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宵，怎不相寻暂携手？见淡净晚妆残，对月偏宜，多情更、越饶纤瘦。早促分飞霎时休，便恰似阳台，云梦归后。
这首词写一次艳游的经历。上阕写所游之秦楼楚馆清幽高雅的环境和美人的歌乐一曲，是初到歌楼的一段熟悉、应酬过程，双方都还有点温文尔雅。下阕则转入两情相悦、携手相亲、梦入巫山云雨的艳事记载，语言风格也转为浅俗流利。词人用口语恣意描写歌妓娇媚依人、巧笑玲珑、情意缠绵、楚楚动人的形象，以至分手之后仍时时回想。徽宗游李师师家，感受大概亦如此。
其次是朝廷的御用文人。这批词人的创作趣好及职能，与上述亲信近臣相似，都是以颂圣逢迎为其主题。不过，他们的地位则远远不如徽宗的亲信近臣，他们是依靠阿谀攀附权贵进身的。他们的词作风格，最受徽宗的审美趣向支配。历代词论家都从“风雅”的角度观察大晟词人的创作，多数人故意忽略了他们大量靡曼谐俗的艳情小曲。先来读两首大晟词人的作品：
草草时间欢笑，厌厌别后情怀。留下一场烦恼去，今回不比前回。幸自一成休也，阿谁教你重来？眠梦何曾安稳？身心没处安排。今世因缘如未断，终期他日重谐。但愿人心常在，到头天眼须开。（晁端礼《河满子》）
几日来、真个醉。不知道，窗外乱红，已深半指。花影被风摇碎，拥春酲乍起。有个人人、生得济楚。来向耳畔，问道今朝醒未？情性儿，慢腾腾地，恼得人又醉。（周邦彦《红窗迥》）
晁端礼虽未到大晟府任职而卒，但他的词作则已随同流俗，且时时依据大晟府的要求从事创作。《河满子》写男女相思艳情。当年聚散匆匆，别后烦恼无限。日日盼望重逢，嘴里却要强自支撑：“阿谁教你重来”。这种种假意掩饰，最终被苦痛所冲破，下阕转为对天的祷告与对重逢的期望。整首词都是由俗语组成，浑似备受离别煎熬的市井歌妓脱口而出的肺腑诉说。与柳永词相比，更少了一些文人化的修饰，平白朴实的口吻倾诉出满腹真情。其俚俗化程度更为彻底，将柳永的俚俗格调更民间推进了一层。
周邦彦的这首《红窗迥》十分具有时代典型意义。《红窗迥》是徽宗年间十分流行的、适合以俚俗语言与戏谑口吻叙事抒情的一个词调。王灼曾言及曹组有大量的《红窗迥》之作，但一首也没有流传下来，周邦彦的这一首词就弥足珍贵，它保存了当时词坛创作盛行的一种风貌。全词以浅俗口语组成，写与歌妓厮混之惬意。两情相悦，相守相伴，温馨和美，不关心窗外春已老去，“花影摇碎”，乱红满地。每日再伴之以醇酒，酒不醉人人自醉。伊人善解人意，娇语解颐。结尾更因伊人之调情弄俏，再度醉入温柔乡，全词有着浓厚的色情味。这首词口语化程度同样十分彻底，如喜用对话问语、民间俗语“济楚”、儿化音句式等等，平白如话。张炎批评清真词“淳厚日变成浇风”（《词源》卷下），刘熙载指责清真词“只是当不得一个‘贞’字”（《艺概》卷四），王国维比较欧阳修、秦观和周邦彦说：“便有淑女与娼妓之别”（《人间词话》），都是对周邦彦词风浅俗艳冶的不满。这些评语“头巾”气过浓，不足为凭。
《全宋词》只存五首《红窗迥》，有二首作者名失传，另二首作者为柳永、曹豳，都是用特别浅俗的语言、戏谑的口吻叙事抒情。由此可以揣想曹组失传《红窗迥》的风貌，以及徽宗年间词坛创作风气之一种。而且，这五首《红窗迥》字数各不相同，分别为53字、55字、57字、58字、63字，说明《红窗迥》是流行于民间下层的一个非常活泼多变的词调。
大晟词人的俚俗词，大都专写男女艳情。他们设想歌妓“翻思绣阁旧时，无一事，只管爱争闲气。及至恁地单栖，却千般追悔。”（晁端礼《玉胡蝶》）思念至极，便会转为怨恨，“别来不寄一行书。寻常相见了，犹道不如初。”（晁冲之《临江仙》）与情人相对时，又有了千种娇媚风情，“殢娇不易当，著意要得韩郎。”（万俟咏《钿带长中腔》）面对如此情深之佳丽，男方也不免“拼今生、对花对酒，为伊泪落。”（周邦彦《解连环》）这类题材和风格的词作，大晟词人写来总是那么细腻真切、自然感人。也有个别作品流于无聊恶俗。晁端礼《滴滴金》上阕说：“庞儿周正心儿得，眼儿单，鼻儿直。口儿香，发儿黑，脚儿一折。”雕琢过分，已失去俗语的天然韵趣。这也是淫靡世风的极端表现。
《碧鸡漫志》卷二认为晁端礼、万俟咏“源流从柳氏来”，况周颐《历代词人考略》卷十六评晁冲之慢词“紆徐排调，略似柳耆卿”，再加上前文所引王灼之语，个别词论家也注意到大晟词作之靡曼谐俗一面。
御用文人并不仅仅限于供职大晟府者，在徽宗周围还聚集着一批以文字供奉朝廷的文人，他们的作为就与大晟词人一样，围绕着徽宗的喜好逢迎创作。最典型的例子是曹组。曹组字元宠，颍昌（今河南禹县）人。六举未第，著《铁砚篇》自励。宣和三年（1121）特命就殿试，中五甲，赐同进士出身，徽宗在玉华阁亲自召见，赐书曰：“曹组文章之士”。官至阁门宣赞舍人。有《箕颍集》20卷，不传。《全宋词》录曹组词36首。关于曹组被召殿试，《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卷十九载：
亳人曹元宠，善为谑词，所著《红窗迥》者百余篇，雅为时人传颂。宣和初召入宫，见于玉华阁。徽宗顾曰：“汝是曹组耶？”即以《回波词》对曰：“只臣便是曹组，会道闲言长语。写字不及杨球，爱钱过于张补。”帝大笑。球、补皆当时供奉者，因以讥之。
从这一条记载中可以看出，曹组是靠自己的才思敏捷以及投合徽宗嗜俗的审美心态而得帝王欢心的，其作用类似于朝廷弄臣。这首《回波词》《全宋词》漏收，可以让读者窥见曹组作词的风格，略略弥补百余首《红窗迥》失传的遗憾。曹组的《红窗迥》虽然已经全部失传，但流传至今的作品中仍不乏浅俗艳冶者，大致也能展现他这方面的创作才华。如写佳人姿态各异、各有千秋说：“无限面皮儿，虽则不同，各是一般好”（《醉花阴》）；写细读佳人之来信说：“香笺细写频相问，我一句句儿都听”（《忆瑶姬》）；写窗外景致的微小变化给人带来的感触说：“窗儿外、有个梧桐树，早一叶、两叶落”（《品令》）等等。曹组当时流行于词坛的，就是这种风格的作品。黄升《花庵词选》对曹组也有同样的评语，说：“曹元宠工谑词。”再次是在野的作家群。朝廷以外，也有大量的俗词作者。徽宗年间党争残酷，元祐党人纷纷被贬出京。元祐党人及门生，学术见解和政治观点虽然与执政者完全不同，作词则依然深受时风影响。《碧鸡漫志》卷二说：“赵德麟、李方叔皆东坡客，其气味殊不近，赵婉而李俊，各有所长。晚年皆荒醉汝颍京洛间，时时出滑稽语。”赵令畤字德麟，元祐年间苏轼爱其才而荐之于朝，徽宗时坐与苏轼交通，入党籍，罚金。他叹息老来处境，自慰道：“少日怀山老住山，一官休务得身闲，几年食息白云间。”（《浣溪沙》）又发牢骚说：“人世一场大梦，我生魔了十年。明窗千古探遗编，不救饥寒一点。”（《西江月》）这二首词都是用直白的语言抒发情感，与赵令畤“清超绝俗”的总体风格截然不同。
李廌字方叔，少以文章见知于苏轼，为“苏门六君子”之一。早期词清疏淡远，徽宗年间，受世风影响，逐渐创作了一些靡曼谐俗的作品。如政和年间，李廌见一善讴老翁，便戏作《品令》云：
唱歌须是，玉人檀口，皓齿冰肤。意传心事，语娇声颤，字如贯珠。老翁虽是解歌，无奈雪鬓霜然。大家且道，是伊模样，怎如念奴。
不仅从观念上坚持认为歌词须十七八女孩子持红牙板娇语曼唱，而且通篇用口语，如同对平常人做平常解说。词中所用的戏谑口吻，也是徽宗年间词人所具有的共同特征。
此外，还有其他社会各阶层的人参与到俗词的创作之中来，如民间艺人、释道神仙、下第举子、市井歌妓等等，下文在讨论其它方面问题时将继续涉及。
2、俗词题材内容之多样徽宗年间的俚俗词是淫靡世风的产物，主要迎合人们贪图享乐的需求，所以，题材偏于写艳情相思，如上文所例举的多数词作。然而，俚俗词的广泛流行和普遍阶层词人的参与创作，必然带来歌词内容上的突破。部分词人已经习惯用俗词表述自己的种种情感，他们的创作往往超越艳情的范围。结合苏轼开创的“无事不可言、无意不可入”的创作传统，徽宗年间俚俗词内容方面的突破同样是广泛且深远的。
第一，是对社会现实针砭批判的愤世之情。徽宗年间朝政黑暗，权奸当道，民不聊生，仁人志士不得施展抱负，社会矛盾蓄积重重。用俚俗词斥责现实，有其犀利直接的优点，许多词人便借俗词抒愤，表达对现实的极端不满。沈作喆《寓简》卷十载：
汴京时，有戚里子邢俊臣者，涉猎文史，诵唐律五言数千首，多俚俗语。性滑稽，喜嘲讽，常出入禁中。善作《临江仙》词，末章必用唐律两句为谑，以调时人之一笑。徽皇朝，置花石纲，取江淮奇卉石竹，虽远必致。石之大者曰神运石，大舟排联数十尾，仅能胜载。既至，上皇大喜，置之艮岳万岁山下，命俊臣为《临江仙》词，以“高”字为韵。再拜词已成，末句云：“巍峨万丈与天高。物轻人意重，千里送鹅毛。”又令赋陈朝桧，以“陈”字为韵。桧亦高五六丈，围九尺余，枝柯覆地几百步。词末云：“远来犹自忆梁陈。江南无好物，聊赠一枝春。”其规讽似可喜，上皇忍之不怒也。内侍梁师成，位两府，甚尊显用事，以文学自命，尤自矜为诗。因进诗，上皇称善，顾谓俊臣曰：“汝可为好词，以咏师成诗句之美。”且命押“诗”字韵。俊臣口占，末云：“用心勤苦是新诗。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髭。”邢俊臣以词曲为武器，对现实与权臣进行辛辣的讽刺，言人所不敢言。由于徽宗喜爱这种格调的作品，所以就不会“龙颜大怒”，在逗趣一乐中邢俊臣也逃脱了朝廷的惩罚与权贵的报复。这种寓庄于谑的进言方式要比直言进谏相对安全，因此也从另一个方面鼓励了俗词的创作。
徽宗年间民间词人更善于用通俗滑稽的政治讽刺词抨击社会弊端和腐败政局。徽宗即位初，下诏求直言，崇宁元年政局再变，上书直言者俱得罪，京师流传《滴滴金》云：
当初亲下求言诏，引得都来胡道。人人招是骆宾王，并洛阳年少。自讼监宫并岳庙，都一时闲了。误人多是误人多，误了人多少？（龚明之《中吴纪闻》卷五）
词人以极诙谐的口吻，似乎是在嘲弄那些不知好歹的上书言事者，事实上矛头直指朝廷。“误人多是误人多”，是留给轻信皇帝诚意者的沉痛的教训。政局如此翻手为雨、覆手为云，怎能叫人有什么指望呢？
徽宗还有许多随心所欲的怪诞举动，也是民间嘲弄的对象。徽宗崇信道教，排斥释佛，“政和间改僧为德士，以皂帛裹头项，冠于上”（洪迈《夷坚志》卷七），不伦不类，有无名氏作词两首说：
因被吾皇手诏，把天下寺来改了。大觉金仙也不小，德士道：却我甚头脑。道袍须索要。冠儿戴，恁且休笑？最是一种祥瑞好。古来少，葫芦上面生芝草。（《夜游宫》）
早岁轻衫短帽，中间圆顶方袍。忽然天赐降辰毫，接引私心入道。可谓一身三教，如今且得逍遥。擎拳稽首拜云霄，有分长生不老。（《西江月》）
和尚光头，道士蓄发，将和尚改为道士，就得掩饰此尴尬景况。朝廷居然能够异想天开，让和尚用皂帛裹头，将光秃秃的脑袋遮盖起来。《夜游宫》就抓住这一滑稽可笑的举止，尽情嘲讽。徽宗年间君臣为了证明确实是太平盛世，圣王再世，又大量编造祥瑞事迹，如甘露降、黄河清、玉圭出、嘉禾芝草同本生、瑞麦连野、野蚕成茧等等，史不绝书。词人在结尾便抓住这一点，让和尚蓄发，如同“葫芦上面生芝草”，也不是旷世难遇的“祥瑞”？这样的嘲讽，够犀利辛辣的。《西江月》嘲讽的对象，则最初是秀才者，后削发为和尚，最终又被迫作道士，可谓儒、道、佛三教合一。拜君王所赐，居然也有长生不老的希望。全部是正话反说，揶揄嘲讽。
宣和时，徽宗又下旨逼迫“士人结带巾，否则以违制论，士人甚苦之”（《中吴纪闻》卷六），士人便作词讥刺说：“头巾带，谁理会？三千贯赏钱，新行条例。不得向后长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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