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奏议之中，从而抵销了减赋的好处。冯桂芬本人从未为维护县的定制而提议过任何规定。他直率地引用过一句古代的格言：“作法于凉，其弊犹贪；作法于贪，弊将若之何？”［33］
冯桂芬的建议得到苏松太区一些知名绅士的支持，这些人都拥有大量的地产。由于地主要依靠他们佃户的劳动，所以象潘曾玮（1819—1886年，道光时期军机大臣潘世恩的幼子）那样的隐退官员并不一定同情为了微利与衙役又倾轧又勾结的小绅士。此外，在冯桂芬与潘曾玮那样有名望的绅士和几十万属于苏松太小户的自耕农两者的经济利益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冲突。［34］
李鸿章以他一贯的实用主义态度，对冯、刘二人的观点兼收并蓄。最迟到1863年12月当他的衙门搬到已被收复的苏州时，他要冯桂芬起草第二份准备与曾国藩联名的奏议。此奏遭到当时任布政使的刘郇膏的严厉批评，但曾国藩并不是一点也不同情冯桂芬的。［35］ 刘郇膏受命重新起草，但他到1865年6月9日才送上来，这时曾国藩已经赴山东剿捻去了。
在此期间减赋之事无独有偶。负担漕米份额分外沉重的第二个地区是浙江省富饶的杭嘉湖道。这里有着与苏松太同样的历史背景（原来的租率都已经改为税率），它负担的漕粮份额在十九世纪初也高达一百一十万担。但早在1823年以来，几乎每年都要豁免一部分份额。与苏松太一样，有权势的地方也搞“注荒”，地方官除了向小户加征浮收以弥补大户逃避的完纳外，别无他法。沉重的浮收中包括运输费（1852年后浙江漕米开始通过海路运往北京时，已被核减）。自耕农有时在所谓“包户”的帮助下也取得大户的名分，这与苏松太的情况一样。［36］
在1863年大部分时期中，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左宗棠设大本营于严州，向杭州的进攻进展缓慢，所以杭州到1864年3月31日才被收复。十天之前，李鸿章的部队已经收复嘉兴，但湖州到1864年8月才攻取，那是南京失守后一个多月的事了。对清廷答应核减杭嘉湖漕粮份额之举，左宗棠的第一个答复颇有卓见地说明了漕粮为什么象苏松太那样已成为民众暴乱的常见的原因。自耕农在应缴的每担漕米外，通常至少还要另缴八、九斗。他说：“竭小民终岁之力，徒为胥吏中饱、衿棍分肥之资。”［37］
1864年11月，左宗棠报告了关于他设立一个制定章程的局所拟定的新漕粮之事。他指望把规定的份额减少三分之一。每亩地的税率也作相应的调整。这项工作较苏松太所进行的要简单得多，因为只需把土地分成九等。左宗棠还打算解决浮收问题。他知道地方政府的开支必须有来源，所以提出了一种规定的浮收，名叫“运费”。这项运费是在清帝批准的漕米浮收之外以运输名目另外征收。左宗棠暗示，县令可以视情况需要使用附加的“运费”收入，不用说明用途。但他规定的“运费”不高，对每担应缴的漕米只收八文，这比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向杭嘉湖征收的海运特别费用多四文半钱。［38］ 与冯桂芬的意见不同，左宗棠不认为他征收的“运费”会引起更强烈的贪婪。他认为制度应“因俗”制宜，这点与曾国藩是一致的。结果，户部提出减赋三十分之八，此议在1865年5月被清帝批准。在杭嘉湖恢复征收糟粮的工作落到了新任浙抚马新贻身上。负责征税的局拟订的税率表比左宗棠设想的要高，从1865年秋季开始按新税制征税。［39］
同时，关于苏松太漕粮的争论仍在苏州继续进行。该城最有影响的绅士学者可能是潘曾纬，他力图说服布政使刘郇膏接受冯桂芬的观点，但没有效果。在北京当官的苏州府吴江人殷兆镛在1865年5月中旬曾上疏，列举江苏省税制的弊病，其中不但攻击了李鸿章严厉的厘金税赋，而且还攻击了似乎与田赋一起恢复的沉重的浮收。［40］
曾国藩和李鸿章1865年6月9日的第二次奏章，要求把苏松太以及常州府和镇江府的规定田赋核减二成。它还提出应把上述地点的漕项核减二成；漕项是经过清帝批准的浮收，它征收白银，并且是以运输漕米的名目开征的。一份附片报告说，在过去一年当苏松太根据临时税制恢复征收田赋时，凡是“火耗”浮收都已被核减一半。对大小户也不再作区分，并且今后不管是官是绅，凡再进行包税者，都将受严厉惩处。［41］
曾国藩和李鸿章的第二次奏议可不象他们前一次的要求，它直截了当地被户部拒绝。1865年8月的一道上谕宣称，由于运输漕米需要漕项，核减这项收入只会引起地方征收数目不等的“津贴”。［42］ 随着太平军的消灭，朝廷不打算在农业赋税方面让步了。
李鸿章的所谓腐败的厘金税制被殷兆镛激烈攻击，特别使李对他的理财名声不安。作为两江代理总督，他通过江苏代理巡抚刘郇膏在苏松太地区核减了诸如火耗、耗米和银钱折换差额等浮收。但在1866年当李鸿章离开南京去征剿捻军以后，刘郇膏指令，按照新税率对苏松太自耕农应缴的每担漕米增收八百文浮收。［43］ 这等于恢复已经取消的额外负担。代理巡抚做的事也许是势在必行的，因为他不管出于合法或非法的目的，必须去弥补那些已被取消但又需要用来维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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