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风表现在歌舞娱乐方面，就是俚俗词风大为盛行。徽宗虽然有很深厚的艺术修养，很高雅的欣赏趣味，但是，由于耽于淫乐的天性使之然，他又特别喜爱淫俗谑浪、靡丽侧艳的风调。平日与群小相互戏谑、游乐，无所不至，群小也因此获得高官厚禄。蔡攸得宠于徽宗，“与王黼得预宫中秘戏。或侍曲宴，则短袖窄裤，涂抹青红，杂倡优侏儒中，多道市井淫媟谑浪语，以献笑取悦。”（《续资治通鉴》卷九十二）王黼后来官至宰相。宣和间讨徽宗欢心的另一位宰相李邦彦，“本银工子也，俊爽美风姿，为文敏而工。然生长闾阎，习猥鄙事，应对便捷，善讴谑，能蹴鞠。每缀街市俚语为词曲，人争传之，自号‘李浪子’。”（《宋史》卷三百五十二《李邦彦传》）这些都十分投合徽宗嗜俗嗜艳的口味。徽宗的喜好与臣下的迎合，使北宋后期世风为之一变，词风为之一变。所以，北宋末年唱曲填词，皆不避俚俗，且为时尚所趋。
宋词起于民间，流行于酒宴歌席，迎合了宋人的享乐要求，以俚俗语写艳情是其必然的倾向，所以，宋词与市井俚俗有着天然的联系。与散文、诗歌相比，歌词更容易与徽宗年间追逐声色的淫靡世风融为一体，以俗白靡曼的口吻表达难以遏制的“人欲”。经柳永大量创作，北宋俚俗词风得以确立。但是，俚俗词风一直受到宋词“雅化”倾向的压抑，不得舒眉一搏。北宋末年新的社会环境和淫靡世风，为俚俗词的发展提供了大好时机，柳永词风得以张扬。以俗语写艳情，以至滑稽谐谑，盛行于宫廷和社会上层，并影响到整个词坛的创作风气。这是柳永之后俚俗词最繁荣的一个时期。《碧鸡漫志》卷二描述徽宗年间词坛创作概况说：
沈公述、李景元、孔方平、处度叔侄、晁次膺、万俟雅言，皆有佳句，就中雅言又绝出。然六人者，源流从柳氏来，病于无韵。田中行极能写人意中事，杂以鄙俚，曲尽要妙。
政和间曹组元宠,……每出长短句,脍炙人口。……组潦倒无成，作《红窗迥》及杂曲数百解，闻者绝倒，滑稽无赖之冠也。夤缘遭遇，官至防御使。同时有张衮臣者，组之流，亦供奉禁中，号曲子张观察。其后祖述者益众，嫚戏汙贱，古所未有。
由此可见，宫廷审美趣味的转移，影响面极为广泛。原来流行于民间下层的艳曲俗词，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宫廷和社会上层。作俗词、唱艳曲，不仅不妨碍仕进，而且有可能“夤缘遭遇”，飞黄腾达。所以，词人们再也不必自我掩饰、自扫其迹，或曲为解释，而是大张旗鼓地创作俚俗小调。同时，从边地流入中原的俗曲也再次倍受青睐。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五说：“先君尝言，宣和间客京师时，街巷鄙人多歌蕃曲，名曰《异国朝》、《四国朝》、《六国朝》、《蛮牌序》、《蓬蓬花》等，其言至俚，一时士大夫亦皆歌之。”社会上下层的共同趋尚，汇集成一股声势浩大的创作潮流，构成宋代俗词创作最为昌盛的壮观。流风遗韵，一直延续到南渡之后。《碧鸡漫志》卷二又说：“今少年妄谓东坡移诗律作长短句，十有八九，不学柳耆卿、则学曹元宠。”时风浸染，积重难返。南宋词坛后来强烈的“复雅”呼声，便是对这一创作倾向的全面反拨。有为之士，还将这种创作现象与北宋亡国联系在一起抵制。宋高宗于南渡初年战乱频仍之时，特意下诏到扬州，销毁曹组词集的刻板（《碧鸡漫志》卷二），就反映了南渡之后朝廷态度的根本性改变。此后，俗词就失去了适宜创作的环境，就再也没有如此辉煌的时光。
二、俗词创作之概况与成就徽宗年间俗词创作的涉及面极其广泛，以下拟从三个方面评介。
1、俗词作家队伍之广泛正如前言，徽宗年间俗词创作的潮流汇卷了社会上下层，所以，参与到俗词创作之中的作家，数量极其庞大。不同社会地位和阶层、不同政治观点、不同风格流派的作家，都被卷入到俗词创作之中，他们的歌词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从皇帝的近臣和御用文人，到一般的士大夫文人，乃至被排挤出朝的元祐党人，以及释道神仙与民间艺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创作出不同内容、不同风貌的俗词。
首先是徽宗亲信近臣。上文言及蔡攸、王黼、李邦彦等人，出将入相，位极人臣。他们的升官秘诀就是善伺人主意，投其所好。以俗词相谑浪调笑、献媚讨好，就是诸多手段之一。蔡攸政和末提举大晟府，一度主持供奉朝廷的词、乐之修订与创制工作，在这方面花费了不少精力（详见《宋史》卷一百二十九《乐志》）。李邦彦等人当年“人争传之”的俗词，今天已经全部失传，这大约与他们的作为给北宋带来灭顶之灾有关，或许南宋人士对他们的唾骂、痛恨而殃及池鱼。然而，从徽宗其他近臣的作品中，依然可以窥豹一斑。
王安中，政和间以善写阿谀颂圣文章而得徽宗擢拔，官至尚书右丞。为文丰润敏拔，“以文辞自显，号为杰出”（周紫芝《初寮集序》），有《初寮集》传世。王安中的词应制谀颂成分很浓，他的审美趣味是紧随着徽宗转移的。其《洞仙歌》云：
深庭夜寂，但凉蟾如昼。鹊起高槐露华透。听曲楼玉管，吹彻《伊州》。金钏响，轧轧朱扉暗扣。迎人巧笑道，好个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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