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据周密《浩然斋雅谈》卷下载，《六丑》便应该是周邦彦的“自度曲”。所以，《宋史》卷四百四十四《周邦彦传》又称“邦彦好音乐，能自度曲。”不过，词人集谱曲、填词为一身，终究只是偶尔为之，并不常见。
能流传开来的大晟“新声”，总是“音调极韶美”者，它已经显示出大晟词人追求音韵之美的成就。兹将调首见大晟词人词集者，除周邦彦见上节所引以外，详列于下：
晁端礼：《上林春》、《金盏倒垂莲》、《黄鹂绕碧树》、《黄河清》、《寿星明》、《舜韶新》、《吴音子》、《脱银袍》、《并蒂芙蓉》、《庆寿光》、《春晴》、《玉叶重黄》，共得12调，《并蒂芙蓉》以下4调《全宋词》只存1首。晁端礼存词142首，用73调，“新声”占用调的16%。
万俟咏：《梅花引》、《芰荷香》、《三台》、《卓牌儿》、《雪明鳷鹊夜慢》、《凤凰枝令》、《明月照高楼慢》、《钿带长中腔》、《春草碧》、《恋芳春慢》、《快活年近拍》，共得11调，《雪明鳷鹊夜慢》以下7调《全宋词》只存1首。万俟咏存词27首，用25调，“新声”占用调的44%。
田为：《探春》、《惜黄花慢》、《江神子慢》，共得3调。田为存词6首，用5调。“新声”占用调的60%。
晁冲之：《传言玉女》，得1调。晁冲之存词16首，用9调，“新声”占用调的11%。
根据上述统计，大晟词人十分频繁地为当时的“新声”填写歌词。将所有“调始见”大晟词人集子的“新声”相加，竟得73调之多。或许其中有一小部分“新声”并非大晟词人“始填”，然经大晟词人填写而失传的“新声”数量肯定更庞大。今天我们已无法恢复大晟“新声”的音乐原貌，只能依据其格律声韵作隔一层的品味。如领字之运用，万俟咏《木兰花慢》开篇便以“恨”字领起，诉说“莺花渐老”“芳草绿汀洲”的春暮苦愁。以下又以“纵”字领起，写“难买春留”的怨情。以去声字振起，提挈下文，是大晟词人以后慢词创作中最常用的方式。又如上引万俟咏的《春草碧》用仄声韵，与词中所要表现的那种深沉绵邈的情思结合得完美而又紧密，在声情相宜与声调谐美方面也是比较成功的。
晁端礼的《绿头鸭·咏月》也是这方面的佳作，词云：
晚云收，淡天一片琉璃。烂银盘、来从海底，皓色千里澄辉。莹无尘、素娥淡伫，静可数、丹桂参差。玉露初零，金风未凛，一年无似此佳时。露坐久、疏萤时度，乌鹊正南飞。瑶台冷，栏干凭暖，欲下迟迟。念佳人、音尘别后，对此应解相思。最关情、漏声正永，暗断肠、花影偷移。料得来宵，清光未减，阴晴天气又争知?共凝恋、如今别后，还是隔年期。人强健、清尊素影，长愿相随。
词咏中秋之月。上片铺写中秋赏月时的愉快心境：“一年无似此佳时。”下片转笔写伤离念远。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自度曲与填词之时，很注意音节与内容的相互配合，所以这首词才真正达到了“声情相宜”与“声调谐美”的高标准。全词共139字，用3、4、5、6、7等各种不同的句式参差交叉结构而成。这既显示音节上的丰富与抑扬骀荡之美，同时又很好地反映出文词在内容上和感情上的变化。这是平声韵长调，跟其他平声韵长调一样，它的音节是很美的。由于是和调，所以在句式的穿插安排上，一定要注意整体的布局和“奇偶相生”，注意句式的开合变化。只有安排适当，才能获得词与音乐之间的“声情相宜”与“声调谐美”的艺术效果。这首词上、下片在中心部位都安排了两个七言偶句。上片是“莹无尘素娥淡伫，静可数丹桂参差。”下片是“最关情漏声正永，暗断肠花影偷移。”但是，它们并不是一般律诗中上四下三的句式，而是采用了上三下四的结构，这就给人以突兀、不同凡响的感觉。由于这两个偶句都处于各片的关键性部位，所以对全词的格局、风格有很大影响。上四下三的句式变成上三下四，也不外是“奇偶相生”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变中又有不变。又如上片的“玉露初零，金风未凛”与下片“料得来宵，清光未减”，原来都是四言偶句，而此处却一对一不对，这也是另外一种变化。再如每句中的平仄安排，除上片“皓色千里”四字和“露坐久”三字，下片“对此应解”有些拗犯外，其他轻重平仄都很和谐，并很好地配合着从上片的愉快平和转入下片的悲凉感慨，音节始终保持温柔婉转之致。因此，全词是非常谐婉动听的。
大晟乐失传，使我们难以更深入地品味大晟词音韵之美听。后人从诗词格律入手，终有“隔靴搔痒”之恨，这也是无奈的。
由于徽宗的趣味多样，大晟词人又有承柳永绪风、极其俗艳的歌词创作。这一部分内容留待下一节集中讨论。
第三节 御用词人与北宋后期的俗词创作大晟词人是宋徽宗时期御用文人的代表，此外，还有曹组、王安中等等，形成宫廷词人创作圈。如前所言，这些词人创作中以雅相尚，大致树立起一个风雅词的创作传统。然而，御用文人的创作又是复杂的，他们的审美趣味是随着徽宗的口味而变化。徽宗作为一国之君，是正统、伦理道德的化身，他必须倡导雅正。况且，对雅词他也是有所嗜好的。作为一个享乐的个体，徽宗生活奢靡荒淫，他同时又嗜好俚俗谑浪的格调。不同的角色、不同的场合，徽宗表现出不同的嗜好。于是，御用词人的创作也就呈现出两种趋向：在创作雅词的同时，不避声色与俚俗。这股俗词创作的风气影响了北宋后期的整个词坛，俗词创作蓬勃发展，形成空前绝后的盛况，是北宋俚俗词创作的黄金时段。由于徽宗年间同时存在着强劲的“风雅词”之创作倾向，而且，这种创作倾向得南宋词人大声弘扬，南宋朝野又普遍抵制徽宗年间蔚为壮观的俗词创作，所以，北宋末年这种俗词创作现象始终没有引起词论家的重视，成为词史研究中的一个空白点。
一、徽宗的喜好与世风的转移宋徽宗从本质上讲是一位耽于声色之乐的纨绔子弟。他在位26年，尽情享乐，奢侈糜烂。作为帝王，他既无治国方略，昏庸无能；又好大喜功，愚昧自负，最终导致北宋政权的崩溃。徽宗所为，一改北宋历朝帝王的规制，同时带动世风的转变。
徽宗年间的社会财富之积累，达到令人羡慕的程度，朝野呈现出繁华似锦的虚象。北宋自太祖开国，至徽宗朝已涵养生息一百五十余年。虽然北宋社会内有“冗官”、“冗兵”之积弊，外有辽、夏“岁币”之支出，但是，社会经济仍在不断向前发展。真宗景德二年（1005）十二月，宋、辽“澶渊之盟”订立，此后，北宋内外一直没有较大的战争骚扰破坏。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人口迅速增长，“以史传考之，则古今户口之盛，无如崇宁、大观之间。”（《文献通考》卷十一《户口》）国库也日益充裕。朝廷在元丰、元祐库的基础上，增设了崇宁、大观、宣和等库。当时仅京师一地，就有府库92座。金人攻陷汴京，遣使检视内藏府库，共74座，“金银、锦绮、宝货，积累一百七十年，皆充满盈溢。”金人“役禁军搬三日不绝。”（皆见《三朝北盟会编》卷七十一）都市经济的繁荣，更是盛况空前，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概言崇宁年间京师的富丽昌盛：
辇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歌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霄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为孟元老的叙述作了形象的注释。这一幅幅生动具体的历史长画卷，再现了汴京都市风采。
徽宗即位之前，北宋皇帝对生活之享受大致采取双重政策与态度。北宋初年，太祖“杯酒释兵权”，劝石守信等臣下“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宋史》卷二百五十《石守信传》）因此，北宋君主并不限制臣僚的生活享乐。这是君主控制臣下的一种手段，以此化解上下矛盾。北宋多数帝王自身的生活则相对简朴，以保持励精图强的形象，维持国计民生，平衡财政收支。周煇《清波杂志》卷一载：宰臣吕大防等对哲宗解说祖宗法：“本朝百三十年，中外无事，盖由祖宗家法最善。”其中之一乃“前代宫室多尚华侈，本朝宫殿止用赤白，此尚俭之法也。”而且，“不好畋猎，不尚玩好，不用玉器，饮食不贵异味，御厨止用羊肉，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至太平者。”宋人史书、笔记多言北宋诸帝俭朴之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载：太祖“躬履俭约，常衣浣濯之衣，乘舆服用皆尚质素，寝殿设青布缘苇帘，宫闱帟幕无文采之饰。”卷二十四载：太宗“未尝御新衣，盖浣濯频所致耳。”“盖念机杼之劳苦，欲示敦朴，为天下先也。”卷一百九十八载：仁宗“所御幄帟、裀褥皆质素暗敝，久而不易。”《燕翼詒谋录》卷二载：真宗一再下诏，要求“宫院、苑囿等，止用丹白装饰，不得用五彩。”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四亦言仁宗“器服简质，用素漆唾壶盂子，素瓷盏进药，御榻上衾褥皆黄袘，色已故暗。”等等。北宋帝王一般都能遵循“祖宗家法”，以身作则，抑制社会享乐风气的过度蔓延。
徽宗的作为恰恰与此相反。北宋后期社会财富的积累和繁华的虚象，给统治者的纵情声色提供了充分的物质基础和口实。在一片升平歌舞、阿谀奉承声中，统治者失去了理智，文恬武嬉，朝野对日趋恶化的内外矛盾和危机很少觉察。徽宗年间，正色立朝、直言进谏之士，都被远远排斥出朝廷。徽宗听不到一点不同意见，臣僚奏章中充斥着谀颂之辞，社会的繁华虚象也仿佛在证实着“圣王”业绩。因此，徽宗自我感觉十分良好，毫无愧色地认定自己可以追迹尧舜，治下乃太平盛世，国力异常强大。出现在这一时期文人诗词中最为频繁的词语就是“太平”、“升平”，如“歌太平睿藻”（万俟咏《雪明鳷鹊夜慢》）、“岁熙熙、且醉太平”（曹组《声声慢》）、“升平歌管趁飞觞”（王安中《鹧鸪天》）等等。于是，君臣生活奢靡，挥霍无度，放纵享乐。蔡京等奸佞也以享乐为手段，诱导徽宗不理朝政，沉湎于声色歌舞。宋太祖用来控制群臣的手段，被蔡京反过来用以控制徽宗。《九朝编年备要》卷二十六载：
崇年元年七月，以蔡京为右仆射。时四方承平，帑庾盈溢。京倡为丰亨豫大之说。视官爵财物如粪土。累朝所蓄，大抵扫地矣。上尝出玉盏、玉卮以示辅臣，曰：“朕此器久已就，深惧人言，故未用耳。”京曰：“事苟当于理，多言不足畏也。陛下当享太平之奉，区区玉器，何足道哉！”徽宗初始也不敢任性所为，经蔡京等奸佞怂恿、鼓励，且曲为之解说，才日益放肆享受。蔡京说：“陛下无声色犬马之奉，所尚者山林竹石，乃人之弃物。”（《续资治通鉴》卷九十二）蔡京子蔡攸也说：“人主当以四海为家，太平为娱。岁月能几何？岂可徒自劳苦。”（同上，卷九十三）这些言论深得徽宗欢心。于是，徽宗不以国家为己任，而是以四海天下供奉一己之享受。崇宁元年（1102）三月，命童贯“置局于苏、杭，造作器用。诸牙、角、犀、玉、金、银、竹、藤、装画、糊抹、雕刻、织绣之工，曲尽其巧。”（《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花石纲之役》）后愈演愈烈，如筑艮岳以象杭州凤凰山，都人称万寿山等。徽宗甚至多次轻车小辇，微服出行，出入狭邪，因此与名妓李师师之间便有了说不清、道不白的关系。《清波杂志》卷六记徽宗君臣宴乐说：
女乐数千陈于殿廷南端，袍带鲜泽，行缀严整。酒行歌起，音节清亮，乐作舞入，声度闲美。……东望艮岳，松竹苍然；南视琳宫，云烟绚烂。其北则清江长桥，宛若物外。都人百万，邀乐楼下，欢声四起，尤足以见太平丰盛之象。
上行下效，徽宗年间奢侈成风。蔡京“以金橘戏弹，至数百丸。”（张知甫《张氏可书》）王黼“于寝室置一榻，用金玉为屏，翠绮为帐，围小榻数十，择美姬处之，名曰‘拥帐’。”（《清波别志》卷三）君臣朝歌暮嬉，酣玩岁月。徽宗年间世风趋于浮靡。
淫靡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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