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军队在中国土地上驻扎的权利；外国在中国沿海贸易中的航运权及内陆航行权；受条约限制的关税税率等等。在以后年代中增加的外国权利和特权，又进一步缩小了中国主权的范围。［2］ 优越的外国力量——一般地包括商业、财政、军事、工业和技术等方面——将带着破坏性的力量日益加紧向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进行冲击。
在回顾这个过程的第一阶段时，我们可以看到清朝的几个虚弱方面：第一，与西方列强相对抗的清朝的军事力量和行政能力在内乱激烈的时期渐趋崩溃。内乱的确引起了外患。第二，根本弱点是思想和体制方面的，也就是对外国的现实一贯无知，并且存心不去考虑这一现实。最彰明较著的证明就是他们愚不可及地主张，清帝国的政体应高于所有外国的君主。北京拒绝以平等态度交往，直到不得已时才在不平等条款的基础上被巧取豪夺。
必须把1860年以后的条约制度视为中国政体的一个特殊部分，中国的主权在这里不是被消灭，而是被订约列强的主权所掩盖或取代。在整个中国内地，政治经济的传统部分很少有直接的变化。同样地，在对邻近国家的关系方面，朝贡使节继续前来北京，好象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从1860到1894年，朝鲜向中国朝贡的年份有二十五年，琉球八年，安南（越南）五年，尼泊尔四次，缅甸一次。但与此同时，在沿海和上溯通航河流凡受到现代影响而发达起来的地带，尤其是在条约口岸，一种新的混合政体已经形成。炮舰在条约口岸和水路航线上代表着外国的权力。外国军事力量在中国的增长，后来也促使清朝逐渐采用西方武器装备它的军事力量，并且最后装备汽轮而形成了一支海军。然而这一切已经为时太晚，不能拒外国人于国门之外了。
在经济方面，混合的中外秩序最初主要限于中国商人和外国商人合作的对外贸易方面。当然，在对新兴的口岸城市的管理方面，还有一个外国领事的因素在起作用。既然英国驻北京的公使和驻条约口岸的领事就近掌握有皇家海军的炮舰，他们此时已是中国权力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在总税务司监管下的中国海关既同中国、又同外国有关方面进行密切的合作，就完全是可行的了。回顾一下利用非中国人来管理中国对外贸易的这些丰富的历史先例是有必要的。譬如说，蒙古人征服南宋以后，斡脱，即中亚穆斯林商人的行会，在“与蒙古贵族的合伙关系”中行使承包租税的特权；到十三世纪八十年代末他们开始“在海上商业方面……起领导作用”。［3］ 1860年以后，商埠中的税务司既是中国海关监督的行政上的同事，又是外国领事的社会上的同仁。赫德在北京是总理衙门的雇员和总理衙门首脑恭亲王的顾问，同时又是英国公使的同胞和亲密顾问。
［1］ 卡迪：《法帝国主义在东亚的根基》。
［2］ 关于不平等条约的不同界说，见邱宏达：《中国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对不平等条约看法的比较》，载J.A.科恩编：《中国对国际法的实践》。
［3］ 舒曼：《元代的经济结构》，第4、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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