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之《乐章》，人多称之。然大概非羁旅穷愁之词，则闺门淫媟之语。”张端义《贵耳集》说：“盖词本管弦冶荡之音，而永所作旖旎近情，故使人易入。虽颇以俗为病，然好之者终不绝也。”男女性爱是出自人的自然本性的，因此也成为文学的永恒主题，这类题材的作品便受到了无论哪个阶层、哪个时代的读者的普遍欢迎。尤其是宋代都市经济繁荣之后，出现了一个古代的“市民阶层”，他们由中下层官员及家属与仆人、衙门吏卒、商人、手工业者、艺人、城市贫民等等组成，他们在工作闲暇、茶余饭后需要精神调剂，需要娱乐享受，而这个阶层平日最大最多的娱乐方式就是赤裸裸地谈论“性”话题。柳永词因此深得他们的喜爱，趋之若鹜。
德国著名音乐家舒曼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要尊重前人的遗产，也要一片真诚地对待新事物。”柳永正是这样做的。他全面继承了我国古代诗歌的艺术传统并直接继承唐、五代词的创作经验，其中，他接受“花间”词人，特别是接受韦庄和李煜的影响更为明显。贺裳在《皱水轩词筌》中说：“小词以含蓄为佳，亦有作决绝语而妙者，如韦庄‘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之类是也。牛峤‘须作一生拚，尽君今日欢’抑亦其次。柳耆卿‘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亦即韦意，而气加婉矣。”这里所说，虽然是指柳永的小令，但其率直真切，以抒情见长的特点却是贯穿于柳词整个创作之中的。
然而，更值得注意的却是柳永能一片真诚地对待新事物。柳永长期生活于歌伎舞女之间，他一面继承敦煌曲子词的传统，一面从民间的“新声”中汲取丰富营养，从而在形式、内容、手法以及语言上有了新的突破和新的创造，并由此而获得很高声誉。柳永在词史上的地位也集中体现在这两个方面：慢词形式的大量创制和运用，从而使其成熟并得到推广，成为两宋词坛的主要创作形式；民间文学与语言的汲取，以及俚俗词派的创立。在词史上，作品在当时能有如此巨大的影响，除柳永以外，恐怕很难找到第二个了。而且，柳永词不仅在国内广泛流传，当时就传播到西夏、高丽，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
柳永以毕生精力从事词的创作，在词的创作上，他是个全才。他既有创意之才，又有创调之才，在创意与创调两方面都充分表现出他的创新精神。后代词人几乎没有不在这两方面接受他的影响的。很明显，如果没有柳永的出现，词的创作还很难摆脱小令的影响。正是因为柳永大量填写慢词并取得很大成功，“东坡、少游辈继起，慢词遂盛”（宋翔凤《乐府余论》）。这说明，象苏轼这样的大词人和秦观这样的“婉约之宗”，也都是在柳永的影响下大量从事慢词写作的。周邦彦受柳永的影响更为明显。《柯亭词论》说：“周词渊源，全自柳出，其写情用赋笔，纯是屯田法。”不过，在接受柳永的影响方面，各有不同，有的在创意方面接受的多些，有的在创调方面接受的多些。而在创意、创调两个方面同时接受柳永影响的词人就很少了。苏轼开创了豪放词的创作，把词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但他在创调方面却没有象柳永那样做出大的贡献。又如周邦彦，他在词调、词律的规范化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在创意方面的进展却微乎其微。可见，在中国词史上能够象柳永那样在创意与创调两个方面同时作出贡献的词人，在北宋以后的词坛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了。王灼承认柳永词“序事闲暇，有首有尾，亦间出佳语，又能择声律谐美者用之。”陈振孙则推许柳词“音律谐婉，语意妥帖”（所引皆同上）。
元明以来，柳永作品广受欢迎，而有关他的故事流传也很广泛，话本小说、杂剧戏曲中都有人写过柳永的故事。话本上文提到了《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和《众名姬春风吊柳七》，杂剧中则有《钱大尹智宠谢天香》、《风流冢》，院本有《变柳七》等等。
第三节 “婉约之宗”--秦观秦观的文学创作活动离柳永已有数十年时间，但他深受柳永词风影响，沿着柳永开辟的创作道路前进，其慢词创作也成绩斐然。作为继柳永之后的慢词大家，这一节做重点介绍。
一、秦观的生平与个性秦观（1049-1100），初字太虚，后改字少游，别号邗沟居士，扬州高邮（今属江苏）人。早年豪隽，喜读兵书，慷慨有报国之志，欲为国家平定辽、夏边忧而献策献力。熙宁十年（1077）去徐州谒见苏轼，次年为作《黄楼赋》，苏轼称赞他“有屈、宋才”。其后，苏轼特地写信给王安石介绍秦观的诗歌，王安石回信称许其诗“清新妩丽，鲍、谢似之”，并说：“公奇秦君，口之而不置；我得其诗，手之而不释。”（《淮海集》卷首）元丰元年（1078）和元丰五年（1082）曾二度参加科举考试，皆不中。在苏轼的鼓励下，元丰八年（1085）第三次参加科举考试，登进士第。授定海主薄，调蔡州教授。元祐初年，旧党得势，苏轼被召回朝廷，得到重用，次年便立即“以贤良方正”向朝廷推荐秦观，因疾归卧蔡州。三年，秦观应“贤良方正”试，进《策论》50篇，未售，再归蔡州。直到五年五月，才再度入京，除宣教郎、太学博士，校正秘书省书籍。后迁秘书省正字，兼国史院编修官，预修《神宗实录》。时黄庭坚、晁补之、张耒同在京城，与秦观共游苏轼门下，人称“苏门四学士”。绍圣元年（1094），哲宗亲政，新党复得重用，苏轼及其门下皆坐元祐党人被贬，秦观受到株连出为杭州通判。复“以御史刘拯论其增损《实录》”，再贬监处州（今浙江丽水境内）酒税。此后，言者“承风望指，候伺过失”，三年又因“写佛书为罪”，削秩徙郴州（今湖南郴县），明年编管横州（今广西横县境内），最后竟被贬逐到祖国南端雷州（今广东海康县）。徽宗即位，迁臣内移，秦观复宣德郎，放还途中卒于藤州（今广西藤县）。终年52岁。
秦观是苏门四学士之一，与苏轼情兼师友，关系密切，政治上的挫折把他们牵连在一起，秦观因此而终生不幸。但是苏轼、秦观两人的性格与词风却截然不同。苏轼面对挫折，乐天知命，旷达不羁，对生活、对未来仍充满信心，他虽也产生过消极思想，但并未颓唐不振。秦观则有所不同。他年轻时虽然也曾一度“强志盛气，好大而见奇”，但是从他所写作的诗与词来看，性格偏于柔弱。如其诗云：“一夕轻雷落万丝，霁光浮瓦碧参差。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春雨》）格调与婉约词接近。敖陶孙《臞翁诗评》说：“秦少游如时女步春，终伤婉弱。”《后山诗话》引流传的“世语”也说：“秦少游诗如词。”他在屡遭打击之后，由于缺少苏轼那样广阔的胸襟和坚定的信念，深重的哀愁长期包围着他而难以解脱。其歌词中也时常流露出一种绝望的哀伤。因此，在词的创作上，他走着与苏轼不同的道路。他更多地接受了晏殊、欧阳修和柳永的影响，创作忧伤哀怨、缠绵悱恻的言情词他格外得心应手，并擅长写出一种纤细幽微的情感境界。在委婉隐约之词境开拓方面，他的创作艺术技巧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并由此而成为婉约派集大成的词人。秦观有《淮海集》三卷，存词72首，近人又从清人王敬之翻刻本和《花草粹编》中补辑得28首。所存词中，依然以小令居多数，而且篇篇美奂美仑，精致动人。秦观留存的慢词的数量虽然远远不能与柳永相比，但是，在委婉言情、铺叙展衍方面还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讨论秦观的词，就需要将其慢词与小令的成就综合起来。
二、“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秦观一生，大致是在不得意中度过。晚年屡遭贬逐，经常在各地漂流，处境凄切，前途黯淡。即使是元祐年间旧党得势时期，他的处境也并不妙。他屡经挫折才在京城混得一官半职，却不断被卷入旧党之间的所谓“洛”、“蜀”、“朔”的派别之争，被视为苏轼的“铁杆”而频频受到政敌的攻击。他喜欢与歌妓来往，创作大量的艳情词，这一切成为政敌攻击他的主要把柄。元祐五年五月，秦观刚刚得到朝廷任命，苏轼的死对头右谏议大夫朱光庭即向朝廷奏言：“新除太常博士秦观，素号薄徒，恶行非一”（《长编》卷四百十二）屡屡在“党争”的夹缝中受气，仕途上始终不得舒眉一搏，使秦观在大多数时间里都显得抑郁寡欢，忧伤悲苦的情调成为其歌词的主旋律。他的词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他身处逆境的各种感受。其中仍以描写离愁的作品为最多，感伤的情绪贯串始终。这种忧郁悲伤的格调在前后期词的表现中毕竟还是有程度上的差别。前期虽然不得意，但毕竟年轻，还洋溢着一股朝气；毕竟仕途上也没有绝望，总是有获得升迁、重用的希望在召唤着他。所以，被贬前的作品写得比较缠绵婉转，还保留着一种朝气和对生活的追求，语意婉丽而不失清新。抒离别之情也只是一种淡淡的哀伤，一种可以随时摆脱得了的愁苦，可以随时另觅新欢以取代的情感。绍圣年间一经贬谪之后，心境就完全不一样了。一方面年事已高，不可能再有太多的时间与机会供其选择；另一方面也看够了仕途的风风雨雨，对自己的前景完全失去信心，因此陷入一种绝望的悲伤之中。他对外界有了一种莫名的恐惧感，“可无时霎闲风雨”（《蝶恋花》）就是这种心态的最好表露。他晚期的作品所抒发的哀苦也因此有所不同，沉重的打击、不幸的遭遇沉甸甸地压在他的心头，几乎难以喘息，由此而产生的深愁也就难以摆脱了，这是一种越陷越深、沉沦不可自拔的悲苦和绝望，词的格调也转为凄丽哀婉。
秦观前期写离愁的名篇是《满庭芳》：
山抹微云，天粘衰草，画角声断谯门。暂停征棹，聊共引离尊。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谩赢得青楼薄幸名存。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惹啼痕。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
词写同歌妓的恋情，同时又融入自己的身世之感。正如周济在《宋四家词选》中所说：“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又是一法。”当时，秦观的诗词创作已蜚声文坛，但政治上却未得进展。词中“谩赢得青楼薄幸名存”，就含有这种感慨。不过，贯穿全词的基调却是伤别，“身世之感”并不十分突出。
开篇三句写别时景物，是所见所闻，一向为人所乐道。作者大处着眼，细处落墨。“山抹”与“天粘”两句，炼词铸句，极见功力。“抹”字新颖而且别致，向远处即将离别登程的路途眺望，那一片片微云仿佛被什么人涂抹到山峰上一样。这一幅画面看似恬静，其实饱含动感，因为“抹”是需要施动者的，一般用于绘画。“粘”字也是如此，极目所至的天边与衰草胶着在一起，静止的画面中也隐含着动作。“抹”与“粘”两字生动描画出“微云”和“衰草”的神态，写出了季节与黄昏的特点，动中有静，词人此刻的离情也有了“抹”与“粘”的效果，摔脱不了。于是，见闻的景物就与恋恋不舍的离情紧密结合在一起，烘托出词人放眼远方时的难舍难分的情感。“画角声断”一句，以凄厉的音响扣击着词人的心灵。此情此景，怎能不令人肠断！角声在古代诗词中多用来烘托苍凉和伤感的情景，如李贺《雁门太守行》“角声满天秋色里”、范仲淹《渔家傲》“四面边声连角起”、陆游《沈园》“城上斜阳画角哀”、姜夔《扬州慢》“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等等。所以，在词人听来，这角声无疑是在吹奏惜别的哀音。“谯门”，即“醮楼”，是古代建筑在城门上的高楼，用来了望敌情。这就把全词引入分别的具体地点。这三句在借景抒情，融情入景方面，表现出高超的技巧并获得很大的成功。短短十四字内，既交待了季节，时间，气候特点，又写出了远景、近景，同时还从画面、色彩与音响诸方面烘托气氛。所以，开篇三句，并不能简单地认为“抹”、“粘”二字妥贴工巧而了事。
中间五句，写正待航船将要出发之际，作者热恋的歌女匆匆赶来送别。但这一过程却全是虚写，作者只用“暂停征棹，聊共引离尊”两句匆匆交待过去。送行免不了要设宴饯别，这情景与柳永《雨霖铃》“都门帐饮无绪”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柳永直接点明了“无绪”，秦观则写得更加含蓄而已。同样，在“共引离尊”时，免不了要回忆往事，但作者也只用“空回首，烟霭纷纷”两句敷衍过去，而并未加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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