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典型的代表作是官溧水时写的《满庭芳》：
风老莺雏，雨肥梅子，午阴嘉树清圆。地卑山近，衣润费炉烟。人静乌鸢自乐，小桥外、新绿溅溅。凭栏久，黄芦苦竹，拟泛九江船。年年，如社燕，飘流瀚海，来寄修椽。且莫思身外，长近尊前。憔悴江南倦客，不堪听、急管繁弦。歌筵畔，先安簟枕，容我醉时眠。
词人于元祐末曾任溧水令，多少有受旧党排斥的意味。词人于是产生了厌倦在外地卑官微职的生活。这首词借溧水风光的描述，抒发了这种无法排遣的苦闷。上片用秀丽圆融的诗句把江南初夏的景物和低湿潮润的气候条件写得形象逼真而又细致入微。首三句点明时令，渲染初夏风光。“风老莺雏，雨肥梅子”两句，措词运意，两两相对，充分体现出词人缜密典丽的词风。“老”、“肥”本来是形容词，这里用作动词。词性的转化与活用，增强了词的形象。“午阴嘉树清圆”，从天空写到地面：正午的阳光直射在大树上，地面上的阴影又正又圆。这本是司空见惯的景物，词人诗意地表达出来，便有无穷意味。刘禹锡《昼居池上亭独吟》中有“日午树阴正”之句，周词写得更加深细。“地卑山近”二句进一步刻画其地、其景、其事，江南梅雨季节的景色宛然入目。江南四月，树茂雨多，加上“地卑山近”，空气潮湿，衣物易霉。想要熏干衣物，是要更“费”一些“炉烟”。“费”字，一方面衬托溧水的潮湿过甚，同时又烘托词人的心情烦闷，无法排遣。“人静乌鸢自乐，小桥外新绿溅溅”，加倍烘托心情的不佳。“乌鸢”的自乐与新绿的欢快，是乐者自乐、哀者自哀，与词人无法产生共鸣。未三句承此，直接爆发出近似贬谪的苦痛之情。词人迁官溧水，自我感觉到与白居易贬窜江州类似，所以借白居易诗句写自己的处境及心境，用笔含蓄婉转。下片写漂流之哀伤。换头以“社燕”自比，暗示生活无定，四处奔波，有寄人篱下之感。漂流身世，宦海浮沉，牢骚不平又怎能不油然而生？“且莫思身外，长近尊前”两句，笔意陡转，欲借酒驱愁。这是针对上述漂流失意而产生的无可奈何的办法，其中隐含难言之苦。然而“长近尊前”仍无济于事，原因是“憔悴江南倦客，不堪听、急管繁弦。”这三句又翻进一层，叙说饮酒听歌反而更增添心中郁闷。百般无奈，设想只有进入醉乡才能暂时忘却无尽的烦扰：“歌筵畔，先安簟枕，容我醉时眠。”难以排遣的忧愁经过几次转折，达到高潮便戛然收束。
这首词字斟句酌，以精策的词语带动全篇。同时在采融前人诗句入词方面又几乎不露痕迹。“风老”句来自杜牧“风蒲燕雏老”(《赴京初入汴口晓景即事》)；“雨肥”句来自杜甫“红绽雨肥梅”(《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午阴嘉树”句来自刘禹锡“日午树阴正”(《昼居池上亭独吟》)；“黄芦苦竹”两句来自白居易“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琵琶行》)；“且莫思身外”来自杜甫“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尊前有限杯”(《绝句漫兴九首》之四)。这首词不仅仅是简单地化用唐人诗句，而且结合唐人的遭遇、诗意，写己身流落之悲慨。上阕大段点化《琵琶行》诗意，使读者由白居易的遭遇反思词人的处境和心情，获得了“天涯沦落人”的丰厚的文化意蕴。陈廷焯评此词“说得虽哀怨，却不激烈，沉郁顿挫中别饶蕴藉。”（《白雨斋词话》卷一）此种特色之表现，正在于词人对唐诗语句、意境的化用。这就是周邦彦词语言上最大特色之一，也是他的成功之处。
化用前贤诗意如同己出之佳作，还有《西河·金陵》：
佳丽地，南朝盛事谁记？山围故国绕清江，髻鬟对起。怒涛寂寞打孤城，风樯遥度天际。断崖树，犹倒倚，莫愁艇子曾系。空余旧迹郁苍苍，雾沉半垒。夜深月过女墙来，赏心东望淮水。酒旗戏鼓甚处市，想依稀、王谢邻里。燕子不知何世，入寻常巷陌人家，相对如说兴亡，斜阳里。
词写金陵怀古。全篇从刘禹锡两首诗歌中化出。其一是《金陵五题·石头城》：“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其二是《金陵五题·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许昂霄《词综偶评》称其：“隐括唐诗，浑然天成。”周邦彦在句斟字酌方面用力甚专，在其词作中时时可见。如《玉楼春》：
桃溪不作从容住，秋藕绝来无续处。当时相候赤栏桥，今日独寻黄叶路。烟中列岫青无数，雁背夕阳红欲暮。人如风后入江云，情似雨余沾地絮。
词借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采药遇仙女事，写情人分手之后再无相见的绝望悲痛。以辞语的精雕细刻著称。结尾两句，备受后人称道。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说：“美成词有似拙实工者。如《玉楼春》结句云：‘人如风后入江云，情似雨余沾地絮。’上言人不能留，下言情不能已，呆作两譬，别饶姿态，却不病其板，不病其纤，此中消息难言。”这两句对仗工整，取譬恰当，构思别出心裁，充分显示了周邦彦的语言功力。前面所说的“妍炼”，讲的就是周邦彦的词色彩清丽而用词又十分简洁精炼。他经常用很少的词语就能创造出鲜明的意境和浓郁诗意。前引的就有：“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念月榭携手，露桥闻笛”；“望中地远天阔，向露冷风清无人处，耿耿寒漏咽”；“恨春去，不与人期；弄月夜，空余满地梨花雪”。“人如风后”两句又是一个典型的实例。
再如《菩萨蛮》：
银河宛转三千曲，浴凫飞鹭澄波绿。何处是归舟?夕阳江上楼。天憎梅浪发，故下封枝雪。深院卷帘看，应怜江上寒。
这首词上片写旅途，从行人角度落笔；下片写闺中，从居者角度设想。羁旅愁思、情思，以双方照应之笔来写，这是很平常的。惟此词造句用语极费功力。以“银河宛转三千曲”写旅途的漫长，且喻相思的绵绵悠长以及心事的曲折缅邈，新颖别致。“何处望归舟，夕阳江上楼”，其意境从温庭筠《梦江南》“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化出，精练含蓄。过片突发奇想，将漫天“封枝”大雪的原因归结为“天憎梅浪发”。事实上是闺中人孤独而没有赏梅心情、且无法折梅赠远之苦痛的委婉表达。周济评此二句“造语奇险”（《宋四家词选》），词人是以奇特的想象与“造语”来表达跌荡起伏的情绪。结尾“深院”两句再转为深情宛转，哀怨至深。
此外还有些著名的词句，也都不大使人想到它的来源了。如：
叶下斜阳照水，卷轻浪、沉沉千里。桥上酸风射眸子。立多时，看黄昏，灯火市。（《夜游官》）
何意重红满地，遗钿不见，斜径都迷。兔葵燕麦，向残阳、欲与人齐。(《夜飞鹊》)湖平春水，藻荇萦船尾。空翠入衣襟，拊轻桹、游鱼惊避。晚来潮上，迤逦没沙痕，山四倚，云渐起，鸟度屏风里。(《蓦山溪》)周邦彦善于用对句。这也是从律诗中继承发展而来的。除前举“风老莺雏，雨肥梅子”之外，还有“褪粉梅梢，试花桃树”（《瑞龙吟》）、“风翻旗尾，潮溅乌纱”（《渡江云》）、“暗竹敲凉，疏莹照晚”（《忆旧游》）、“帘烘楼迥月宜人，酒暖香融春有味”(《玉楼春》)、“泪多罗袖重，意密莺声小”(《早梅芳》)等。他还以生动的语言创造出许多生动的形象。如，“水涨鱼天拍柳桥”、“芳草连天迷远望”（《满江红》）、“风梳万缕亭前柳”（《渔家傲》）、“出林杏子落金盘”（《诉衷情》）、“笼灯就月”（《意难忘》）、“砧杵韵高”（《风流子》）等等，凡此种种，都带有富艳精工与清新深婉的特点，都成功地丰富了词的意境与艺术感染力，给人以美的感受。周邦彦的词风是骚雅典丽、含蓄蕴藉的。
周邦彦通过自己的创作，在词史上赢得了很大声誉。甚至被称为婉约派的集大成者和格律派的创始人。南宋末陈郁在《藏一话腴》中说：“二百年来，以乐府独步。贵人、学士、市儇、妓女皆知美成词为可爱。”他所开创的典雅醇正之词风至南宋时蔚然成风，直接影响到姜夔、史达祖、吴文英、王沂孙、张炎等人的创作。在艺术创作方面，他的词是对北宋词坛的一个总结，承上启下之功不可没。陈廷焯因此推崇说：“词至美成乃有大宗，前收苏、秦之终，后开姜、史之始。自有词人以来不得不推为巨擘，后之为词者亦难出其范围。”（《白雨斋词话》卷一）当然，周邦彦在词史上的消极影响也是明显的。在苏轼开辟了词的广阔道路以后，周邦彦通过自己的创作，把词又拉回到批风抹月，留连光景与涂写艳情的老路上来，内容狭窄，境界不高，这无疑是词史上的一次曲折，一次反复。不过，由于周邦彦的艺术造诣很高，他深谙音律，学识渊博，技巧纯熟，经验丰富，在审定古音，整理古调，创制新曲方面，的确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在词调雨后春笋般纵横出现之时，他以个人的学术权威来进行词律的规范化工作，并以自己的作品昭示当代，嘉惠后学，对词律、词学、词作的发展无疑也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由于他过分地或单纯地讲求格律，制定法度和型式，这就必然忽视或斲伤词所反映的现实内容。他的某些作品并非是深受感发的有得之言，而只是在文字与音韵上刻意雕琢，美虽美矣，谐自谐矣，可惜的是不见性情，不见境界，实属无病呻吟。从他开始，北宋词中所具有的那种纯朴自然、清新隽永的面貌逐渐消失了。
律，制定法度和型式，这就必然忽视或斲伤词所反映的现实内容。他的某些作品并非是深受感发的有得之言，而只是在文字与音韵上刻意雕琢，美虽美矣，谐自谐矣，可惜的是不见性情，不见境界，实属无病呻吟。从他开始，北宋词中所具有的那种纯朴自然、清新隽永的面貌逐渐消失了。
第二节 大晟词人创作群体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九月，朝廷以新乐修成，赐名《大晟》，特置府建官，“朝廷旧以礼乐掌于太常，至是专置大晟府。……礼乐始分为二。”（《宋史》卷一百二十九《乐志》）这是宋代音乐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北宋词阶段性的重大事件。府中网罗一批懂音乐、善填词的艺术家，一时形成创作风气。后人称他们为“大晟词人”。大晟府罢于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前后历时二十余年。在这一段时期内，任职大晟府的艺术家人数众多。据笔者统计，保存至今的史料中姓名可考的大晟府职官，仍有29人之多。这与当时大晟府设置的规模、任职的人数相比，已是沧海一粟。而这姓名可考的29人中，仅7人有词留传，被收入《全宋词》。即：周邦彦，字美成，号清真居士，存词186首；晁端礼，字次膺，存词142首；万俟咏，字雅言，号大梁词隐，存词27首(不包括残句)；晁冲之，字叔用，存词16首；田为，字不伐，存词6首；徐伸，字干臣，存词1首；江汉，字朝宗，存词1首。7人存词共计约360余首。南宋以来，所讨论的大晟词人就限于这7位。7位词人在大晟府的任期或短或长，或先或后，大多彼此不相统属，甚至互不相识。所以，7位词人创作之相互影响，很难辨识，彼此间的差异也较大。“大晟词人”是一个很松散的创作倾向概念，指凡被任命为大晟府职官、有词作传世的词人。然而，处于相同的社会环境之中、艺术气质相近的大晟词人，或仰承帝王旨意、或因大晟职责之所在，其创作呈现出某些共同性。大晟词人实际上是徽宗的御用文人群，故推而广之，大晟词人创作中表现出来的共同性，也同样存在于大晟府以外的其他御用文人的创作中，大晟词人是御用文人的典型代表。周邦彦已有专节讨论，这里重点讨论另外6位词人的创作。
一、“太平盛世”中的大晟谀颂词“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一代之审美观念、人情世俗、帝王趣好、朝廷决策等等诸多文化背景的因素，都会程度不同地影响当时的文学创作。尤其是一代帝王喜欢舞文弄墨、推行特殊文艺政策、对文学之士格外予以奖掖之时，文化和社会背景对艺术创作的影响便显得更加突出和直接。中国古代文人以入仕为官、成功立业、光宗耀祖为最高的人生价值之实现，所谓“学而优则仕”。为了实现这一价值目标，有时不惜以扭曲心灵或行为变异为代价。文学创作是文人们通向仕途、飞黄腾达的一个便捷之阶。所以，从文学流变发展史来看，历代不乏迎合帝意、曲意奉承、混同世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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