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资本主义，必然会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或一些步骤！ ......因为社会主义无非是从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再向前跨进一步。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在这一级和叫作社会主义的那一级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级。”
请注意，这几段话是在克伦斯基执政时期写的，这里所谈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革命民主”国家。我们由这一政治阶梯往上登得愈高，我们在苏维埃内把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体现得愈充分，我们就应该愈不惧怕“国家资本主义”，这难道还不清楚吗？从物质、经济、生产意义上说，我们还没有到达社会主义的“前阶”，而不通过我们尚未到达的这个“前阶”，就不能走进社会主义的大门，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问题，结论只有一个：“左派共产主义者”所谓“国家资本主义”是对我们的威胁的论断，是一个极大的经济错误，它清楚地证明他们完全成了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
五
下面这个情况也是极有教益的。
当我们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布哈林同志争论时，他还谈到一个意见：在给专家以高额薪金的问题上，“我们〈显然，这个我们是指“左派共产主义者”〉比列宁要右一些”，因为我们看不出这里有任何违背原则的地方，我们记得马克思说过，在一定条件下，对工人阶级说来，最适当的是“用赎买摆脱这个匪帮”(指资本家匪帮，也就是说，从资产阶级手里赎买土地、工厂及其他生产资料)。
这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意见表明：第一，布哈林比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高出一筹，他完全不是不可救药地堕入空谈，恰恰相反，他在极力思考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痛苦而艰难的过渡----的具体困难。
第二，这个意见更加明显地暴露了布哈林的错误。
确实如此。让我们深入思考一下马克思的思想吧。
他指的是上一世纪70年代的英国，是垄断前的资本主义的极盛时代，是当时军阀机构和官僚机构最少的国家，是当时最有可能“和平地”即通过工人向资产阶级“赎买”的办法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国家。所以马克思说：在一定条件下，工人决不拒绝向资产阶级赎买。至于变革的形式、方法和手段，马克思没有束缚自己的手脚，也没有束缚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活动家的手脚，他非常懂得在变革时会有怎样多的新问题发生，在变革进程中整个情况会怎样变化，在变革进程中情况会怎样频繁而剧烈地变化。 在苏维埃俄国，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在剥削者的军事反抗和怠工反抗被镇压下去以后，已经形成某些类似半世纪前在英国可以形成的条件(如果英国当时开始和平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话)，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当时英国有下列种种情况可以保证资本家屈服于工人：(1)工人即无产者在人口中占绝对优势，因为已经没有农民(在70年代的英国已经有一些征象，可以指望社会主义在农业工人中非常迅速地得到成功)；(2)加入工会的无产阶级具有很高的组织程度(当时英国在这方面居世界第一位)；(3)在长期的政治自由发展中受到严格训练的无产阶级具有比较高的文明程度；(4)组织得极好的英国资本家----当时他们是世界各国中最有组织的资本家(现在这个领先地位已经转到德国)----长时期惯于用妥协的方法解决政治和经济问题。就因为这些情况，当时才会产生有可能使英国资本家和平地屈服于英国工人的想法。
在我国，目前已有某些基本前提(10月的胜利和从10月到今年2月对资本家军事反抗和怠工反抗的镇压)使这种屈服得到保证。在我国，工人即无产者没有在人口中占绝对优势，没有很高的组织程度，胜利的因素是最贫苦的、迅速破产的农民对无产者的支持。最后，在我国，既没有高度的文明，也没有妥协的习惯。如果考虑一下这些具体条件，那就很清楚，我们现在能够而且应该把两种办法结合起来，一方面对不文明的资本家，对那些既不肯接受任何“国家资本主义”，也不想实行任何妥协，继续以投机和收买贫民等方法来破坏苏维埃措施的资本家，无情地加以惩治；另一方面对文明的资本家，对那些肯接受并能实施“国家资本主义”，能精明干练地组织真正以产品供应千百万人的大企业而对无产阶级有益的资本家谋求妥协或向他们实行赎买。
布哈林是一位学识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因此他想起马克思曾经十分正确地教导工人说：正是为了易于过渡到社会主义，保存大生产的组织是很重要的；如果(作为一种例外，当时英国是一种例外)将来种种情况迫使资本家和平屈服，在赎买的条件下文明地有组织地转到社会主义，那就给资本家付相当多的钱，向他们赎买，这种思想是完全可以容许的。但是，布哈林错了，因为他没有考虑到俄国目前的具体特点。
我们目前正处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就是说，我们俄国无产阶级在政治制度方面，在工人政权的力量方面，比不管什么英国或德国都要先进，但在组织象样的国家资本主义方面，在文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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