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3］ 甚至东印度公司监理委员会在收拾行装准备撤走时已经开始感觉到，作为外交的姊妹的战争，就是对人们的问题的回答。西方的和中国的垄断者都遭受了百年以上的痛苦，但现在那个时代已经过去。监理委员会宣称，战争能轻易地打赢，并且会“把我们的交往置于合理的基础上”。因为“中国人民决不想损害同英国的关系……敌对心理只不过产生自政府的猜忌而已。”［4］ 大班们想起他们曾经享受过的巨大利益时充分相信，备受官员压迫和海关监督征税之苦的普通中国人，一定会赞成中国国内商人数百年来未能实现的愿望：摧毁官僚制度对商业的限制，即使这意味着诉诸武力也在所不惜。
如果英国人比较认真地省察一下自己的动机，就会认识到他们对中国人的误解是多么严重。自从葡萄牙人拥有第一批商船之日起，欧洲商人就被利润、宗教信仰和国家荣誉所激励。过去重商主义和民族主义是携手并进的。而现在，随着帝国主义在十九世纪成为一种学说，它把这两者空前紧密地结合了起来。贸易总是随着国旗而来。可是谁都会想到，当国旗最终真的到达广东时，广州人可能考虑国家的安危胜过考虑贸易的利益。
鸦片战争（1839—1842年）前夕，清朝的对外政策以三个长时期以来遵循的假定为依据：即中国在战争中占优势；它善于使外来民族“开化”；它有贵重商品可使外国人接受纳贡地位。这三个假定在当时都错了，而且最后一个假定到1839年尤其过时得厉害，因为它只适用于工业时代以前的商业往来的情况。那时外商来华只是为了购买中国货物。而此时西方制造商开始来寻找中国市场了。曼彻斯特商会在1836年2月交给外交大臣的一份呈文中指出，广州提供了年达三百万镑印度商品的出路，“这使我们的印度臣民能够大大增加对我们制成品的消费量”。［5］ 英国人要扭转一千年来欧洲和东亚之间的供求关系，他们想的比实际做到的更多，但是坚决要求取消中国为防止西方商业入侵而设立的壁垒，这呼声中还悦耳动听地夹杂着十九世纪辉格党自由主义与曼彻斯特企业的共同要求，这就是不久人们所说的“自由贸易”。“自由贸易”的代言人，如主张侵华的一些时文小册子作者和院外活动者，完全反映了这个时代的民族主义，他们异口同声地要求贸易特权和平等的外交往来。
［1］ 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118页。
［2］ 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177页。
［3］ 格林堡：《雅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178页。
［4］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4第316—317页。
［5］ 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194—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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