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5到1862年这段时期实际决定了拉萨的哪些属地将留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之内，哪些属地将落入英属印度支配之下。英国的侵略性并不次于俄国，但是受到巨大的喜马拉雅山脉的阻碍。
1792年并入清帝国这件事将西藏和英属印度隔开，但是象俄国人在新疆一样，英国也利用“本地的”代理人渗入尼泊尔、西藏以及喜马拉雅山和喀拉昆仑山的诸西藏属国，为东印度公司寻找贸易的机会。这些最早的代理人中有一个名叫阿卜达哈迪汗的人，曾于1795年带着印度和英国制品被东印度公司派到尼泊尔去，他提出的一份鼓舞人心的报告大大刺激了英国人对西藏贸易的兴趣。
1810年，一个名叫吉尔曼的商人派遣另一个本地代理人到西藏的噶大克去，目的是得到披巾用羊毛的样品，这种披巾羊毛是由列城商人垄断的，并且是对十九世纪大部分英-藏政治有相当影响的一项商品。披巾用羊毛［1］ 有两种：一种用驯养的山羊毛，一种是更加珍贵的野山羊毛、野绵羊毛和其他动物的毛。虽则在拉达克出产小量披巾羊毛，但大部分是来自西藏的日土和羌塘。根据条约的要求，西藏的生产者只将羊毛运到列城，再由克什米尔和中亚的商人继续全部转运给在克什米尔的纺织业。破坏这一垄断贸易便要以没收论处，它的规章严厉到甚至把六城地区质优价廉的披巾用羊毛排挤出了列城市场。当拉达克政府听说吉尔曼的努力后，它宣布凡是破坏垄断的人此后都将处以死刑。
少数英国人亲自暗地里探索贸易的机会。1811年，托马斯·曼宁前往拉萨，甚至设法谒见了达赖喇嘛。威廉·穆尔克罗夫特和H.Y.赫希在1812年进入西藏，远至噶大克，穆尔克罗夫特还派他的代理人米尔·伊沙塔拉去六城地区搜集有关贸易的情报。但是这些人只是作为个人独自去的，因为印度政府虽则并不阻止这样的探险，但它害怕触犯清政府，所以拒绝给探险家们任何官方文书。但是由于1814—1816年英尼战争和英俄商业竞争的结果，英国官方的态度开始改变。因为受亚洲俄国商人已在西藏活动的谣言的刺激，英国挑选了库茂恩和加瓦尔（菩提亚人在这两个地方的北部边缘居住）作为直接与西藏贸易的良好路线。［2］ 然后，在结束英尼战争的萨高利条约中，英属印度并吞了库茂恩，并且确定加瓦尔和西姆拉两个山地国家作为印度的保护国。现在，英国的领土首次和清帝国的领土在西藏接壤。1816年东印度公司的韦布上尉和西藏官员之间在新边境线上的接触，增加了英国打破西藏孤立状态的希望。
英国击败尼泊尔并在加德满都重新派驻一名使节之事使北京放心不下，因为尼泊尔人在最后尝试争取清朝援助时，曾向清朝谎报说，英国人命令尼泊尔将它献给清朝的贡赋转交给印度政府，还要求自由通过尼泊尔领土去西藏。为此北京派了赛冲阿钦差大臣带领一小支军队去西藏探听究竟。赛冲阿了解到事实以后，拒绝支持尼泊尔，他只是希望印度政府“应考虑”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友好关系”，以从加德满都撤回使节为宜。当英国人答复说，如果北京愿意派遣一位中国的使节到尼泊尔去防止英尼争端发生，他们乐意照办，这时赛冲阿却将事情搁置下来，而在1817年回到了中国本部。［3］
英尼战争的另一结果是英国与西藏的属国锡金发生了接触。1817年，英国签署了英锡提塔利亚条约，将尼泊尔在1792年从锡金夺去的领土还给它，并且宣布对该国拥有最高权力，包括对锡金的外交关系负责。但是无论拉萨或是北京都拒绝承认提塔利亚条约的合法性。
英尼战争和英国宣布对锡金拥有最高权力，这成了西藏对外政策的一个转折点。作为清朝属地的西藏却有自己的对外政策，这表明它是享有特殊地位的。西藏有它自己的藩属，这些藩属是中国政治势力范围的次要部分，但它们本身不是清朝的领土，甚至也不是清帝国形式上的属国。在十八世纪，拉萨政府对扩大与英国的接触表现了一些兴趣，班禅喇嘛通过询问1774—1775年东印度公司的使节乔治·博格尔关于英俄关系的问题，已经有意地扩大了让英国人观察西藏的条件。在西藏并入清帝国后，英国人看来一定会先成为一股有希望抵消清朝影响的力量，但1817年以后，尽管汉族人数在青海和东部康区继续增长，人们已经很清楚，清朝对拉萨的权力不大，它几乎完全不干预西藏的内部事务。清帝扮演了佛教保护人的角色，他对寺院作一些布施，旨在维持现状。寺院和世俗官员们从西藏作为清朝藩属的地位中所得到的商业利益是巨大的，特别是在茶叶贸易方面。因此有理由认为，拉萨不想将一种遥远的、松弛的与和谐的清朝统治去换取一种较近的、更有力的和文化上较少共同点的英国统治。
清朝对英国侵略尼泊尔和锡金的反应是如此消极，以致拉萨不敢指望清朝的保护。清驻军的士气低落，数量也太少，不足以应付严重的危机。满族士兵已婚娶西藏妇女，她们靠丈夫的微薄薪饷很难生活，何况薪饷又不能经常送到驻军手里，因此清朝驻藏官员不得不低声下气地向西藏政府寻求财政援助。士兵们被迫用其他工作收入来补充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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