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又闻之，仁宗皇帝因采范镇、司马光之议，宰相韩琦力赞睿断，大策中定，授之英祖。诏令既具，将孚于庭，而当时好谀之臣杂进其说，皆曰：‘陛下春秋鼎盛，子孙千亿，何遽作此不祥事。’仁宗皇帝圣虑深远，与天为谋，力却群言，卒安大器。臣间因窃读国朝事迹，至此未尝不掩卷三叹，而继之以泣也。夫受尽言而不怒，固本於人君之盛德；而赞大谋而不惑，尤资於大臣之明断。若时先正韩琦以盛德元勋，光辅王室，维持正论，上开帝聪；故一时谀臣之进说，皆逡巡却立，而范镇、司马光之议，不惟不得罪于当世，而且卒行其言。先臣幸遇明主，而不胜群邪之害正，遂以殂身。即是而论罪，桧与汝楫讵可胜诛哉‘呜呼！范镇、司马光之说，不避嫌疑之尤者也；谀臣之论，能避嫌疑之尤者也。然自至和迄今百有余载？天下之公议未尝进谀臣於镇与光之上，然则先臣独何罪？是疏也，於先臣本无足辨，然足以误天下后世之为臣子者，臣故不敢不申为之说。
至于张戒之《默记》，荒谬不根，颠倒错乱，尤为昭昭，臣不敢以臆说与戒辨，诸以高宗皇帝宸翰为证。戒之言曰，薛弼以甲子正月，道由建昌，与戒言及先臣建储之议，云是丁巳岁，先臣因召对，实建此请。又以为谍报，虏酋将有所挟，以入京师。先臣与弼会于九江舟中，议所以沮虏谋者，而及於此。既又托为玉音，谓先臣虽忠，而握重兵於外，此事非所当预。次之以先臣失措之状，又次之以薛弼造膝之语，而断曰：‘飞为大将，而越职及此，取死宜哉！’熊克又从而信之，笔之《小历》，上之史院，板而行之天下。
臣尝捧书痛哭，重叹先臣之不幸，而窃怪夫弼之果於诞也。夫丁巳岁，绍兴之七年也。先臣奉诏至督府，与张浚议刘光世军不合，遂疑先臣有自营得军意。即日上章，乞解兵柄，玺书召还，复畀以兵。则与弼同对，盖是年之六月也。至冬十一月，而刘豫始废，则先臣召还之时，豫未尝废也。豫方据汴，虏何自而有挟以入京之谋。夫正资宗之名，何预於虏、使先臣谓有益於国本则可，而谓以沮虏谋，固不若是其疏也。
臣之所辨，亦既详矣，然未有所据，不足以折弼，请言其所据。按《野史》等书载，皆谓先臣当时因召对罢，诣资善堂？见孝宗皇帝英明雄伟，退而叹曰：‘中兴基本，其在是乎！’至绍兴十年，虏再叛盟，先臣洒泣厉众，即日北讨。将行，数请面陈，冀以感动上听。会诏趣进兵，不许？乃密为亲书奏上之，大略以为：‘今欲恢复，必先正国本，以安人心，然后不常厥居，以示不忘复雠之志。’奏至，宸衷感悟，赐御札褒谕，有‘非忱诚忠谠，则言不及此’之语。
臣尝窃考《野史》与弼之说，而见其时日之不同，亦窃有疑焉。及伏观臣家之藏诏，究其次第，而后知《野史》之载为可据，而弼之说，盖甚诬也。
谨按虏人寇河南之初，先臣得警，即乞诣行在所奏事，御札报曰：‘览卿来奏，欲赴行在所奏事，深所嘉叹。’既又曰：‘俟卿出师在近，轻骑一来，庶不废事。’及先臣奏，已遣张宪、姚政军，御札复报曰：‘览卿奏，已差发张宪、姚政军马至顺昌、光、蔡，深中机会。卿乞赴行在所奏事，甚欲与卿相见。’既又曰：‘措置有绪，轻骑前来奏事，副朕虚竚也。’先臣未及觐，上遣李若虚至军，御札报曰：‘金人再犯东京，贼方在境，难以召卿远来面议。今遣李若虚前去，就卿商量。’则是先臣累请面陈而不获也，然后亲书建储之请，密以奏，上御札报曰：‘览卿亲书奏，深用嘉叹，非忱诚忠谠，则言不及此。’即天语而观之，决非区区具文之奏，而其褒谕之语，深切著明，盖直为先臣建储之议设也。御札之连文曰：‘卿识虑精深，为一时智谋之将，非他人比。兹者河南复陷，日夕怆然。’考之时事，则其为绍兴十年之诏也甚明。
是先臣尝密疏言於绍兴十年之后，而未尝面对言於七年之前；是先臣因兴师，请觐不获，而后抗疏，未尝因谍报而欲立此，以沮虏谋也。况谍报之事，其为不根、臣之辨尤明，则弼所谓玉音有‘非卿所当与’之说，‘卿自以意开谕’之说，先臣有冲风吹纸之事，怪其习小楷之事，讵有一实哉！年月先后之不同，面奏疏闻之有异，弼真果於诞者！
按弼之在先臣幕为最久，及先臣得罪，僚佐皆下吏远徒，独弼不与，偃然如故。公议皆谓弼旧居永嘉，秦桧方罢相里居，弼足恭奴事，以徼后福。及在先臣幕，知桧恶先臣，观望风旨，动息辄报，以是获免於戾。天下固知之矣。
臣窃以为小人苟免以全身，见利而忘义，亦何所不用其至，初不足以污笔椟。独忘国而谋家，忘君而谋身，忘所知而谋所芘，既欺一时，以免其祸，又托为游谈聚议之说，矫玉音而实其辞，因它人之笔，以欺天下后世，使人莫窥其奥，其用心之奸，挤崖之嶮，盖非它人比也。臣伏读国朝之律，伪制书及增减而足以乱俗者，弃市。圣人立法之意，抑以制书者上之所用，以信天下，奸民敢矫而为之，而其矫为者又足以乱俗，则虽置之极典，诚不为过。夫制书不可矫也，玉音其可矫乎？一时之俗不可乱也，天下后世之公其可乱乎？原情而议法，弼当在《春秋》诛心之典。臣独惜夫高宗以宏略圣度，致炎、兴三十六年之治，继中天二百余载之业，而秦桧擅命，矫称玉音，已不逃沈该等之奏论。弼齗齗小人，亦敢驾说而矫诬，又作为进对折旋之义，使人见之，若亲奉天语者，其罔上诬君之心，讵胜言哉！遂使洋洋圣谟，玉石不辨，天下后世若之何而可以取证也。
若夫戒谓先臣越职，取死为宜，书之简牍，传之万世，岸然不以为耻，则又臣之所甚末谕。夫先臣为一身谋，则固愚矣；而为社稷谋，顾不谓之忠乎？人臣而一陈社稷之忠谋，谗臣已嫉而陷之，谏官又和而劾之，搢绅士大夫之议又从而交非之，则其不幸，岂特一时而止哉！谗臣嶮欺，固不足算，臣之所甚惑，而不能已者，盖以谏官者，公议之所出，搢绅者，公议之所显，大廷伏蒲，露章劾奏，百僚在位，侧耳耸闻，而曰如此者谓之嫌疑，谓之贪功，是当诛。执笔纪遗，公议攸托，万世而后，汗简所徵，而曰如此者谓之妄言，谓之越职，是宜死。然则天下后世之见此奏比书者，谁不钳口结舌，而自列于括囊之士哉！呜呼！此岂特臣之所甚惑，为人稍知尊君之谊，立朝之节，宜举无不惑者矣！
按是时，汝楫志于得位，媚灶奉承，无所不至，入奏之际，安恤其为天下后世之误。弼幸于免祸；求以自解，敢肆矫诬，出言之际，亦安恤其为天下后世之欺。戒喜于异闻，窃奸人之绪论，以为至确，笔牍之际，又安恤其为天下后世之议。独以先臣之忠如此，而小人抵巇，一至于是，宁不哀哉：逐鹿者不见泰山，攫金者不见市人，汝楫是也。言伪而辨，行伪而坚，弼是也。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戒亦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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