识燕归来。”晏殊非常满意，于是纳入词中。同时，晏殊还把这两句写入他另一首七律《示张寺丞王校刊》中。王琪也因此成为晏殊的幕宾。《全宋词》录其词11首，其中10首是《望江南》，现读其“江景”一首，以见一斑：
江南雨，风送满长川。碧瓦烟昏沉柳岸，红绡香润入梅天，飘洒正潇然。朝与暮，长在楚峰前。寒夜愁攲金带枕，暮江深闭木兰船。烟浪远相联。
描绘江南濛濛雨景，在雨丝风片的笼罩中江南所有的景物都显得迷蒙淡远，富有诗意。其中又隐隐包含着闺中孤独思远的凄迷情思，清丽隐幽，朦胧淡约。《能改斋漫录》载：“王君玉有《望江南》词十首，自谓谪仙。王荆公(安石)酷爱其‘红绡香润入梅天’之句。”李冠，生卒年不详，字世英，历城(今山东济南市)人。以文学称，举进士不第，得同“三礼”出身，官乾宁主薄。有《东皋集》，不传。《全宋词》录其词五首，以《蝶恋花》著名于世：
遥夜亭皋闲信步，才过清明，渐觉伤春暮。数点雨声风约住，朦胧淡月云来去。桃杏依稀香暗度，谁在秋千，笑里轻轻语。一寸相思千万绪，人间没个安排处。
写暮春季节里的相思情怀。“一寸相思千万绪，人间没个安排处”，在平易浅近的叙述中见真情。《后山诗话》引王安石评语说：“张子野‘云破月来花弄影’，不如李冠‘朦胧淡月云来去’也。”其实，淡云遮月，忽明忽暗，朦胧难辨虽也是好景，也是诗的境界，但它毕竟比较单纯，停留在一般现象的感受上，未及张先“弄影”一句更觉细腻而多一层韵味。值得注意的是李冠有两首长调《六州歌头》，均写骊山，是北宋前期较早的咏史词。有人或以为是刘潜所作。
叶清臣(1000-1049)，字道卿，乌程(今浙江湖州)人。天圣二年（1024)进士，签书苏州观察判官事。后授光禄寺丞，充集贤校理。历官翰林学士、权三司使，罢为侍读学士、知河阳。卒赠左谏议大夫。《全宋词》录其《贺圣朝》词一首：
满斟醁醑留君住，莫匆匆归去。三分春色二分愁，更一分风雨。花开花谢，都来几许?且高歌休诉。不知来岁牡丹时，再相逢何处?词写友人间的送别之情，依依惜别中有一份爽朗。词人善于用数字来增强词的形象，增强感情的深度。“三分春色”两句，设想巧妙，使离愁更加具体形象化，可以使人联想到苏轼《水龙吟》中的“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诸句，苏词明显受此启发。
贾昌朝（998-1065），字子明，真定获鹿（今河北获鹿）人。天禧元年（1017）赐同进士出身，授晋陵县主薄。庆历年间，官至参知政事、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与晏殊为二府同僚。在相位两年多时间。嘉祐元年（1056）再拜枢密使。后封许国公，进封魏国公。卒谥文元。词存《木兰花令》一首，《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二说：“文元公平生唯赋此一词，极有风味。”词云：
都城水绿嬉游处，仙棹往来人笑语。红随远浪泛桃花，雪散平堤飞柳絮。东君欲共春归去，一阵狂风和骤雨。碧油红旆锦障泥，斜日画桥芳草路。
词写春日里都城的繁华与景色的秀丽，以及春归的冷落与寂寞。词人善用色彩妆点春色，红的“桃花”、白的飘“雪”、绿的“柳絮”和碧水，五彩缤纷。“狂风骤雨”催促春天归去时又是如此的无情，让人为美好的事物不能常留身边而深感痛惜。全词构图极其优美，词人以比较从容的心境赏识着大自然的景色及其变化，与晏殊的作为非常相似。
韩琦（1008-1075），字稚圭，自号赣叟，安阳（今属河南）人。天圣五年（1027）进士。初授将作监丞，历官枢密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与范仲淹一起主持西北军政，名重一时，时称“韩范”。庆历三年（1043）以后，二度入朝，为枢密副使、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在相位将近十年，多有作为，封魏国公。晚年出判相州、大名府等地。卒谥忠献。有《安阳集》五十卷。《全宋词》录其词四首，其中歌颂韩琦家乡景物的两首《安阳好》从《能改斋漫录》中辑出，疑为他人所作。另一首《点绛唇》韵味悠然，词说：
病起恹恹，画堂花谢添憔悴。乱红飘砌，滴尽胭脂泪。惆怅前春，谁向花前醉。愁无际，武陵回睇，人远波空翠。
写春暮闺中相思，以“花谢”、“乱红”构成凄丽的情景，以景传情，再用“武陵”的典故，将情意表达得格外委婉。《词林纪事》引《词苑》评价说：“公经国大手，而小词乃以情韵胜人。”宋代早期小令是缤纷多彩的。这一时期词人承袭“花间”、南唐余绪，其作品主要都是描写与歌妓有关的“艳情”内容。他们大都是达官贵人，如晏殊、欧阳修、张昇、贾昌朝、韩琦等等皆官至宰辅，他们的词是从容消遣岁月的结果，贯注到词中的愁绪也总是淡淡的，是一种“贵族式”的闲愁。他们在政坛上多有作为，其词也一定程度上挣脱了“艳情”的羁绊，抒写个人情志的作品正在逐渐增加，歌词广有作为的前景渐渐露出端倪。他们发展了小令含蓄隐约言情的特征，由于身居要职、地位显赫等环境的作用，遂使这一特征更趋雍容典雅。然而，这一阶段多数小令词人都是以“余力”写词，或者仅仅是偶尔为之，流传下来的作品甚少。只有晏殊、欧阳修、张先三人花费了更多的精力于小令的创作，他们已经把词作为主要的文学样式加以正式对待，他们的创作也就代表了那一时期小令的最高成就。这一切被后人归纳为“晏欧”作风而发挥普遍的影响，其中欧阳修词个性张扬的方面一段时间内被忽略不计。正因为有了这一大批小令词人，北宋前期词坛才呈现出争妍斗艳的局面。通过这一阶段词人的实践，小令体式完全成熟。不仅如此，小令的创作和艺术积累，还为宋词创作高潮的到来准备了充足的条件。
第五节 小令的最后一位专业作家——晏几道晏几道(约1038-约1106)，字叔原，号小山，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晏殊第七子。由于出身关系，他十多岁时便得到仁宗的赏识。《花庵词选》卷三晏几道《鹧鸪天》词注说：“庆历中，开封府与棘寺同日奏狱空，仁宗于宫中宴乐，宣晏叔原作此，大称上意。”可见，晏几道少年曾春风得意，词名早播。由恩荫入仕，曾任太常寺太祝。熙宁七年（1074）因受郑侠案株连入狱。后出为颍昌府许田镇监官。晚年曾任开封府推官等。《碧鸡漫志》卷二称晏几道“年未至乞身，退居京师赐第”。存《小山词》，《全宋词》录其词260首。从时间上划分，晏几道应该生活在北宋的中后期，甚至苏轼及其主要子弟去世之后晏几道依然健在。但是，晏几道深受北宋前期令词创作的影响，其创作的成绩也全部体现在令词方面，所以，安排在这一章的最后讨论，以保持文学史发展的相对完整与连贯性。
一、《小山词》的基本旋律：生活失意后的抑郁和悲哀宋代官僚体制，既给达官家族以相当的照顾，给予他们的子弟以大量的恩荫资格，又在使用上严格控制，防止形成威胁朝政的“势家”。达贵子弟如果不重新通过科举考试，就会始终被抑制在官僚阶级的下层。晏几道的生活道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与早年富贵公子的生活相比，晏几道出仕后的地位、生活、环境都是一落千丈。加上晏几道性格疏放，孤高自傲，阅世不深，是一个具有浓厚书生气的贵家没落子弟，处境就更加艰难。黄庭坚在《小山词序》中说：
余尝论叔原，固人英也，其痴亦自决人。爱叔原者，皆愠而问其目，曰：仕宦连蹇，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是一痴也；论文自有体，而不肯一作新进士语，此又一痴也；费资千百万，家人寒饥，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痴也；人百负之而不恨，已信人，终不疑其欺己，此又一痴也。
这四点是晏几道的很好的画像。这样的性格与不幸遭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晏几道的创作道路。生活的变化使晏几道对世事多了几分深入的了解，流露在词中就多了些深沉的忧思。他的词大部分为应歌而写，是在酒席筵前让歌女们传唱的。同时，这些词也大都创作于生活巨变之后，他在《小山词跋》中对此有过详细交待，他说：“叔原往者浮沉酒中，病世之歌词，不足以析酲解愠，试续南部诸贤绪余，作五、七字语，期以自娱。不独叙其所怀，兼写一时杯酒间闻见，所同游者意中事。尝思感物之情，古今不易。”这说明，晏几道所写的歌词已与“花间”娱宾遣兴之作有所不同了，其中不仅有个人悲今悼昔之所怀，而且还包括闻见所及之事。个人身世的变化在晏几道的创作中具有关键性的作用，他曾在这篇“跋”里叙述了这个变化过程，他说：“始时沈十二廉叔、陈十君龙家，有莲、鸿、苹、云，品清讴娱客。每得一解，即以草授诸儿。吾三人持酒听之，为一笑乐而已。而君龙疾废卧家，廉叔下世。昔之狂篇醉句，遂与两家歌儿酒使俱流转于人间。”又说：“考其篇中所记，悲欢合离之事，如幻，如电，如昨梦前尘，但能掩卷怃然，感光阴之易迁，叹境缘之无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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