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着令人可畏的兵力,但安庆的失守和中央控制的瓦解业已铸成太平天国覆灭的局面。
太平天国的覆灭最后是由曾国荃对南京的围攻,以及李鸿章对沿海地区和左宗棠对浙江省进行的清剿来完成的。李鸿章从东面横贯江苏发动的强攻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它反映了这位精明而善于应变的首领力求控制上海及其邻近地区的商业财富,因为这是财富和权力的新的源泉。作为中外贸易的新中心,上海因人口急剧增长,并有资财雄厚的流亡绅士阶层以及与内地商业的多方面联系,所以成了一个无与伦匹的军事基地。李鸿章刚就任江苏巡抚,便立即着手控制关税收入和江苏厘金。这两项贸易税,尤其是江苏厘金,确实是他以后几年军事行动的财政支柱。李鸿章经过无情的官场斗争后赢得了对这些财源的控制权,到了1862年下半年,他不仅能够维持他自己迅速扩大的淮军,而且 能够为曾国藩那支因欠饷而日渐不满的军队提供大量的经费。
当1863年李鸿章的军队节节击破坚守在江苏东部和浙江北部城镇中的太平军时,他的军队已经超过了五万人,这就为中国武装力量具有重大意义的第一次现代化创造了条件。李鸿章与他的作风守旧的老师曾国藩颇不相同:曾国藩不让他的湘军采用外国装备,而李鸿章则敏锐地认识到他控制上海时在技术上得到的意外收获。他不仅从西方购买了大量来复枪轻武器和西式野战炮,而且雇用英、法两国军官来训练他的军队使用这些武器。到1864年春,李鸿章的军队已装备了约一万五千支步枪。为了供应这支军队所需的弹药,还要进行另一项改革:李鸿章从1863年起在上海、苏州,最后还在南京迅速建起了生产现代军火的兵工厂。为镇压国内叛乱而在军事现代化方面所进行的这种种早期的冒有风险的事业,展示了清朝统治最后几十年的态势。把现代化装备用于正统的军队,这意味着在未来五十年内能够相当成功地维持国内的秩序,尽管在这个时期中国尚不能建立一支抗御外国侵略的武装力量。
常胜军自1860年建立以来,虽然有过连续几次领导危机,却安然无恙地维持了下来。它的第一任统领华尔与支持他的中国商人及清朝当局的关系搞得不错。为了显示和加强他作为中国军事制度的助手的作用,华尔被授予了中国绿营军的管带官阶。1862年9月华尔受伤致死。他的继任人是另一个美国人白齐文,此人桀骜难驯,很少顺从中国方面的意图。他被解职以后,常胜军改由英国皇家工兵少校戈登(英国驻上海指挥官士迪佛立将军的密友和亲戚)指挥。他收到了伦敦发来的要他接受中国人指挥的明确指令。上海的英国当局起初不同意扩大分遣队的作战范围,后来才作了妥协,这样分遣队的作战范围就从最初防卫上海地区扩大到协同李鸿章的军队到西线攻打太平军的据点。在这些战役中,戈登的炸炮和突击队证明确是清军手中的得力武器。在整个1863年中,常胜军都在战场上为攻取叛军在江苏东部和浙江北部据守的城镇而冲锋陷阵。在常熟、太仓和昆山取得的重大胜利使清军空前地逼近了该地区的行政和经济中心苏州。1863年12月5日苏州的陷落(部分得力于守城者有人变节)确是叛军遭到的一次重大挫折。戈登作战有两个特点特别值得一提:由于应用了英国按优惠条款提供的现代火炮,在根本上改变了迄今为止内战所特有的古老攻坚方式。许多曾经庇护过太平天国文职政府并成为军事防卫的支撑点的城市,它们的墙垣不再能安全无虞了。其次,李鸿章在江苏东部战场上的胜利,牵制了太平军防御天京的力量(当时它正处在曾国荃的围攻下),从而加速了太平军运动的最后失败。
太平军在都城被围和他们长江下游的经济基地业已丧失的情况下,仍狂热地进行了最后的殊死战。1864年7月19日曾国荃破城而入,大肆屠杀南京居民,并纵火焚烧了这座城市。据说约有十万人在最后的这场浩劫中丧生。洪秀全在南京陷落前就病殁了。其余的领导人被穷追不舍,直到捕获处死为止。逃出来的少数小股部队被赶到广东,第二年也在那里被消灭了。唯一幸存的力量是遵王赖文光的军队:他这时招募了许多被清朝残酷的“剿捻”战争弄得无家可归的安徽难民,并按太平军方式对他们加以组织和进行教育,誓死要继续进行斗争。赖文光和捻军的结盟使太平军的这支残部一直延续到1868年。不过作为一个政体和宗教团体,这个运动在1864年就被有效地扑灭了。应当认为,胜利者一心一意搞横暴行为,它不仅毁灭了太平军的军政机构,而且使太平军的传统本身也实际上在剑与火中烟消云散了。
当考察太平军失败的原因时,我们立刻会遇到的困难是,不能完全用纯军事方面的理由来解释。叛乱在最后三年出现火力方面的差距,但仅归因于这个因素,还不是令人满意。太平军不乏新式武器。众所周知,李秀成到1862年已经通过西方商人和投 机家弄到了几千支步枪。然而太平军在战略上的败局却早在1861年随着西征最后失败就已命定地形成,这时甚至李鸿章的淮军尚未建成。同样,也不能把外国军事力量的介入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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