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要吊死自己。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你说？”
“唉，算了吧，快走啦。”
就技术上来说，马丁·贝克至今才弄清楚有关保斯街上这个神秘死亡案件的一切细节，至少已经弄清楚警方采取了哪些调查工作。但是还有一个重点：要拿到弹道调查报告，如果有的话。
虽然他花了不少功夫调查死者，但是有关斯维瓦这个人，他知道的还是很少。
星期三攻击莫斯壮和莫伦住所的那件事，马丁·贝克并不关心；他也不知道有关银行抢劫或那些特别小组有什么困难和难言之隐。他为这一点感到庆幸。星期二下午在查访斯维瓦的房子之后，他曾经到昆斯荷曼街的中央警察局，在那里每个人都忙于自己的事情，没有人有空招呼他。因此他就到国家警察局去。在那里他听到一个谣言，刚一听到他觉得很荒谬；但是在仔细地思考过后，他觉得很难过。
谣传说他要高升了。但是做什么？督察长，委员，区长？也许只是变得比较健康、比较有钱、朋友比较多吧？
然而这不是重点，大概这些假设都只是毫无根据的闲话。
他最近一次调升是在一九六七年，担任刑事组长；但是没有理由被调到更高的位子上。如果是在最初几年，毫无疑问地他可能在四或五年里再次调升。
每个人都知道，在官僚体系下，你必须彻底熟捻关于薪水和升官这类的事，因为每个人都抱着嫉妒的眼光盯着自己和别人的机会。
这种谣言是怎么开始的？在背后一定有些理由。但是是什么？就他的想法，有两种可能的解释。
首先可能是他们要让他当不成国家刑事小组的头头；甚至他们已经准备好要把他丢进官僚体系之内，让他坐进楼上那些位子——毕竟这是最常见的用来除掉不顺眼或明显没有能力的官员的办法。然而这不大可能。没错，在国家警察局里他有些敌人，但是他对他们根本不会构成威胁；而且这样一来，他们大概就势必要让库尔保升官来接他的位子，而这是他们相当不愿意见到的。
所以第二种解释似乎就比较有可能了。但是不幸地，这种想法是会使所有人颜面尽失。十五个月前他经历了生死只在一线之间的危机，也是瑞典近代历史中惟一一个老警官曾发生的事——被一个所谓的罪犯开枪击中。这件事情在当时引起许多注意，而且他的所作所为让大家视他为圣人，虽然他没有那么清高。然而众所周知的，在警察圈中，英雄就如凤毛麟角一般，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夸大了这出戏的剧情的原因。
所以，现在有个英雄在面前，他们能拿这个英雄怎么办？他已经获得了一面奖章了，所以现在能做的只有让他升官了。
马丁·贝克自己曾经有充分的时间去分析一九七一年四月那个改变他命运的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老早就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他做错了。不只是道德上，从专业的角度而言也是。他也了解在自己有这个想法之前，他的许多同事就已经这么认为了。他的行动就像个白痴，所以才会被击中；而且就因为如此，他们到现在才肯给他一个比较高、要负责任的位子。
他在星期二傍晚曾经思考过自己的处境，然而一回到维斯保加他的书桌前坐下，他立刻就不再想它了。星期三，他冷眼、无情但却有系统地投入斯维瓦这个案子里。他独自坐在房间里，以自己的方式进行调查。
有一阵子他告诉自己，这应该是他目前所能希求最好的情况了：在情况还算不错的时候跳出工作，被分派来独自以自己的方式处理这个案子，没有任何外界的干扰。
但是在内心深处他还是有些留恋。为了什么，他也说不上来，也许他所从事的正是他的兴趣所在。他常常发现自己是孤独的，而现在似乎更是变成了一个隐士，丝毫没有找个伙伴的慾望或任何打破僵局的意思。他是不是快要变成一个工作的机器了，封闭在锅盖之下——还是一个看不见的玻璃圆顶中？
以他职业性眼光来看，目前这个案子会发展到什么情况他一点也不忧心；他可能会弄清楚，也可能不会。他的部门在谋杀和一般杀人案件上的破案率算很高的，这是由于大多数的案子都不复杂，而且那些伏罪的人通常都会被关起来。
除此之外，国家刑事小组的装备也比较齐全。整个警力中，拥有丰富的资源与直接面对罪犯的只有安全警察，而他们仍旧在搜集共产主义者的名册，同时固执地忽视许多法西斯主义组织的兴起，除此之外他们真的是一无是处。所以他们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凭空想象政治犯罪并且评估潜在的安全风险，以便有些事情可以做，因此他们那些活动的结果正如预期的，可笑至极。然而安全警察可视为是策略性的政治后盾，用来对抗不听话的思想家，而且到时候他们的行为就不再是可笑的了。
当然国家刑事小组也有失败的时候。调查陷入胶着，最后只能归档。通常他们都已经知道这些案子的罪犯是谁，但是罪犯一定会坚决否认，所以也就无法被定罪。这类暴力犯罪的方式越原始，证据通常也就越少。
马丁·贝克最近一次的失败就是典型的例子。拉普兰的一个老男人用斧头杀了与他同年的妻子，动机是他与女管家有了暧昧的关系。管家的年纪较轻，而且她受不了他太太的唠叨和妒嫉心。在杀死她之后，他将尸体藏在放木柴的小屋子里。因为时逢冬季，气候非常的差，所以他等了大约两个月才拆下一扇门放在雪橇上，将她的尸体载到最近的村庄去；那里距离他的农场有十二里，而且根本没有路。因此到了那里，他宣称那个老女人是自己跌倒以后头撞到火炉，因为天气实在太寒冷，所以他无法早些带她到村里来医治。那里每个人都知道这是谎言，但那个男人坚持这种说法，他的管家也是。当地警察外行的调查方式又破坏了所有犯罪的痕迹，所以他们请求外来的援助。马丁·贝克花了两个星期呆在一间奇怪的旅馆里，但最后仍无功而返。白天，他质问那个凶手；到了晚上，他坐在旅馆的交谊厅里，听着当地人在他的背后嘲笑他。然而这种是非颠倒的处境是非常例外的。
斯维瓦的故事比较奇特，和马丁·贝克以往处理过的案子不太相同。这应该是很刺激的一件事，但是他不是个喜欢解谜的人，所以丝毫不觉得刺激。
他星期三做内部调查的工作没有什么成效，以往捉到的罪犯的档案也没有任何有关卡尔·爱德温·斯维瓦的资料；这些只能断定他从来没有因犯罪而留下任何记录。但是有许多违反法律的人根本没有到过法院——这似乎已偏离制定法律的原意了。法律就是要保护社会中某些社会阶层的人，维护他们被模糊化的利益，但是现在看起来怎么会变得千疮百孔？
国家酒类与文化局的报告中也没有任何资料。这可以假定斯维瓦还不算是个酒鬼。以他在社会上的地位，有关当局一定会对他喝酒的习惯进行调查。如果是上流社会的人喝酒，会被视为一种“文化”；而其他阶层的小市民如果有这种需求，立刻会被当作是酒鬼或是个案，需要关心和保护。但调查完之后他们既得不到关心也得不到保护。
斯维瓦成年之后就担任仓库管理员这个工作，而他最后是在一家快递公司上班。他的背受过伤，这在他从事的这个职业里是常见的事，因而在他五十六岁的时候，主管就认为他已经不适合这份工作而将他辞退。
从那时起，他只靠退休金一天拖过一天，也就是说他只靠连锁商店卖给他的大量狗食和猫食维生。
在他的储藏室中，那半罐贴着“喵喵牌”标签的猫食，是惟一看起来可以吃的东西。
有一些不太重要的资料显示，斯维瓦是在斯德哥尔摩出生的，他的父母在四十多岁时就过世；而且他没结过婚，也没有抚养过任何人。他的资料还没有转给福利局，在他最后工作的那家公司里也没有人记得他。
诊断出他不适合这份工作的医生写了一些诊断说明说，这个病人不能从事体力工作，年龄太大所以也不能再接受训练。另外斯维瓦也说过他没有意思继续工作下去，“因为这份工作似乎毫无意义”。
也许想要找出是谁杀了他，而找到之后还要知道是为什么，也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他到底是如何被杀的实在令人不能理解，所以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先试着找到凶手，然后问他是如何做到的。
现在是星期四，太阳快下山了。他才离开那两个人和那辆发出刺鼻葯水味的卡车不到一个小时。马丁·贝克回到图尔街的屋子里做了些新的尝试。今天的工作应该结束了，但是他不想回家。所以他又爬了两层楼，然后休息片刻等他的呼吸恢复。这时候，他看着那个椭圆形的珐琅门牌，白色的底面上有绿色的字：李·尼尔森。
外面没有门铃，只有一条铃绳。他拉了一下，然后等着。里面传出门铃发出的叮当声，可是没有任何回应。
这是栋老旧的房子，从门上的毛玻璃可以看见玄关的灯是亮着的，这表示有人在家，他以前来的时候里面都是暗的。
一段恰当的时间之后，他再拉了那条铃绳一次。那种清脆的金属撞击声再次响起，里面也传出有人拖着脚步过来的声音，他隔着那面不透明的玻璃隐约看见一个人影。
多年执勤的经验让马丁·贝克可以很快地判断出一个人的个性、反应，用专业的术语来说是“初步的描述”。
来开门的女人最多三十五岁，但是直觉告诉他，她实际上可能多个一两岁。她不高，大约是五呎二时，他猜想。虽然有结实的身体，但她给人的印象是柔弱、秾纤合度，而不是丰满或过于笨拙；她的体型强硕，但有些不协调。她的眼睛是蓝色的，眼神锐利而且直接，她直视他的眼睛，就像是可以猜透他的心思，无论他是在想什么。
她有一头金色的直发，剪得很短，它们现在还是濕的，而且有点乱；她身上散发出一股香味，很可能是植物性洗发精的味道。她穿着短袖开襟的织线羊毛上衣和一条褪色的、应该洗过无数次的牛仔褲；羊毛上衣应该是刚穿上不久，有许多水滴溅到肩膀和胸部附近。她的肩膀比较宽，臀部较小，从脖子到手臂都让阳光晒得很均匀；她的脚短而薄，脚趾很直——像是常常穿凉鞋或木展，更可能是经常没有穿鞋。
他意识到自己正用职业性的眼光检视着她的脚，就好像在检查血迹或尸首上的痕迹一样，所以他赶快将眼光回到她的脸上。
那双眼睛现在正在搜索，她的眉毛微蹙。
“我正在洗头发。”她说。
她的声音沙哑，也许是感冒了，或是常常抽烟；或是她的声音原本就这样。
他点点头。
“我大声地说了‘进来’两次。门没有锁，我在家的时候通常都不锁门的，除非我想要一个人静静。你没有听到我在喊吗？”
“没有。你是李·尼尔森吗？”
“是啊，你是警察，哦？”
马丁·贝克的观察力非常地好，他遇到过的人当中，只有他的上司可以和他媲美。而只不过几秒钟，她就可以正确地知道他的来历，而且从她的眼神中，她好像已经把他打量清楚了。不过这还有待观察。
她之所以能很快猜出他的身份，当然，可能是因为她预料到会有警察来找她；不过他并不这么认为。当他取出皮夹，拿出他的证件的时候，她说：
“你只需要告诉我你的名字。该死，嘿，进来吧！我想这里应该有你想要的东西。我们俩该不会想站在楼梯上说话吧。”
马丁·贝克稍微感觉到他的戒心松懈了些，但是这种情形真的很少在他身上发生。
她突然转身走进屋里。刚开始，它的大小和布置让他不自在，但是这个房间里零星地安置着一些令人愉悦的家具。一些孩子的图画用大头针固定在墙上，显示她有一个家庭；除此之外，墙壁上的装饰很杂乱，有油画和普通的图画，有放在椭圆形相框里的旧相片，还有一些剪报和海报——其中还有列宁和毛泽东的肖像，不过这些在他看来大概并没有政治上的涵意。房间里还有许多书，有些在书架上，有些则随手丢在一旁。她有许多录音带和一套音响，两台看来年代久远、且经常使用的打字机；还有一大堆的文件，大部分都装订好并叠成一摞，看起来像是警方的报告。他猜想这些是她的笔记之类的东西，而她可能正在进行一些研究。
他跟着她进去，穿过一个可能是婴儿房的房间，只是床上非常的整齐，所以平常住在这个房间的人目前应该不在才对。噢，现在是夏天了。那些负担得起的父母親都带着孩子到乡下去了，远离城市污浊的空气和荒谬的生活。
她回过头来瞥了他一眼，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然后她说：
“你介意我们到厨房坐吗？如果你介意的话只管说一声。”
她说话的语调不算很友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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